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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第二天早上，海克尔仍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了——在菲利浦雅舍期间他一直保持这种生活习惯。他常常到我的房间来约我陪他去爬山。说实在的，我对爬山可真没有他那么大的热情，但是这种散步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对路上遇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每一个地质层，都会讲解一番。
最后，我们爬到了山顶，他像一尊天神一样站在那里，面对大自然的美景，目光中充满了赞许。他随身带着画架和画盒，画了许多森林树木和岩石的速写。虽然他画得相当不错，可他的画缺少艺术家的想象力，更像是一个科学家熟练而准确的观察。我不是说海克尔不懂艺术，只是对他来说，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每当我给他讲述我们对巴台农神庙的热情时，他更关心的是大理石的质地如何、来自哪一个地层、从彭特里库斯山的哪一面取来的，而对于我大加赞美的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的作品则不怎么感兴趣。一天晚上，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国王陛下驾临万弗里德别墅。每个人都站起了身，有人悄声提醒我也站起来。可我的民主意识非常强烈，仍然悠闲自在地如雷卡米耶夫人那样斜靠在长沙发上。费迪南德很快发现了我，问我是谁，这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有点尴尬。但是费迪南德却朝我走过来，很随意地坐在了我的身旁，并马上津津有味地对我讲起他对古希腊文化的喜爱。我告诉了他，我有一个梦想，想创建一所学校来复兴古希腊的辉煌。我刚一说完，他便用每个人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大声说：“这个想法很好，你一定要到我黑海之滨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在晚宴上，我问他能不能哪天晚上驾临我的菲利浦雅舍与我共进晚餐，以便进一步向他讲讲我的理想。这时谈话达到了高潮。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如约同我们在菲利浦雅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既是诗人、画家、梦想家，又是充满智慧的君王。
我的那位留着德国皇帝式的小胡子的膳食总管，对费迪南德的来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端上盛着香槟和三明治的托盘时，费迪南德说：“不，我是从来不沾香槟的。”可当他看到酒瓶上面的商标时，马上说道：“噢，是莫埃香东，法国香槟，那我倒想尝一尝。说实在的，喝德国香槟简直像喝毒药一样难受。”
虽然我们只是非常纯洁地坐谈艺术，可费迪南德陛下多次驾临菲利浦雅舍，还是在拜罗伊特引起了流言蜚语，因为他是半夜来的。事实上，我每做一事都显得与众不同，总会引起一些人的大惊小怪。
菲利浦雅舍里有许多长沙发、垫子，灯光是玫瑰色的，但一把椅子也没有。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它就是“邪恶的殿堂”，尤其是自从伟大的男高音冯巴里晚上常来我这儿以后。他经常整晚上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而我就表演跳舞，村民们都认为这是一所不折不扣的魔宅，把我们纯洁清白的宴会说成是“可怕的寻欢作乐”。当时在拜罗伊特有一家叫“猫头鹰”的酒馆，是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里面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狂歌豪饮，可人们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每个人都能理解，而且都穿着普通的服装。
在万弗里德别墅我认识了几位青年军官，他们邀请我早晨同他们一块儿去骑马。我穿着希腊式的图尼克和便鞋，头上什么也不戴，任卷发在风中飘舞，活像女妖布伦希尔德。因为菲利浦雅舍离节日剧场有一段距离，我就从一位军官那里买了一匹马，并且像布伦希尔德那样骑着马去参加所有的排练。这匹马原先是战马，习惯了挨马刺踢，所以特别难以驾驭。尤其是当它发现马背上是一个女人时，就会变本加厉地折腾。别的不说，在路上每经过一个酒馆它都会停下来，四条腿像柱子一样立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那些军官们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喝一杯）。这时它从前主人的那些朋友们就会大笑着从酒馆走出来护送我走一段。当我以这副模样到达剧场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早已等候在剧场门口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第二章智慧的芬芳（2）
在《汤豪瑟》第一次公开演出时，我穿着透明的图尼克舞衣跳舞，使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显露无遗，置身于芭蕾舞演员粉红色的紧身衫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就连可怜的瓦格纳夫人也失去了勇气，派她的一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件白色的无袖女衫，让我套在薄披纱里面（薄披纱是我的戏装）。但我毫不动摇，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穿戏服和跳舞，不然就干脆不跳。
“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年，你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酒神祭女和鲜花般的少女都会像我这样穿着打扮的。”我的这一预言后来果真应验了。
可是在当时，我那双美丽的大腿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裸露光滑亮丽的皮肤是否合乎道德，我是否应该穿上一身肉色的紧身丝质衣服。我多次竭力辩白，认为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服粗俗而又猥亵，而当赤裸的人体充满高尚的思想时，又是多么美丽与纯洁
就这样，我被大家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异教徒，同那些不懂艺术的俗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我这个异教徒即将被从崇拜圣弗朗西斯中所产生的狂热的爱征服，按照银号角的仪式，宣布举起圣杯。
