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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我认为我的小说往往在借爱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如命运、道德观以及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不同道德观的碰撞。在整个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渺小、不被人重视的无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书，就在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导致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某些关键的岔口，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向读者喜欢可能是因为细节、人物的味道不露痕迹地迎合了他们，还有对人物、语言的细微把握。实际上单一的爱情和案情有很多人都这么写过，关键不在于写什么，也不在于怎么写，还是在于水平。况且畅销并不能代表水平，如我能接受金庸，却不能接受琼瑶。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写的是社会底层都市青年的互相帮助、互相拯救，展开了强烈的心理较量。小说反映了都市青年的爱情观，重点表现了由于人们的生存境遇不同而具有的不同人生态度。大量的心理描写，对于我小说的语言是一个考验。
我是想通过一个纯情的故事来表现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人对事物的选择判断。不同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看完整本书之后其实就会忽略缠绵的部分，更多关注人性和生命的东西。说穿了，我其实打着纯情的幌子，借助年轻人这个载体来反映一些人的生存状态。
“纯情故事只是我的一个幌子。”
谈《五星大饭店》
《五星饭店》是为一个漫画作品写的剧本。
这个剧本晚些时候才能出版。这是我第一个不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而写的剧本，不知道它的故事会不会被大家接受。所幸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导演。大家对刘心刚可能还不太熟悉，但他在圈内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有画面感和艺术表达能力的导演之一。他对时尚及青春的感受，可能会使这部电视剧非常动感和华丽。有刘心刚的打造，我相信《五星饭店》一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品。
大家也看到了饰演《五星饭店》的几个主要角色的年轻人都是一些新手，但与他们相处长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充满魅力的年轻人。无论面容、性格还是表演的天分，都各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这些年轻人的组合，既充满了未知，又充满了希望。这种搭配，对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冒险和挑战。在新人走红越来越无可预见，越来越困难的今天，我只能向他们的运气祈福，愿福星照耀他们，更愿他们的勤奋和才华不至付诸东流。
也许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我们赖以为生的观众、读者和网友。希望海岩剧能再次得到你们的恩宠和宽容。
15。写作杂谈
谈写作
我的定位是写北京的都市生活，北京青年的爱情。我想中国最不雷同的作家是我，有点大言不惭。但我现在可以马上写商场、写政治，都可以，而且我想我也有这个能力写好。但我的选择是在写“杨志卖刀”后紧接着写“林冲卖刀”。金庸先生评价施耐庵时说，施耐庵的优秀就在于他敢于这样，别人恐怕是避还来不及。所以我也这样做了，我想让读者看看“杨志卖刀”和“林冲卖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我想是因为我传统，我用传统的方式来写小说。现在文学界用传统的方式来写作的倒是少数派了，多数人是不遵循传统的风格的。什么是传统？就是在一本小说中有完整的故事，有戏剧性的冲突，有典型化的人物，有贴近生活和时代的善恶观念。现在的小说觉得这样不特别，传统的东西反倒成了一种特别了。
我的小说往往在借爱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如命运、如道德观，以及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不同道德观的冲撞。在整个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渺小、不被人重视的无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书，就在表达人的生存状态，导致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某些关键的岔口，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向。
读者喜欢可能是因为细节、人物的味道不露痕迹地迎合了他们，还有对人物、语言的细微把握。实际上单一的爱情和案情有很多人都这么写过，关键不在于写什么，也不在于怎么写，还是在于水平。况且畅销并不能代表水平。如我能接受金庸，却不能接受琼瑶。
我的小说比较传统，有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我不太赞成按主人公的职业把文学分类，文学就是文学，是为了表现人的命运、人的观念。在我的作品里，案件只是背景，主人公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才是文学主要表现的东西。设置的职业、事件，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生活态度，我的作品关心的是人本身。
现在有两种文学深得人心，一种是写老百姓的身边事，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家看了非常有共鸣，觉得写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亲戚，特别贴近生活，这种文学是因为熟悉而吸引读者的兴趣。还有一种是写不可能发生之事，与现实生活距离非常远，让人觉得“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也能构成一种欣赏的兴趣，我的作品属于后者。
