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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李开文直发愣；问：“这位老同志；他孙子的工作解决了吗？”
“能不解决吗！”
李开文没急着回响山寺；他又去了县政府。那天；他也是拄着拐杖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姜的副县长。姜副县长一看李开文又找来了；很有些不耐烦；李开文便不依不饶地问：“我孙子的问题；你们到底研究了没有？”
姜副县长说：“李老；我早就和你讲过；你孙子不符合政策。”
李开文忍气吞声地又问：“政策不是人定的吗？有人找到上面；不符合政策的；最后也办了。”
没想到；这位副县长望着李开文；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你也可以去找中央；或者找省里；批个条子下来嘛！”
李开文一听；气得手脚抖个不停。明摆着；这是存心不解决问题；反而拿话刺激人！了解他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熟悉的陈云同志；和仍健在的曾在中央特灶班吃饭的那些首长们；他又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只见他猛地扬起手；对着县长的脑袋举起了拐杖！
然而；他的拐杖高高地扬在了半空；终究没有落下来。
他望着已吓坏了的姜副县长；一句话没说；便离开了县政府大院；离开了县机关所在的梅山镇；乘船回到了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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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路上；李运兵很是不解；说：“爷爷；你当年都敢砸延安的大狱；为什么现在却不敢打一个副县长？”
李开文沉默了半天；才说：“情况不一样。”
李运兵有点生气：“爷爷；像你这样温和；我的问题肯定没指望。真把事情闹大了；说不定就解决了。就是欠揍！”
李运兵还要说几句；想想爷爷这么大年纪了；风光一辈子；却因为自己的事；这样受辱；又有些于心不忍。
从那以后；李开文再也没去过县城；李锦旭也打消了让运兵到县里工作的念头。他们对这件事彻底死了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陈桂棣应邀为安徽电视台写一部有关大别山的电视片。他去了金寨县；又一次去了李开文的家。不曾想；这是陈桂棣最后一次同李开文见面。李开文已是九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记忆模糊；说起话来；颠三倒四。
当年从老人身上开掘过黄金的记者和作家们；已没有几个人再登他的门。他见到陈桂棣；和陈桂棣带去的摄影家康诗伟；激动得抓着他们的手不放。
当时；陈桂棣还并不知道李开文为孙子李运兵找过工作的事；所以；李开文在谈话中颠颠倒倒地说他这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对不住自己的一家人；念念叨叨；陈桂棣认为老人真的是老了；说起胡话来了。
那天晚上；陈桂棣住在古碑镇招待所。夜里十点多钟；他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
“谁呀？”他问。
“我；找您说一件事。”门外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陈桂棣本来以为是随行的康诗伟；或者是招待所的服务人员；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李开文的孙子李运兵。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
在有些昏暗的电灯光下；陈桂棣见自报家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中等身材；长得挺精神。就问：“你真是李开文的孙子？今天在你家我怎么没看到你？”
李运兵说：“我一直在山上干活。”
“你是从响山寺过来的？”
“是。”
陈桂棣一惊：“这中间有十多里地呢。”
李运兵说：“翻了四个山头。”
陈桂棣不无惊讶地问：“你经过了月亮地？”
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李开文的时候；陪同前去的金寨作家王京隆就谈起过月亮地的故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乱尸岗；闹红军的时候；红军在那儿杀过很多白狗子。红军西撤后；白狗子又在那里杀了很多的红军伤残人员、赤卫队员以及还是娃娃的儿童团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又在那里镇压了一批国民党残匪和土豪劣绅。刘邓大军转移了之后；国民党和“还乡团”又在那儿屠杀了许多革命群众。于是那地方早已是尸骨垒尸骨；一层又一层；这么多年过去了；到了夜晚；依然是磷火乱飞。不少人大白天路过那里；也会毛骨悚然。但是；从李开文家来古碑；那又是必经之道。不知是谁为那样一个地方取了一个这样有诗意的名字：月亮地。
李运兵说：“是的。那段有一里半路；我也是麻着头皮走过来的。不是有要紧事；我也不会这么晚来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说；爷爷告诉他；今天有两个记者到家来了；就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前些时候；家乡办了一个缫丝厂；他想进这个厂；但进厂每人就必须先拿出两千块钱的押金；说是集资款；到时会还。问题是；现在他拿不出这笔钱。
说着；他掏出了一张纸条；是李开文写给县领导的；落款处；工工整整地盖着李开文的私章。希望陈桂棣做做县领导的工作；能否将这两千块的进厂押金；予以减免。
陈桂棣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又看了李开文的信；他感到了困惑。想象不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革命；仅仅是为解决孙子能够进一家乡镇企业所需要的这点押金；竟会给县领导写出这样一封“恳求”的信；并且；又是如此郑重其事地要孙子半夜跑来求一个外地的作家；从中相助！