在这个奇怪的神话世界里，夏天正慢慢地消逝。索德要离开这里去做巡回讲学，而我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德国全境的巡回演出。我离开了拜罗伊特，但我的血液里却带走了一种烈性的毒素。我已经听到了海妖的召唤。思恋的痛苦、无尽的悔恨、辛酸的牺牲、爱呼唤死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淹没了我心中对陶立克式圆柱及苏格拉底推理智慧的清晰印象。
我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我旁听了索德对学生的演讲。他用时而温和、时而激昂的声音对学生畅谈艺术。突然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并告诉那些学生说，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他的称赞使我感到幸福而自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天晚上，我给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后来，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我与索德并肩站在了宾馆的台阶上，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海德堡的青年人像我一样崇拜他。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他的照片，每个商店里都堆满了关于我的那本书《未来之舞》。我们两人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索德夫人接待了我。她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但在我看，她与索德的高尚境界根本无法匹配。她过于讲究实际了，不是索德心目中的伴侣。事实上也是如此，到了晚年，索德终于离她而去，与小提琴家皮耶德·帕波一起住在加德西的一栋别墅里。索德夫人的眼睛一只是褐色的，而另一只则是灰色的，这使她看起来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在后来的一场很著名的案件中，竟然发生了关于她身世的争论，她究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还是德国宰相冯·布劳恩的女儿。不管怎样，她对我还是很好的，就算她心存嫉妒，但也没表现出来。
无论哪一个女人，如果因索德而吃醋的话，只会使自己陷入犹如遭受中国式酷刑一样的痛苦深渊，因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孩，每个人都崇拜他。每一次聚会，他都会成为大家的中心。研究一下嫉妒都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我同索德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我们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是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使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一次不经意的触摸，或者随意地看一眼，都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让我内心产生浓浓的爱意，那感觉就好像品味梦中的快乐一样。我感到这种状态太不正常，不能老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到后来我竟然毫无食欲，而且还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晕眩，我的舞蹈也变得越来越空洞、软弱。这次的巡回演出我没带家人，身边只有一名女仆。最后，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夜里我老是听到海因里希·索德喊我的名字，那么第二天我肯定会收到他的来信。人们开始为我的日渐消瘦而担心，并且对我憔悴的面容说三道四。我已经到了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经常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好像有成千上万个魔鬼，便常常用柔软发烫的双手揉搓全身，企图找到一个摆脱这种痛苦的途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索德的双眼，耳边常常回响起他的声音。在这样痛苦难耐的夜晚，我常常在极度的绝望中起床，在凌晨两点钟乘坐火车跨越大半个德国，目的只是为了靠近他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单独返回继续进行巡回演出，忍受更巨大的内心痛苦。他在拜罗伊特用智慧激起的我心中的精神狂热，现在正逐渐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肉体欲望。
我的经纪人给了我一份去俄国演出的合同，才终于使这种危险状态有了一个结局。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却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极目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白色的原野泛着彻骨寒心的白色光泽，好像使我过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他现在又返回了海德堡，正在给漂亮的男学生们讲述米开朗琪罗的《夜》和美丽的《圣母像》。而我却正离他越来越远，进入了一片辽阔而凄冷的白色世界，偶尔能看到几个零星的贫穷村庄和从木头房子里发出的微弱的灯光，使茫茫雪原显得不那么死寂。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已很微弱了。终于，维纳斯山可望而不可及的阵痛、孔德利的号哭和安福塔斯痛苦的呼喊，都冰封进一个晶亮的冰球。
那天晚上，我在卧铺车厢里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跳出了车窗，跳进了冰雪世界里，缠裹，然后冰封起来。对这个梦，不知弗洛伊德博士该如何解释。
第三章舞台生涯的开端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它比芝加哥有更多的美景和艺术气息。而且我又可以很高兴地去海边玩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惬意。在内陆城市里我总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们在第六大街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包饭的客栈，租了一间房住了下来。这里也住着一群怪里怪气的人，就像“波希米亚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付不起房租，随时都有被驱逐出门的危险。一天上午，我去戴利剧院的舞台门口报道，再一次见到了这位大人物。我想把我的想法再跟他说一遍，可他看起来很忙，又似乎心事重重。
