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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次郎也没睡着，静静地侧躺着看我，很久很久才说了一句：“对不起。”
他没能请到假。好运正在远离他们，形势越发地严峻，倒幕的呼声越来越高，近藤先生不予批假。那天见面，父亲就说了，幕权衰败已经是必然，除了盲目乐观的法国人外，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西南强藩，寻求新的合作对象。
幕府的统治在那时已经是风雨飘摇了，武士的鲜血如残阳一般染红了那个时代最后的黄昏。固守在这艘古老战船上的他们注定要追随着它被历史的汪洋吞没。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天幕下是大片辽阔的荒原，一队队穿着铠甲的武士举着火把严阵以待。
我把我的想象告诉宗次郎，他微微地笑，寒光间拔出一小截明晃晃的刀身。他凝视着心爱的武士刀，说：“真能那样，也不枉此生了。”他的刀总是放得很近。
我默默无语。
又过了两天，父亲来了。他说必须回去了，母亲一直在等着我们。
这次宗次郎也在，他端坐在边上，低垂着眼帘听我们说英语。我记得中间我和父亲有过一小段激烈的争吵，而宗次郎只是飞快地瞥了我们一眼，又低下了头。我的视线和他有过那么一瞬间的交集，那时他的眼睛睁得特别大。
父亲走后，我扑在他怀里大哭了一场，而他不断地亲吻我的头发，我的耳垂，我的眼睛。
他认真地问我：“你想见你母亲吗？”
“嗯。”
“做决定很痛苦吗？”
“嗯。”
“很简单的，我可以帮你呀，”他在我耳边喃喃说，“相信我，只要我活着，一定会去找你的。”
“可是，宗次郎，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我的眼泪怎么也停不住。
他轻柔地哄着我，垂下来的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我看不见藏在里面的暗潮涌起的情绪。
晚上睡觉时，他想让我睡个宁神觉，特地点了熏香。带着异香的烟气从炉子的镂空处逸散出来，很快，屋子里弥漫着柔嫩的香味，像咬断花茎流出来的蜜汁，粘稠又甘甜。
我们虽然每晚都睡在一起，可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做过亲密的事了。他生性寡欲克己，长期过度激烈的战斗又透支了他本来就不甚强壮的身体，他变得很容易生病，吹个风都会咳上好几天，所以一直在调养。而那晚他竟然主动地解开我的腰带……
他的气息随着身体富有节奏的起伏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平和，我也在他滚烫的怀里沉沉睡去。昏睡前，我隐约听见他说：“一定要等我。”
等我再度睁眼醒来时，看到的不再是我熟悉的摆设。没有他的衣物，没有小香炉，没有案几……我已经不在那间我精心布置的小屋子里了。我躺在一辆疾驰的马车上，身边坐着我神情复杂的父亲。不用问我也知道，我这是要去哪里。从宗次郎出乎意料地点香时起，我就感觉到事情会这样。他和我一样，不喜欢熏香的味道。可是我没有阻止他的异动，而是任其发展，让他替懦弱的我来做一个抉择。我竟卑劣至此！摸一摸肋骨，疼得直抽冷气。我想，他亲手抽走了自己的第七根肋骨，一定更疼。
我转头看向窗外，不让父亲看到此刻的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昏黄萧瑟的天空下，有比白昼更耀眼的落日。
第69章 第六十八章 向猫头鹰许愿
我终于在时隔近一年后见到了我久违的母亲。
她皱着眉头躺在床榻上辗转，时不时地说着梦话。我走到她身边，感受着她温暖的气息，伸手抚平她眉间的皱起。她的呼吸急促不稳，脸色苍白而憔悴，曾经饱满的嘴唇没有血色，眼角和额间细纹遍布。我摸摸她的手臂，一直顺延到她的手，那么瘦，像枯枝一样。这真的是我那美丽的母亲吗？波特曼子爵家的贵族小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难过极了，俯身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妈妈，我在这儿。”
她依旧紧闭着眼睛，喉咙间发出意识不明的回应，身体渐渐地放松下去了。
父亲示意我不要再打扰她了。我最后吻了吻她的手，放回被窝里，捋平被子的折角，便和父亲出去了。
走到门外，父亲点了根雪茄，薄荷的香味飘散在阴冷的空气里。他倚靠着墙壁抽烟的样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曾经也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了。鼻子突然有些酸酸的。
“她一直都这样，爱犬死后她就全无寄托了，”父亲说，“还好，你又回来了。”
西历1865年的十二月，我回到了横滨。可是，一切再也回不到原点了。