尤其是听到李运兵介绍了李开文这么多年为他跑工作的事；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与难堪；老陈感到震惊；竟然一时语塞。
他真的为李开文老人感到难过。
他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李开文是否为当初的这种人生选择；后悔过呢？当他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曲；毅然离开中央机关；回到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他是否想到过；当他毅然放弃了他应该得到的那一切时；那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便不可能失而复得了呢？
假如；老陈在想；假如李开文当年去了天津；去当他的糖厂副厂长；或者就留在金寨县城；出任这个县的副县长；也就不会再有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是那样；也就不是他李开文了。
陈桂棣认为；李开文一生都在无私地奉献；从不麻烦组织；现在请组织上帮他解决这样一件小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就把条子接了过来。
李运兵再三感谢；要连夜回村。陈桂棣考虑这时已太晚了；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别说还要路过那片乱尸岗；大别山的夏秋两季；山道上的蛇还很多；非常不安全；他想留李运兵住一晚；天亮再走。但李运兵执意要走；怎么也留不住。
第二天；陈桂棣专门去了金寨县委；找到了一位有关领导。当得知老陈此行的目的是想帮助李开文的孙子解决工作问题时；马上说：“中国只有九个将军县；金寨就算一个。五十年代第一次授军衔时；从这里走出去被授了中将以上的；就有头十个。授予少将；或相当于部队军师一级高级干部的；少说也有了二三百；像李开文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如果都写条子要求解决；我们的工作确实不好做。”
陈桂棣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但他不甘心；还准备替李开文再说上几句话；但对方显然没有了耐心：“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这事我们会考虑的。条子你也还是拿走；放在我这里没有用。我马上还有一个会。”说着就站起来；就朝门外走去。
陈桂棣尴尬极了；只得收起李开文的那张字条；离开了这位县领导的办公室。他知道；李开文和李运兵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他的消息；他也应该向他们反馈一下来县里的情况；但是；怎么说呢？事情没办成；他没办法向李老交代啊！
六
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春桃在陈桂棣的一本书中发现了李开文的这张字条；问起这件事；陈桂棣讲起了李开文上面的故事。
当时；春桃就问陈桂棣；李开文还活着吗？他以后的情况又怎样了？李运兵后来找到工作了吗？那个“大杏子”呢？李运兵那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是否也得到了医治呢？
谁知；陈桂棣竟是一问三不知。他说；完成了那部《魂系大别山》电视片的撰稿之后；十多年了；他再没去过大别山。
春桃真的有点生气了。人啊；为什么都会变得如此冷漠；对这样一位革命老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二○○九年金秋十月；在陈桂棣的陪同下；春桃终于去了一趟被层峦叠嶂严严实实包裹在大山深处的响山寺。她要自己去解开这些谜团。
在响山寺；他们首先找到了那座大庙。当年的响山寺粮站；已从庙中迁出；大庙又成了香火缭绕的去处。两人沿着大庙一侧的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前行了两华里；就来到了李开文的家。
他的家；在一个山坳里；三面的山坡上有着茂密的树木与竹子；门前是一大片平平坦坦的场地。场地紧挨着他家的责任田；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李开文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两层楼房；还是五十多年前建的；又多年失修；现在墙皮已严重剥落；墙的颜色也深深浅浅；斑驳不堪。但是大门两边的土墙上；当年用红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却依稀清晰可辨。一边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边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望着风雨侵蚀过的这些文字；不禁让人感到世事的沧桑；历史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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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两人去的时候；李开文家里一个中年女人在灶间炒着什么；边上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通过介绍；得知那女人是李开文的孙媳、李运兵的妻子张明珍。小女孩是他们的孙女。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就跑到隔间去打电话。她告诉我们；前面不远有一户关系不错的村民盖房子；李运兵正在他家帮忙。
张明珍先领着参观了一下这几间屋子。她说；这里原先有两幢楼房；她们一家住在李开文隔壁；十几年前；她们住的那幢楼倒塌了；她们就搬到李开文住的屋子里来了。难怪；在门前左看右看；怎么也找不到陈桂棣描述过的另一幢一模一样的房子。