其实人都爱关心生活中看不到、遇不到的事情，这与猎奇心理不同。当代人的生活看起来比从前丰富了，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做着周而复始的事情，我们几乎没有空闲静静地思想。如果有一天，突然被一部小说或影视作品刺激一下，便会调动出内心很多感受和思想。
在创作方法上，我采用了一些好莱坞的模式，即大情节上看上去简直胡编乱造，但人物的语言、感觉，场面的细节等小地方却非常真实。我不喜欢那些大情节非常真实，甚至是真事，但具体到细节、表演上却极其虚假的作品。文学创造应该把假的弄得像真的，而不是把真的变成了假的。
我喜欢在小说结构上炫耀自己的技巧
我的强项是结构，我在结构上的智慧是其他的。很多业内人士总结海岩电视剧的“通病”是进入剧情慢。我认为“进入慢”的毛病是先天性的，但是前面好似漫不经心、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的那部分内容都是有用的……没有一处闲笔，都为后来情节的推进提供着动力。我的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快速进入剧情是无法两全的。
说到“言情”，我的确不是一个为言情而言情的作家。我作品中的道德冲突比较多。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都是通过案件表现人的情感，通过情感表现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双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冲突起来才有力量。
我的小说是比较传统的，有文以载道的东西。我不愿意被人称作“通俗小说作家”。现在的“通俗文学”中有许多我不喜欢的、和我风格不一致的东西，把我们相提并论肯定是不科学的。比如《廊桥遗梦》是最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但它和琼瑶的东西能划为一类吗？无论从情节和语言文字，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我已经反复地被人归类过了，有什么“公安文学”、“警探文学”、“道德文学”、“法制文学”、“畅销文学”，还有的说我是“商业文学”。而我现在不太喜欢把我归到某一堆儿，归到哪儿都不能说服我，让我安身立命。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如果硬要我对号入座，我比较倾向于“畅销文学”。我不太喜欢琼瑶的作品。我写小说玩也好，闹也罢，反正是蛮辛苦的。一下子把我归到他们那堆儿，我就白干了。如果说我的作品是“商业小说”我也没有意见，因为我是从商的，商品这个词儿，在我们心目中是非常崇高完美的，最优质的东西才能称得上“商品”。
我们在工作中提出一个口号：要我们的产品完美无缺。我们还在不断挑我们产品的缺陷，使其不断变化以适应变化着的客人。
在自己的企业里，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在文学上，我自认为是一个有良知的和有基本责任心的作家。我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很自然，不是因为我追求它才如何。我说我的作品都是胡编乱造，因为我不能写我自己的经历和生活中感受最深的那部分，每个作家最敏感的那部分是他自己的宝藏，现在状态我没有能力开发，可能将来不干这个工作了，多读书、多思考之后再去写作。我现在写的更多是感觉上的东西，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谈影视文学
我写东西有点工厂化，比如说写到缠绵悱恻、最激动的地方，球赛开始了，我完全可以停下来马上看球，属于德国狼犬那类，和中国的藏獒比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兴奋和抑制的转化速度特别快。
我在大学里讲《商业时代的写作》时说过，现在的写作不是你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而是你要意识到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和大工业时代的写作手法、读者的阅读习惯完全不同，上网一点击什么都有了，作家对读者不再拥有知识上的笼罩性。就像索尼公司总裁说的，这是一个信息处理时代。前阵儿读一位女作家的新作，开篇仅女主角在沙发里的坐姿就写满了一页纸，文字流畅，人物跃然纸面，可到底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有兴趣去读这种东西呢？信息量不够，就引不起更多人的阅读渴望。现在的作家有个毛病，我写作，我不讨好观众，你爱看不看，我写我自己感动的东西。我可能跟他们立足点不同，我是从商的，商品在我头脑当中的印象非常崇高，是没有缺陷的，而你的全部声誉和信誉构成你的商品。我们文艺界内部对商业化的写作、商品化的艺术品定位是比较低档的，和艺术呈对立面。而在一些商业国家像美国，影院都有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之分，按中国人的理解，“商业”一定不敌“艺术”。可实际上只有质量上乘能让观众掏腰包的影片才能进商业院线，艺术院线放的反而是些另类或水准不够的片子。
我的创作主要是出于自己的文学兴趣。现在虽然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也不是一个电影的时代，看电影比看小说的人还少。我在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里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些人非常不幸地生在了一个电视的时代，电视可以让一个本事不一定大的人、一件很普通的商品红得一塌糊涂，也可以让NBA红遍全球。中国的明星里更有95％都是电视制造的。身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情绪让更多的人接受的话，你就离不开电视。
我觉得不存在文学是否要掉价去搞电视还是坚持你的孤独，应该是时代不同了，你应该用电视的途径把你的文学弘扬开去。每一个作家都会问自己，你希望你的小说是10万人读还是1亿人读，小说写得再好也不可能有1亿人读，但电视可以，这个“可以”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些牺牲，要和导演讨价还价，要和每个演员去商量。
现在电视剧不好看的原因不是缺少尹力、赵宝刚这样出色的导演，也不是缺少明星，主要问题出在剧本上。每年23000部（集）的产量，可一年下来你能记住或是有争议的能有几部？大概也就两三部吧，60％都没什么可拍的。我觉得作家去搞电视是应该鼓励的，但作家也有几种：一种是他的作品本身不适合于移植影视的，比如说一个侦破故事就不好改编成相声和芭蕾；一种是可以移植，但作家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因为剧本的创作经验和所要求的知识结构和小说是不一样的，隔行如隔山，交给别人去改，那这个作家就只有仰天长叹了。