母亲的病情渐渐地有了好转，只是对我的依恋在不断地加重。她需要我长时间的陪伴，只要是清醒着，视线里如果没有我，就会变得极其焦躁。她像个小孩子一样需要温柔地哄着，偶尔会发点小脾气。
父亲请了新的佣人，转手了旧的住所，全家搬到了蒙贝利先生位于高手山地的宅邸。这里环境幽雅，景色怡人，没有人可以来打扰我们一家平静如水的生活。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至少母亲和我不必再承受别人讥讽鄙夷的目光。自我离家以后，关于我的丑闻在居留地已经传播开了。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明说，那就是，任那个人如何神通，也无法再找到我了。
这座东西方风格参半的宅邸空空荡荡，虽然该有的家具一应俱全，摆设精美，采光良好，可是我总能在各个角落里感觉到那个名叫玛格丽特的日本女人的气息和哀愁。有时躲藏在呜咽的风里，有时徘徊在无人的楼梯口。我曾在廊道上，隐约听见嗒嗒的脚步声，追着声音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每到傍晚，附近房子里有人弹奏起圆舞曲，起初是羽毛一样轻盈的安详，接着越发自由奔放，像汹涌的怒海迸发出想要挣脱一切的力量，听起来却意外地抚慰着迷茫空虚的我。这时，我便会爬上最高楼去看日落。黄昏的山色罩在光晕里面，远远望去，是一片惨淡的朦胧。
我想画画。于是，我画给我母亲看。我的画里有一座日式的小宅子，凉棚和秋千架边盛开着我亲手种下的花草，长长的屋檐下是终年阳光不至的走廊，一个年轻的男孩抱着猫坐在那里乘凉。母亲点点头说：“好看。”
客厅里也有一架钢琴，蒙上了一层重重的灰尘。以前，我曾经见过蒙贝利先生站在钢琴边耐心地教他的日本爱人弹肖邦的夜曲。我没有让佣人动手，而是自己拿了洁净的干布细细地擦拭，虔诚而郑重，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一般。我坐在琴后，弹华尔兹，欢快的曲调从我手指间流淌出来，宛如掬起一汪碧色的池水，弹着弹着，我的眼泪也掉落下来。我在美妙的华尔兹里看见了他，带着腼腆的笑，对我伸出手，然后踏着笨拙的脚步和我跳舞。
这座宅邸里有别人爱情的回忆，情绪是会感染人的，用一种直接露骨的方式。比如，想象。
父亲说，蒙贝利先生已经走了，大约不会再回来了。他买下了那艘名叫“玛格丽特”的船，改造成自己的私人轮船，去了很多地方。可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再醒来了。
多年后，我在伦敦港口见过他一次，风尘仆仆，面带忧伤，可是精神抖擞，眼睛还是那么明亮。他开始相信东方的灵魂转生说，四处地寻找爱人的身影。人活着，总要有所寄托。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比十九岁更成熟一些。在某个晚上，我突然顿悟了。我跟父母道完晚安，走回房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憔悴而无神的面容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人是谁？真的是我吗？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显示出衰老的败势呢？我想，要是这么消沉下去，以后见到宗次郎，他会认不出我来的。
于是，我便清楚地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又开始学东西了，从烤小饼干到做玩具，每天要看一本书，和新来的佣人也相处得很好。可是，我还是很想他，坚信他会遵守诺言来找我。
我们唯一的合影存放在他那里。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让上野先生多洗一张出来，他的理由是，“反正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一张就够了。”没有关系，他的模样，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画出来。我当时是那么笃定的。可是渐渐地，随着时光荏苒，我开始恐慌了。他的神态我始终记得，可是影像却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好在，他给我留下了一点东西，让我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并不是我少女时期一个孤独的臆想。
生活过得平和简单，我做着和他重逢的美梦，直到几个月后被父亲一席话残酷地打破。父亲决定提前结束任期回国。在饭桌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反应，假装没有听见，我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那种疼痛感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母亲是很高兴的，她想回伦敦，不过父亲说必须先去一趟纽约州，他还有些事要办。
