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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马泰尔
第一部多伦多与本地治里
第二部太平洋
第三部墨西哥托马坦镇贝尼托华雷斯医院
这本书是在我饥饿的时候诞生的。我来解释一下吧。1996年春天，我的第二本书—一本小说—在加拿大问世了。那本书并不成功。书评家不是对它感到迷惑不解，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赞扬让它显得一文不值。读者也对它置之不理。尽管我费劲地扮演小丑或高空秋千表演者的角色，却对媒体这个马戏团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书仍然卖不动。一本本书排列在书店的书架上，就像一个个孩子在排队等着打棒球或踢足球，而我那本书就像一个瘦长而笨拙、根本不适合做运动员的孩子，谁都不愿意让他加入自己的球队。它很快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失败的结局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故事了，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只是我感到焦躁不安。而且我只有很少的一点钱。
于是我飞到了孟买。这么做并不缺乏逻辑性，如果你能认识到三件事：在印度完成限期工作会让任何人都不再焦躁不安；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钱生活很长时间；以1939年的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也许和1939年的葡萄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到印度去过一次，在北方待了5个月。第一次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这座次大陆的。实际上，我准备了一个词。当我对一位了解印度的朋友谈起我的旅行计划时，他随口说：“印度人说英语很滑稽。他们喜欢唬弄（bamboozle）之类的词。”当飞机开始在德里缓缓着陆时，我记起了这个词，于是这个词成了我在面对鲜艳的色彩、嘈杂的声响和各种仪式所营造的印度的疯狂之前所做的惟一准备。我有时会用这个词，而且，说实诺，这个词很有用。我对火车站的职员说：“我没想到车票会这么贵。你不是想唬弄我吧，是不是？”他笑了，唱歌似的说：“不是的，先生！这儿没有唬弄人的事儿。我给你报的票价是对的。”
第二次去印度，我知道会遇上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要在一处山间驻地住下来写小说。我想像，宽大的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我正坐在桌前，面前摊放着笔记，笔记旁边放着一杯茶，正冒着缕缕热气。在我脚下是浓雾笼簞的青山，在我耳中是猿猴的啼声。那里气候宜人，早晨和傍晚需要穿一件薄毛衣，中午只需穿短袖。这样安排好了之后，我手中握着笔，为了更加高度的真实，要把葡萄牙写进一部虚构的小说。小说就是有选择地改变其实，不是吗？不就是通过扭曲真实而揭示其本质吗？我又有什么必要到葡萄牙去呢？
经营驻地的女主人会告诉我当地人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去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对我午饭吃什么和第二天晚饭吃什么会有一致的意见。写作了一天之后，我会在茶园里起伏的山岗上散步。
不幸的是，小说结巴了一阵，咳嗽了几声，便一命呜呼了。那是发生在梅特兰的事，那里离孟买不远，是一处很小的山间驻地，有猴子，但没有茶园。这是未来作家特有的苦恼。你的主题很好，句子也不错。你的人物如此栩栩如生，几乎需要出生证明。你为他们铺排的情节既宏大又简单，扣人心弦。你做了调查，搜集了事实——有关历史、社会、气候、烹任等方面的事实，这些会让你的故事具有其实感。对话流畅，充满了紧张。描写充满了华丽的词藻、鲜明的对比和有力的细节。真的，你的故事不可能不了不起。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尽管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光明前途，却有那么一刻，你意识到你脑后那个不断缠绕着你的低语声说的是明白无误的可怕事实：这没有用。故事缺少某种因素，即无论有关历史或食物的事实是否正确，都会让一个真正的故事具有生气的那种活力。你的故事在情感上毫无生机，这就是关键所在。这一发现令人沮丧，我告诉你。它让你产生一种令人痛苦的渴望。