“我们已经从巴黎请来了著名哑剧名星简·麦，”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的话，倒可以给你一个角色试试。”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哑剧算不上艺术。在哑剧中，人们是用动作来代替语言，用动作来表达感情的，感情的流露和语言没有关系。因此，哑剧既不算是舞蹈艺术也不算是话剧艺术，什么都算不上，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可是，我当时别无选择，只好扮演这一角色。我把剧本带回家研究，我认为整个作品非常愚蠢可笑，和我的理想、抱负简直有天壤之别。
第一次排演就让我大失所望。简·麦是个脾气极为乖戾的小个子女人，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我被告知，用手指她，是表示“你”的意思；用手按着胸口，是表示“爱”的意思；用手击打自己的胸部，是表示“我”的意思。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滑稽可笑。因为心不在焉，我做得很糟糕，因此简·麦很生气，她对戴利先生说我没什么天分，根本不能演这个角色。听到这些话时，我马上想到我们全家就要困在那家可怕的客栈里，任凭那个狠心的房东太太摆布了。我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合唱队的小女孩被房东扣下箱子赶到大街上的情景，又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痛苦。想到这儿，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顺着双颊簌簌而下。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凄楚可怜，因为戴利先生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对简·麦说：“你看，她哭起来表情还是挺丰富的。她能学会的。”
可是这种排演对我来说简直是殉道。他们老让我做一些我认为是很粗俗、可笑的动作，而且那些动作跟他们配的音乐没任何关系。毕竟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很强，我最后还是设法让自己进入了角色。
简·麦演哑剧中的男丑角皮埃罗，有一段戏是我向皮埃罗表达爱情。在三段不同音乐的配合下，我得走近皮埃罗并在他脸上亲三下。在彩排时我用力大了点，居然把自己的红唇膏印在了皮埃罗白色的面颊上。就在此时，皮埃罗立刻变成了恼羞成怒的简·麦，她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这就是我舞台生涯动人的开幕式
可随着排演的不断进行，我越来越钦佩这位哑剧女演员那非凡的充满生气的演技。如果不是错误地选择了虚假做作的哑剧，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舞蹈家的。但哑剧的形式困住了她。我一直想对哑剧发表如下的建议：
“如果你想说，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要像在聋哑人医院里一样，费尽气力地去做那些动作来表达思想感情呢”
首演之夜来临了。我穿了一套法国执政时期式样的华丽的蓝色缎面服装，戴着金色的假发和一顶大草帽。我孜孜以求地要带给这个世界的艺术革命难道就此完结了吗？我完全被伪装了起来，成了另一个人。妈妈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心里非常别扭。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没有提出让我回旧金山。但是我能看出来她非常失望。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结果却如此可怜
在哑剧排演期间，我们是没有酬金的。我们被赶出了原来那家客栈，搬到了一百八十号大街的两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由于没钱坐车，我经常得步行到二十九号大街的奥古斯丁·戴利剧院。为了少走几步，我常常在土路上走，在车行道上奔跑，总之我为此想了种种办法。因为没有钱，我吃不上午饭，常在午饭时间躲在包箱里打个盹儿。下午又得饿着肚子继续参加排演。就这样排演了六个星期，直到这出哑剧上演一个星期后，我才领到了工资。
在纽约演出三个星期后，剧团开始外出做巡回演出。我每周的工资是十五美元，一半作为我的全部开支，另一半寄给妈妈供全家人生活。每到一地，下了火车后我不敢进宾馆，而是扛着行李徒步去找包饭的便宜客栈。我一天所有的费用最多只能花五十美分，因此为了找到便宜的客房我常常要步行几里地，直累得两腿发酸。有时我租住的客栈里，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房客。记得有一次，我租的房间锁不上门，那里的男人多半都喝醉了，他们一次次地砸我的门，想闯进我的房间里来。我吓坏了，拖过一个沉重的衣柜把门堵住。即使这样，我也不敢上床睡觉，胆战心惊地坐了一夜。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生活能比参加巡回剧团时的生活更糟的了。
简·麦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每天都要求我们排演一次，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让她满意。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有时间便拿出来阅读。我每天都给米洛斯基写一封长信，好像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难。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结束了巡回演出，哑剧团又回到了纽约。让戴利先生苦恼的是，他的这次巡回演出的尝试并没能盈利。简·麦也就回巴黎去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去见戴利先生，想努力让他对我的艺术产生兴趣。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对我提出的任何话题都很冷淡。“我要派一个剧团去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表现仙境的场景里表演一段舞蹈。”
我主张用舞蹈来表达真实人物的思想情感，对仙女之类的可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并建议在泰坦尼娅和奥伯龙出场前的森林场景中，我在门德尔松《谐谑曲》的伴奏下来一段舞蹈。
演出《仲夏夜之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头戴着金色纱巾，还插着两个亮闪闪的金色翅膀。我坚决反对挂那两个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