文学和影视本身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我的小说为什么部部都能改编成影视，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比较传统，所谓传统就是首先有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片段几段情绪就不行；再就是要有典型化人物，他们都有正常的职业正常的恋爱正常的喜怒哀乐；另外就是相对简单的主题，小说可以用大量的人的历史和评论，甚至人物的内心独白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电视剧不行，一切都是动作化的；特点就是情节进展速度快。故事的大结局一般在我写作的开始就已经有了，不过人物的命运都有自己的逻辑，比如《永不瞑目》里原来肖童是不死的，可后来死了，写到那个份儿上只有死了更合适。还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里的林星，在我原来的构思里是要死的，后来情节发展到没有这个必要了，非让她死反而显得有点儿成心故意要制造一个悲剧似的。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是惟一一部不以警察为主角的作品。我说过，这部戏是写给能坚持到9集以后的人看的，前面的节奏太拖。就像我们写一篇文章，过了一晚上以后再看能删掉好多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个戏讲的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爱情故事，以前有种说法，说海岩提供的是“清感消费”，生活中不是没有吗，那就看海岩的书吧，流几滴眼泪也挺痛快的。
另外，《你》剧还提出了一个道德冲突，也就是中国人的公德和私德的问题。据我的员工反映，看我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放不下，二是不舒服。
我在写小说时，还是从文学的规律出发投入写作，不是为了写电视才写小说，更不是电视剧出来后再攒小说。
有一点要说明的，并非所有的小说都适合改编影视，有的小说只是适合阅读。我的小说很传统，适合改编成影视可能具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有性格鲜明的人物，二是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有人说我特别会编故事；三是善恶是非的判断是大众可以接受的；四是情节的进展有一定的速度和节奏感。
剧本写出来后我基本就不管了，以后的运作靠投资方和摄制组了。
情感消费
爱情小说不外乎两个类型，一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爱情，二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爱情，人们更愿意看的是后者，所以我写的就是这一类型。
我说我的小说是情感消费，是指当代人已经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感情，所以花钱去买海岩小说，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中寻找同感和抚慰。人有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也有情感寄托的需求。
关于作品的经典性
海岩作品虽然大热十年，但其是否可以成为经典尚需时间的检验。我写小说的动因只为抒发自己的感想，目标不在是否经典。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和世界一样，世态及思维瞬息万变，未来难以预测，在这样的时代还枉自追求经典和不朽，不免有陈腐之嫌。但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速朽年代，海岩作品十年未衰，显然已是当代文学及影视史上一个很难忽略不计的现象。
以研究经典为己任的理论家当然不妨拭目以待，但也有一些研究现实的理论家，已在研究海岩。我自己也很好奇的关注这些研究，因为理论文章说了我在创作时并未意识到的意义，让我得到启示，获益匪浅。
作品中不得不爱的人物
很多读者问我为何笔下的反面人物常常让人喜爱，如《玉观音》里的毛杰之类。这问题问得太刁钻啦，这可是海岩作品最核心的问题呀。我几乎每部作品都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困惑，这问题就是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爱情至上者看到了破灭；国家至上者看到了英雄；道德至上者看到了正义，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发出的欢呼与诅咒，正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存在着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到底是普罗米修斯更值得歌颂还是少年维特？到底是人性更重要还是公众意志更重要？这正是海岩作品争议最多的一个焦点。
其实这些问题我无法做出理论的回答，作家的任务只是忠实地写出他内心的直观感受，书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交给读者，由每个读者根据自己的道德取向自由裁量。
五、宠物
1。得到爱，也付出爱
很多人都知道联合国有一个人权公约，约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公约与人权公约具有同等地位，那就是人与动物及自然界关系公约。这个公约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人如何对待动物及自然界，不是有没有动物性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性的问题。
我在一本国外出版的介绍宠物的书中看到过这样的建议：每一个决定抱养动物的人，在抱养之前首先要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征求全家人的意见。如果决定抱养，就要把动物当作一个家庭成员，无论生老病死，都要关怀呵护，不能嬉而不饲，甚至“始乱终弃”。动物要喂养、要训练、要为它治病防病，冬暖夏凉，都要为它料理周全。还要教育未成年的孩子，让他们为这个小小的生命尽一份责任。要让他们知道，养动物不仅是为了得到快乐，也是为了付出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