我把那本失败的小说的笔记从梅特兰寄了出去，寄往西伯利亚一个虚构的地址，回信地址是玻利维亚一个虚构的地方。邮局的工作人员在信封上盖上邮戳，把信扔进分拣箱后，我闷闷不乐、灰心丧气地坐了下来。“现在做什么呢，托尔斯泰？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其他好主意？”我问自己。
嗯，我还有一点点钱，我仍然感到焦躁不安。我站起来，走出邮局，去探索印度南部。
对那些问我是做什么的人，“我想说我是个医生。”因为医生是具有魔力、能够带来奇迹的人。但是我敢肯定下一个拐弯处会发生车祸，当所有人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就得在受害者的哭泣声和呻吟声中解释，说其实我是律师；然后，当他们恳求我为这次不幸事故起诉政府的时候，我就得承认说其实我只有哲学学士学位；接着，当人们大声问我这样的流血悲剧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就得承认我几乎没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等等。我坚守着卑微而脆弱的真实。
在这一过程中，不时有人对我的职业作出反应：“作家？是吗？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大多数时候，这些故事只是一些轶事，缺乏生气也缺乏活力。
我来到了本地治里镇，那是一座直辖区自治小镇，位于马德拉斯南部，在泰米尔纳德沿海地区。无论从人口还是从面积来看，本地治里都是印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却将它与印度分离开来，因为本地治理曾经是那个最小的殖民帝国——法属印度——的首都。法国人很想与英国人竞争，非常想，但是他们惟一取得的只有对几座小港口的主权。他们在这些港口坚守了大约三百年。1954年，他们离开本地治里，留下漂亮的白色楼房，垂直交叉的宽阔街道，诸如海运大街和圣路易大街之类的街名，还有对警察戴的帽子的叫法——凯皮①。
【①原文为法语，意为“法国军帽”。】
我当时正在尼赫鲁大街的“印度咖啡馆”。咖啡馆只有一间大房间，墙壁是绿色的，天花板很高。风扇在你头顶旋转着，好让温暖潮湿的空气流动起来。房间里放满了并排摆放的长方桌，每张桌边放着四张椅子。哪儿有空座位你就坐在哪儿，不管桌前坐的是什么人。那里的咖啡不错，还有法国烤面包片卖。客人很容易相互交谈。于是，一位满头蓬乱的银发、双眼炯炯有神的活跃的老人和我聊了起来。我向他证实加拿大很冷，这个国家的确有几个地区说法语，我很喜欢印度，等等等等——友好好奇的印度人和背包徒步旅行的外国人之间轻松随意的交谈。他听我说我干的是哪一行的时候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我该走了。我抬起手，想让侍者看见我，让他把账单拿来。
这时老人说：“我有一个故事，它能让你相信上帝。”
我停止了招手。但是我很怀疑。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敲我的门吗？〃你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一个偏僻的角落？〃我问。
〃不是。〃
他是个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吹者吗？〃是不是发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不，不是的。几年前故事就在这儿，在本地治里开始，而且，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就在你来自的那个国家结束。〃
〃而这个故事能让我相信上帝？〃
〃是的。〃
〃这个要求过高了。〃
〃没那么高，你能达到。〃
侍者来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要了两杯咖啡。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弗朗西斯？阿迪鲁巴萨米。〃请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我说。
〃你一定要认真听。〃他回答。
〃我会的。〃我拿出了钢笔和笔记本。
〃告诉我，你去过植物园吗？〃他问。
〃昨天刚去过。〃
〃你注意到小型火车轨道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星期天仍然有火车开，是给孩子们玩的。但是以前火车每天都开，每小时开两次。你注意到站名了吗？〃
〃有一站叫玫瑰谷，就在玫瑰园旁边。〃
〃是的。另一站呢？〃
〃我不记得了。〃
〃站牌已经被拿下来了。另一站以前叫动物园城。小型火车停两站：玫瑰谷和动物园城。从前，本地治里植物园里有一座动物园。〃