也许是因为老屋的墙面没有粉刷；地面上铺着的又是深灰色的砂浆；虽然外面是艳阳高照；屋子里的光线并不好；显得有些阴暗。两人在屋子各处转了一下；发现这个家；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许多家具也还是李开文当年用过的。李运兵夫妻睡的那张床；就是李开文已经睡了多年的老式木床。客厅的餐桌；也还是陪伴了李开文大半生的一张山区农村常见的四方桌。就连洗脸架、洗脚盆；也都还是李开文早年添置的。厨房那个齐腰高；有两平米见方的烧饭用的灶台；张明珍说；这是当年李开文亲手打造的。这是怎样的一个灶啊！在烧火的这一边；造了一扇两米高、酷似京剧脸谱那样的屏风；屏风的作用；也许是为了把烟挡在一边；好让在另一边做饭的人能舒服地操作吧。由此；可以想象；曾在中央特灶班当过十多年班长的李开文；是个爱动脑筋；有所建树的人；他居然把徽派建筑中的封火墙；搬到了一个小小的灶台上。
一会儿；李运兵回来了。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李运兵；头上身上都是灰；挽着裤脚；一边高一边低；岁月在他瘦黑的脸上；留下了不少印痕；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年农民。对于客人的到来；他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不过；他好像完全不记得曾和陈桂棣接触过的事；陈桂棣提起来；他才猛地想起。
陈桂棣问他：“你后来到了那家缫丝厂工作吗？”
李运兵说：“去了。县里不解决；我们只好东挪西借；最后凑齐了两千块钱押金；才进去工作。”
“现在还在那个厂干吗？”春桃问他。
李运兵叹了一口气；说：“早不干了。我在那里干了六年；月工资只有二三百元；本来讲好交的押金是会退还的；没想到那是骗人的鬼话。后来厂子倒闭；我们找了好多次；干脆连人也见不到了！”
他说；在响山寺无事可做；就外出打工了。他去过青岛；也去过无锡；别的技术工作干不了；主要在建筑工地拎泥兜子；每天干活都在十小时以上；能拿到六十块钱。这样干了两年多；终因年纪偏大；有一天出力太猛；伤了腰；从此以后再没出去；就在家里侍弄着两亩地。虽然种地是苦了点；却也已经习惯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早在他没进缫丝厂的三年前；就已去世。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李锦旭；也在他还没离开缫丝厂之前就“走”了。他们都再不会感到日子难过了。现在；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嫁了人；在这不大的老屋里；住着他们一家老小五口人。
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李磊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八岁当兵；已退伍多年；现在在乡里派出所临时当协警；他退伍回来就学会了开车；听说槐树湾乡和古碑镇要合并；正需要一名驾驶员；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呢。但明知道这对他是一个好机会；可是；他们上面没人。
陈桂棣和春桃听懂了：今天的李磊又遇到了他父辈李运兵当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无助。
一直在认真听的陈桂棣；这时突然问：“‘大杏子’陈氏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李运兵妻子张明珍回忆说：“就是李运兵去古碑招待所找你的那一年。”
她说；“大杏子”去世之前；曾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她一直在那里尽心尽意地服侍着。谁都知道“大杏子”这些年存了不少钱；但直到咽气；她也没有吐露半句。开始还以为她是把钱给了娘家人；直到人已咽气了；给她换寿衣；就在脱她身上的那件棉裤时；发现裤脚的一处硬邦邦的；拆开来一看；居然是一本存折；上面还存有一万两千多元钱。
张明珍当时吃了一惊。多险呢；差点就被烧掉了！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宁愿这些钱烧了；她也不留给李开文的后人。
李开文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是多么的不幸！当张明珍把存折的事告诉李开文；李开文听了；竟毫无反应；一个人枯坐在灶前发愣。他正为“大杏子”从此离他而去；十分悲恸。
李开文早在十年前的一九八○年春天；就为自己选好了墓址；三年之后修建完工。现在；他首先把“大杏子”葬了进去。
为啥要把“大杏子”葬进李开文精心修建的坟墓；李运兵和张明珍；两个人都有点想不通；就问李开文；李开文听到了；却一声不吭。
李运兵说：爷爷一直活到九十四岁；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轻易不去麻烦别人。他的生活还是那样有规律；天麻麻亮就起床；依然是做操、拾粪。做操必做满三百二十下；拾粪必拾满一粪筐。他还喜欢上山砍柴；然后把柴剁成一截一截；他一辈子只烧柴；不用煤气。没事的时候；他就搬出还是在延安时亲手做的“草鞋扒子”；坐在太阳底下；打他的草鞋；他很少穿布鞋；或是皮鞋；一辈子也只爱穿草鞋。
他的饭量还是那样好；早晨一大碗稀饭；放红白糖；一个鸡蛋；中午晚上都是两碗干饭。只是他已耳聋；眼花；记性不行了；生活开始变得有些不方便。张明珍就过去每天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帮他打扫打扫卫生。
一九九一年冬天；也就是“大杏子”去世半年之后；一个傍晚；张明珍说；爷爷突然对她说：“张妹子；你也服侍我不少日子了；我明年三月就走了。”
张明珍说；她原以为老人是随口讲的；并没有当真。谁知；第二年的三月；清明节的前三天；爷爷提出想吃红烧肉；这天晚上；她就给他做了一菜碗红烧肉。没想到；李开文竟把一碗红烧肉都吃光了。饭后；他还在门口蹓跶了一会儿；就回屋睡觉了。可睡下不久；就忽然坐了起来；把垫在床上的稻草一根一根地拽出来；堆在床中间；然后他的两只手就不停地上下翻动；那样子又像在埋头打草鞋。
开始；爷爷不出声；慢慢儿；他的嘴里便念念有词：“毛主席、周副主席、蔡畅大姐；你们来接我来了？”
听到响动；张明珍慌忙赶过去；怕他有事。谁知他是真的有事了。当时她就吓坏了；觉得爷爷魔疯了。只见爷爷神采焕发地看着窗外；激动地念叨起来：“哎呀；来这么多人。又是马；又是轿；锣鼓喧天的……你们别着急；我天把就去了！”
李运兵说；当时他也跑了过去；他和张明珍两人不停地喊着李开文；但李开文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只是一个劲地拽草；一声接一声地；异常兴奋地挥着手；在和谁搭着话：“我是李开文；不认识了？我是李开文呀！”
他在床上坐了一夜；拽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