伦敦和纽约都不能让我高兴，因为我心里装着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不能和父亲争执，他的做法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不自爱已经使我们家在横滨已经难以立足了，母亲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长期借住在朋友的豪宅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
母亲还未痊愈，她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她。我只能偷偷地恳求父亲让我再去一趟京都，我保证说：“我只是想和他道个别，立刻就会回来，求求你。”当然，换来的是他厉声的驳斥，随即摔门出去，几天都不和我说话了。
而父亲真的就向领事馆提请了辞呈。等待批复的日子漫长而寂寥，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好觉。玛格丽特的影子无处不在，我甚至还能在夜半时分听见三味线的声音从她自杀的那间房间里绕出来，紧紧地缠住了我的手脚。惊醒时，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睡梦中忆起的她教过我的一句俳句：“有人不爱子，花不为伊开。”她说，可以把这句俳句作为回赠送给那个人。
那个人让我等他，他和玛格丽特一样有着决绝无畏的性格。1866年的春末依旧冷冽，我抱着枕头，躲在床角，瑟瑟发抖。
我住的房间在二楼，有一个单独的露台。倚靠在白石的栏杆边，伸出手可以摸到梨花树的树冠。我很喜欢坐在露台上吹风，看看月亮，这比呆在房间里要舒服很多。庭院里还种着东方的梧桐树，树干是一种顺滑的翠绿，充满欣欣向荣的生气，截然不同于我在欧洲常见的法国梧桐呈现出的灰白色、片片剥落的颓废美感。对欧洲的记忆是在十六岁以前了。而我十六岁的时候还未曾尝试过这种思念蚀骨的滋味，还不曾长时间地等待着有人踏着月色叩开我的窗子，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过情人。我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一个乌发红唇的东方少年牵肠挂肚。
我想见他。每夜都为此辗转反侧。
有一个月亮很圆很大的晚上，我在院子里陪母亲散步。树上的梨花已经开得沉甸甸的了，我听见“扑梭”的响声，还有枝干暗哑的低吟。走到树下抬头看，一只猫头鹰瞪着黄褐色的眼睛，站立在树梢上，一动不动，姿态十分骄傲。
我心里一动，双手合十，虔诚地闭目向它祷告。等我睁开眼，像从未出现似地，树梢空空落落，全无踪影，只有不断飘落下来的梨花花瓣。真香。
我和母亲解释说，日本人把猫头鹰视为“福鸟”，据说可以带来幸福。母亲不明所以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实际上，我想起了男孩和他的猫头鹰老公公。也许那会是男孩童年时遇到的那一只，虽然猫头鹰寿命不过几年而已，可我宁可相信如此，就像我认定我还会再和他见面一样。
幽居的整个期间，除了偶尔会让佣人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外，我们一家子几乎与世隔绝，直到基德敏斯特男爵的来访。
他还是一成不变的温雅从容，米色的茄克穿在他身上格外精神。那个时候穿着茄克外出的贵族还是少数，基德敏斯特男爵说，他喜欢这种简单的着装更甚于繁冗的燕礼服。
他是来道别的，身后跟着已经改名为汤米的日本小男孩弥之助。维维安把小男孩托付给了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将带着这个小男孩回到伦敦，承诺会让他接受良好的西式教育。
弥之助还记得我，他看着我，泪水溢满了眼眶，大概又回忆起了那个血腥的晚上。那个夜晚令他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而我心怀愧疚，因为我爱的那个少年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刽子手之一。我把这种歉意表达给基德敏斯特男爵先生，他安慰我说：“他们都是在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无论是武士还是汤米的父亲，选择的道路不同而已。”
他主动和我说起了维维安，目光清澈，言语诚挚，他说他很爱她，可是她不属于任何人。维维安的那些风流韵事，我想他一直很清楚，他同样以博爱的声名来作为回应，这点让我无法赞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爱的方式，只能说，灵与肉对他们来说是分开的，而我恰恰偏执地认为爱的职责之一是毫无保留的忠诚。