他接着说下去。我把故事的主要部分记了下来。〃你一定要和他谈谈。〃他说，他指的是故事的主人公。〃我非常非常了解他。他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你一定要问他所有你想问的问题。〃后来，在多伦多，在电话号码薄里九排姓帕特尔的人名中，我找到了他，那个主人公。在拨他的电话号码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接电话的人的加拿大口音里带有一种轻快的印度声调，尽管不明显，但肯定有，就像空气中香烟的痕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但是他同意和我见一面。我们见了很多次面。他给我看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他记的日记。他给我看了使他出名的发黄的剪报，但这名气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他对我说了他的故事。我一直在记笔记。大约一年以后，在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我收到了日本运输部寄来的一盒磁带和一份报告。就在听磁带的时候，我接受了阿迪鲁巴萨米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能让你相信上帝的故事。
自然，帕特尔先生的故事应该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他的声音讲述，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但是，如果故事里有任何不精确之处，或是任何错误，责任都在我。
我要感谢几个人。我最应该感激的是帕特尔先生。我对他的感激就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样无边无际，我希望我的叙述不会令他失望。我要感谢让我开始写这个故事的阿迪鲁巴萨米先生。我要感谢帮助我完成达个故事的三位具有模范职业精神的官员，他们是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太田一彦先生、小井科船运公司的渡边宏先生，特别是日本运输部现已退休的冈本友广先生。我要感谢莫西尔，斯克里尔先生让故事有了活力。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这个了不起的机构，没有它的资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个和1939年的葡萄牙毫无关系的故事。如果我们，市民们，不支持我们的艺术家们，那么我们就会在不加修饰的真实的祭坛上牺牲了我们的想像力，最终我们就会没有任何信仰，我们的梦想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第一部多伦多与本地治里
第1章
痛苦令我优伤又沮丧。
学术研究和坚持不懈、全心全意的宗教修行渐渐使我恢复了生气。某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的宗教行为很古怪，但我一直在坚持。上了一年高中以后，我进了多伦多大学，拿到了双学士学位。我学的专业是宗教学和动物学。我的宗教学毕业论文与伊萨克·卢里亚的宇宙起源理论的几个方面有关，卢里亚是16世纪萨法德伟大的犹太教神秘哲学家。我的动物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对三趾树懒的甲状腺功能的分析。我决定写树懒是因为它镇定自若，温文尔雅，喜欢自省——这样的行为抚慰了心烦意乱的我。
树懒有两趾的也有三趾的，究竟是哪一种情况要取决于它们的前爪，因为所有树懒的后爪都有三趾。有一年夏天，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巴西的赤道丛林里研究生活在原产地的三趾树懒。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动物。它惟一真正的习惯就是懒散。它平均每天睡眠或休息20个小时。我们小组研究了五只野生三趾树懒的睡眠习惯。傍晚，它们入睡后，我们在它们的头顶放上鲜红色的塑料盘子，盘子里盛满了水。第二天上午，盘子仍在原处，水里挤满了昆虫。日落时分是树懒最忙碌的时候，这里的〃忙碌〃是一种最轻松的意义上的忙碌。它以每小时400米的速度，以特有的头朝下的姿势在树干上移动。在地面上，受到刺激时，它会以每小时250米的速度爬向旁边一棵树，这比猎豹受刺激时的奔跑速度慢440倍。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它每小时只能挪动4至5米。
三趾树懒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多。用标有2到10九个分值的量表（2代表极端迟钝，10代表极度敏锐）衡量树懒的官能，毕比（1926）给它的味觉、触觉、视觉和听觉打2分，嗅觉打3分。如果你在野外看见一只熟睡的三趾树懒，轻轻推它两三下就能把它弄醒；然后，它会睡眼惺忪地四处张望，但就是不朝你望。为什么它会四处张望，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树懒眼里，就像在高度近视却又没戴眼镜的人眼里一样，一切都一片模糊。至于听觉，树懒并不聋，只是它对声音不感兴趣。根据毕比的报告，在正在睡觉或吃东西的树懒身边开枪也不会引起它什么反应。树懒的嗅觉稍微灵敏一些，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据说它们能够闻出腐朽的树干在哪里并避开，但是根据布洛克的报告（1986），树懒“常常”因为抓住腐朽的树干而掉到地上。
