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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第5章 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六十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五百六十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四百二十二元六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
第6章 夜市卖袜子，我居然血本无归
我又失业了！
如果说上次失业是我不知深浅自找的，那么这次，我是完完全全被牵连的。好在，这次我身揣五百大洋，可以从容地生存下去。
我离开佛堂镇到了城西。那时的城西与现在所指的城西不同，现在的城西范围很广了，甚至与北苑工业区都容易混淆了。现在的大批工业厂房占据了城西的绝大多数土地，除了拥挤还是拥挤。义乌最有名的好几家企业都在城西建了自己的一期、二期甚至是三期厂房，比如浪莎、三鼎、王宾、伟海等等，都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同行业龙头企业。
这次我之所以选择在城西落脚，是因为离义乌的劳务市场红楼宾馆近些。其实也不算是劳务市场，只是招工的、找工的都在那条街上汇集。那时义乌还没有正规的劳务市场，现在香山路上的劳务市场和人才中心是后来建的。
我记得有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经很火，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我钟爱这几句话更胜于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因为我在地狱者与天堂者混居的义乌风里、雨里、雾里、阳光里……一晃十余载。
我熟知地狱与天堂只有一墙之隔，如果你手中握有大锤那就不要迟疑，奋力砸开那堵墙；如果你只有小锤，那就沉住气，一小锤一小锤地砸，慢慢来，不要急。前提是你要向往天堂，你想，十分想，想得不行，然后行动就有了力量。
一九九八年的我，没有想过天堂与地狱，只是想在现实的人间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儿，幸福一点儿，顺风、顺水、顺心一点儿，足矣。
在红楼宾馆前转悠了几天，我对找工作慢慢失去了信心。这次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心有余悸。眼看还有三个来月就要过年了，如果再有闪失，我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想，这样不行，我得干点什么，不能只是打工。我总结了五个月以来的经历，调整了一下思路，临时决定干点什么小生意。因为我口袋中有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小试一下。
我知道老家开店、摆地摊的人都经常到义乌进货，现在我人就在义乌，为何不去进点儿“货”卖卖呢？我为自己产生了这么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欣喜起来。我想到了夜市。义乌的夜市很是热闹，因为打工者都爱逛夜市。每到夜里，夜市上可是人山人海，走路都是你推我、我推你。
于是我来到了夜市，用专家的话说，就是考察市场。我所看到的夜市很零乱，卖啥的都有，从服装到百货，应有尽有。我在夜市上来回走了两遍，内心有点儿失落。因为我口袋中的钱确实是太少了，做哪样生意都远远不够。
我很失落，我很沮丧……
我蹲在夜市一个角落里独自抽着烟。我不想放弃，一点儿都不想放弃，我觉得我的想法很好。蹲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又想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卖磁带；一个是卖袜子。这两种经营需要的本钱可多可少，关键是不占地方，又不需要固定摊位，可以流动经营，也就是说可以随地摆着卖。拿定主意后，我就着手找货源。
我先到了小商品市场，找到了磁带批发摊点，一打听，磁带要求的本钱还是稍稍高了些，我只能选择卖袜子。其实在卖磁带与卖袜子之间，我还是偏向卖磁带，因为那时的年轻打工者没有MP3、MP4，听音乐完全来源于小收音机或是录音机，可见磁带的市场潜力还是相当大的。那时我多想身上有一千元啊，如果有，我肯定选择卖磁带而不是卖袜子，或许我的人生会就此改变，上了另一条轨道。
但现实让我选择了卖袜子，现实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
我进了四百元的袜子，信心百倍地冲上了夜市，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将军……随便找了个位子后，把袜子摊在纸箱上方，并用硬纸板写了“十元三双”四个字，放在纸箱前面。没有凳子，我就蹲在纸箱后面。
第一夜，我羞于叫喊，袜子无人问津。我眼巴巴地看着人流汹涌澎湃，最后消失殆尽……开张不利的我，回到小旅馆后坐卧不安，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喊。我没钱买小喇叭，只能靠人工喊。想好了，那就实施吧，放下面子，放下不必要的面子，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彻底放下，因为尊严换不来生活费。
第二夜，我卖力叫卖。人潮中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曾回头瞅过，也不知是瞅我还是瞅袜子，瞅完就扭头走了，没人问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