最后，我们像朋友一样拥抱及吻别。在他离去前，我想请他帮我带信给一个人。他犹豫了一下，伤感地望着我，轻轻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飞蛾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点微弱的火光呢？那样只会让你毁灭。”
我说：“因为我爱他。”
我只爱我的少年，正如他一心一意地爱着我一样。无论如何，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守着承诺，在等待他。
第70章 第六十九章 情人的眼泪
时间进入1866年的夏天，父亲的辞呈已经得到批准，工作的交接也办好了，我们全家开始准备动身回美国。归国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就在西历6月30日，距离那天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我的心不在焉，食欲不振，父亲是看在眼里的，他也不管我，任我终日抑郁寡欢。我挤着笑脸陪伴母亲，等到她睡着了才开始咬着宗次郎送给我的手链，偷偷地无声哭泣。我把手链当成他，也让他感受到这种刻骨铭心的痛。
父亲把我看守得牢牢的，我跟坐监狱没什么两样，哪也去不了。我不再对他乞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通往外界的办法。
帮佣的女人名叫杰西卡，来自田纳西，嫁过几任丈夫，最后一任丈夫是个船员。她跟着他来到日本，却最终被那人抛弃。她个性豪迈，喜欢喝点酒，做事十分麻利，最重要的是，她很需要钱来养活她的两个女儿。我和她相处很愉快，也暗地里塞了一些钱给她，请她帮我带信。我从基德敏斯特男爵那里得知汉斯•；史蒂芬孙先生要回京都的事。我只能把希望都押在他身上。
杰西卡吻了吻我的脸颊，说已经亲手交给对方了。其实她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信是用日文写的，汉斯就算看不懂，也会明白我的意思。
算算时间，不出意外的话，信应该送到宗次郎手里了。可是他一直没有来找我，我甚至得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日子在焦躁和悲哀的期盼中流逝。那段时间，空气出奇地闷热，压抑到让人想要发脾气，明明每天都清扫的屋子里居然跑出了很多蟑螂，我和杰西卡奋力地拍打它们，免得吓到我神经衰弱的母亲。不知道谁家的狗没日没夜地狂吠，打破了周围的宁静。我养成撕纸的怪癖，将一张纸一点点地撕成碎片，仿佛在撕裂我绝望的心。
上帝并没有眷顾我。直到登船那天的第一缕晨曦光临之际，宗次郎的身影依旧没有出现。我睁着眼睛，在黑暗里看向虚无的所在，有个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地环绕：“一定要等我。”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朝霞氤氲，到处都是瑰红色，感觉闷闷的，一点风都没有，我不停地扇扇子。大约十点左右，天气骤变，阴森森地刮起了大风，窗户和树木都摇晃得厉害。突如其来变幻的天气没有阻止父亲的脚步。轮船是下午三点开的，他坚持要早点去港口等候，一分钟也不愿意耗在这个对他来说充满不好回忆的岛国上。
结算了工资给杰西卡后，他临时雇用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横滨当地的日本人，低着头，不爱说话，偶尔别过头咳嗽几声，但十分勤快地帮我们搬行李，穿过南门通大街，一直送我们到对面的港口。短短的路程里，穿过各式的欧洲建筑，可以听见车窗外有荷兰的铜管乐队演奏的声音。
下了马车，我跟在父亲和母亲身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停靠在港口的轮船。那正好是我们来时搭乘的“玛丽公主号”，一切巧合都充满戏剧性。正如我第一次从那艘船上走下来一样，我怀着特别的心情即将再一次登上它。
可是海浪滔天，卷起的白色浪花不断拍打着船身。摇摆不定的轮船起伏间吐出的泡沫在墨色的海水中翻腾，一次次漫过海滩，人们在惊声尖叫间跟着后退，隔得远远地看着海天交接之处。大海的愤怒是无止境的，连天色都被感染了一般，被连绵的乌云重重盖住，间隙中呈现出诡异的乌紫和藏青，偶有亮光疾速闪过。又咸又腥的湿气夹杂着海沙，顺着风呼啸而来，打在脸上一阵阵刺痛。
风浪太大，如此诡异的天气不适合开航，当那个穿着蓝白色制服的大胡子男人扯着嗓子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竟如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