那么它怎么生存呢；也许你会问。
就靠行动迟缓而生存。它总是睡意朦胧，懒懒散散，这使它远离伤害，躲开美洲豹、豹猫、热带大雕和森蚺的注意。树懒的毛下面寄生着藻类，干季是棕色的，湿季是绿色的，因此它与周围环境中的苔藓和树叶融为一体，看上去像一窝白蚁或一窝松鼠，或者就像树的一部分。
三趾树懒是素食主义者，生活和平，与环境十分和谐。〃它嘴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蒂勒报告说我亲眼看见了那种微笑。我不喜欢将人类的特征和感情投射到动物身上，但是在巴西的那一个月里，有很多次，当我抬头看着憩息的树懒时，感到自己面对的是头朝下陷人深深沉思的瑜伽修行者，或是虔心祈祷的隐士，这些智者充满想像的生活是我无法通过科学探索所能了解的。
有时候我把两个专业混淆起来了。我的几个宗教学专业的同学——那些本末倒置的不可知论者，他们被理性所束缚，而在这些聪明人眼里有着黄金般价值的理性其实只是黄铁矿——让我想起了三趾树懒；而三趾树懒，这一生命奇迹的如此出色的例证，让我想起了上帝。
我和我的科学家同行之间从来没有什么问题。科学家是一群待人友善，不信神灵，工作努力，爱喝啤酒的人，他们的脑子不在想着科学的时候，就想着性、国际象棋和棒球。
我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如果我可以自己这么说的话。我在圣迈克尔学院连续4年名列前茅。我在动物学系拿到了所有学生奖。我在宗教学系没有拿到奖，这只是因为这个系不设学生奖（我们都知道宗教研究的奖赏不掌握在凡人手里）。要不是因为―个脖子粗得像树干，脾气好得让人受不了，因为吃牛肉而面色红润的小伙子，我就拿到总督学术奖章了，这是多伦多大学颁给本科生的最高奖；很多杰出的加拿大人都得过这个奖。
我仍然因为这次受冷落而感到有点儿难过。当你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痛苦折磨之后，每一次新的痛苦都既令人无法忍受又让人感到微不足道。我的生命就像欧洲艺术中使人想到死亡的绘画：我身边总有一只龇牙咧嘴的骷髅，提醒我人类的野心是多么愚蠢。我嘲笑这只骷髅。我看着它；说：“你找错人了。也许你不相信生命，而我却不相信死亡。走开！”骷髅窃笑一声，靠得更近了。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死亡如此紧紧地跟随着生命，并不是因为生理需要，而是因为嫉妒。生命太美了，死亡爱上了它，这是一种充满了嫉妒心和占有欲的爱，它紧紧抓住所能抓到的一切。但是生命轻盈地跃过死亡，只失去了一两样不重要的东西。沮丧只是云朵飘过时投下的阴影，很快便消失了。那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也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首肯。我爱他，我希望他在牛津能有丰富的经历。如果财富女神吉祥天女①有一天对我大加垂青，那么牛津是我转到来世之前想去的第五座城市，前四座是麦加、瓦拉纳西、耶路撒冷和巴黎。
【①吉祥天女，又称〃室利〃，毗湿奴之妻，主财富和吉祥。】
对于我的上班生活，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说领带就是一个套索，虽然是倒过来的；但还是能吊死人，如果他不小心的话。
我爱加拿大。我想念印度炎热的天气，那里的食物，墙上的四脚蛇，银幕上的音乐剧，大街上闲逛的牛群，呱呱叫的乌鸦，甚至关于斗蟋蟀的闲话，但是我爱加拿大。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太冷了，让人无法拥有良好的判断力，住在这里的人富有同情心，头脑聪明，留着糟糕的发式。不管怎样，本地治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回家的东西了。
理查德·帕克仍然和我在一起。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敢说自己想他吗？我敢这么说。我想他。我仍然在梦里见到他。大多是歷梦，但却是带着爱的气息的噩梦。这就是人心的奇怪之处。我仍然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如此随便地抛下我，不用任何方式说再见，甚至不回头看一眼。那种痛就像一把利斧在砍我的心。
墨西哥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对我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