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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仲夏夜之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头戴着金色纱巾，还插着两个亮闪闪的金色翅膀。我坚决反对挂那两个翅膀，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可笑。我试图说服戴利先生，不挂这两个假翅膀，我照样能表现出有翅膀的样子，可他坚决不同意。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单独表演舞蹈，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大舞台上，为很多观众表演跳舞。我跳了，跳得很精彩，观众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叫好，我引起了轰动。当我戴着那两个翅膀走到后台时，原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向我祝贺，没想到他火冒三丈地对我大吼大叫：“这里不是歌舞厅！”难道他真听不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吗第二天晚上，该我上台跳舞时，突然所有的灯光都关了。以后每一次演出《仲夏夜之梦》我都是在黑暗中跳舞，舞台上别的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要巡回演出了，我又开始了令人苦闷疲惫的旅程和寻找便宜客栈的日子。不过我的工资已涨到了每周二十五美元。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我的抱负，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在剧团没几个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怪怪的。我常到幕后读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我努力用斯多葛学派的禁欲哲学来冲淡我时时感到的痛苦。不过，在那次巡回演出中我交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她在剧中扮演泰坦尼娅皇后。莫德长得很可爱，而且富有同情心。可她有种怪癖，除了柑子，其他什么都不吃。我觉得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年后，我听说她因恶性贫血症而死。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里恩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可对地位低于她的演员没有丝毫同情心。不过在剧团时惟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看她演出。她很少随我们的剧团巡回演出，可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经常去看她扮演的罗莎琳德、比特阿丽斯和鲍西娅。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可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愿得到剧团中同人的喜爱。她傲气十足，少言寡语，好像连跟我们打声招呼都觉得多余。有一天后台的墙上贴出来这样一张通知：“谨告知本剧团各位演员，不必向里恩小姐问好”
真是这样，我虽然在戴利剧院呆了整整两年，却从没有得到与里恩小姐说话的荣幸。她显然认为剧团的所有配角演员根本没资格引起她的注意。记得有一天排练，由于戴利先生临时进行人员调配，有的演员来晚了一点，她就冲着我们这些人指指点点地喊道：“咳，怎么能让我等这些无名小卒呢”我自然是这些无名小卒中的一员，但却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我不明白像艾达·里恩这样的艺术家，这么迷人的女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也许与她的年龄有关，那时她快到五十岁了吧。她一直是奥古斯丁·戴利所宠爱的人，因此她反对戴利先生从剧团里挑选漂亮的女孩演重要的角色，她也许怕这些女孩会在两三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取代她的地位。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对她极其敬佩，在那时如果能得到她哪怕一点儿善意的鼓励，我都会珍视一生的。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她却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我。相反，她用行动明白地表示她的鄙视。记得在《暴风雨》的一场戏中，米兰达和裴迪南德举行婚礼，我跳舞向他们表示祝贺。在我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她故意扭过脸不看。这让我非常尴尬，简直跳不下去了。
在《仲夏夜之梦》的巡回演出中，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芝加哥。我又见到了我的男朋友，这令我欣喜若狂。那时正好也是夏天，如果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在林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也进一步了解了米洛斯基的智慧。几个星期后，我要回纽约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到纽约跟我结婚。万幸的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了解，发现米洛斯基在伦敦已经有了太太。母亲吓坏了，坚决让我跟他一刀两断。
第三章初遇大师
现在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纽约。我们设法在卡耐基会堂内弄到一间带洗澡间的排练房。为了腾出足够的地方跳舞，我们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没有放置其他任何家具。排练房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幕布，白天我们就把床垫立起来，没有床铺，晚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条被子。就像在旧金山一样，伊丽莎白在这间排练房里办她的舞蹈班。奥古斯丁加入了一家剧团，大多数时间他都到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在新闻界闯荡。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排练房按小时租给人教演说、音乐及唱歌等。但全家只有这一间房子，租给别人时，我们全家人只得出去散步。记得我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使身上暖和一点。回来时，我们常站在门口听一听。有一位教演讲的老师老是教一首同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梅布尔，小梅布尔，总是把脸贴在窗上”。这位老师总是用很凄凉的声调来朗诵，他的学生却总是毫无生气地慢慢重复，老师就大声训斥：
“你体会不出诗中的感情吗你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出吗”
这时，戴利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模仿日本艺妓的表演方式。他让我参加四人小合唱，但是我从来就不会唱一个音符！其余的三个人也说我老是带得她们跑调，因此我常常是很自然的站着，光张嘴巴不出声。母亲说我们演唱时，其他三个人的表情很难看，只有我的脸却还是那么可爱，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扮演艺妓这件蠢事，使我跟戴利原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终点。有一天熄灯后，他走过黑乎乎的剧场时发现我正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对剧团最近干的这些愚蠢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他说对于这种“艺妓”表演，他跟我一样也不怎么喜欢，可他得考虑剧团的经济收入。接着，为了安慰我，他就用手抚摸我的后背，这让我非常气愤。
“我有我的才华，您既然不想让我发挥作用，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呢？”我说。
戴利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戴利，因为几天之后我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了。从此，我开始讨厌剧院。在这里，你得夜夜重复那些无休止的台词和动作，忍受别人任性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戏剧中对生活的看法和长篇大论的废话，都让我难以忍受。
我离开了戴利后，回到了在卡耐基会馆的排练房，我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我又可以穿上练功服，在母亲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了。可白天我们很少能用上这间房子，可怜的母亲不得不经常为我整夜地伴奏。
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根据他的《纳吉苏斯》、《奥菲利娅》和《水仙女》等乐曲创作了舞蹈。有一天我正在排练房练舞，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双眼冒火，头发直立。虽然他还很年轻，可他看上去好像染上了某种可怕的致命的疾病。他冲了过来，朝我大喊大叫：
“我听说你在用我的音乐跳舞！不行，不行！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任何人不得用它来跳舞。”
我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把椅子旁。
“请坐，”我说，“我先用你的音乐跳个舞给你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然后我用《纳吉苏斯》跳了一段舞。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纳吉苏斯站在小溪边，凝视着水中的倒影。他看着看着，终于爱上自己的影子，最后他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我就这样按我的理解给内文跳了一曲。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全结束，他就从椅子上跳起，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双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歌舞女神。你跳的这些动作，正是我创作这首乐曲时想到的。”
接下来，我又给他跳《奥菲利娅》和《水仙女》。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最后他干脆主动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优美舞曲。——使我终生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他虽然给我弹奏过很多次，却始终没有记录下来。内文被彻底征服了，他建议我在卡耐基会堂的小音乐厅里举行几次舞蹈演出，他要亲自为我伴奏。
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第三章伦敦在召唤
在纽约遭受了种种劫难后，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所以我打算到伦敦去。温莎旅馆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行李，我们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受雇于戴利剧院，在新港为纽约上流社会表演舞蹈，这些经历使我陷入了希望幻灭后的痛苦之中。如果这就是美国对我付出的辛勤努力的答复的话，我想，面对如此冷漠的观众，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敲那扇紧闭的大门了。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到伦敦去。
现在，家里就剩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随一个小剧团外出巡回演出，他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有一天，他跑回家来宣布了他的婚事。这件事被大家看成是对家庭的背叛。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母亲知道这事后非常恼火，就像父亲第一次去我们家时一样，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哐啷”一声撞上了门。伊丽莎白沉默不语，保持中立，雷蒙德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是惟一一个对奥古斯丁抱有同情心的，我告诉他，我愿意跟他一起去看他太太。他把我带到一条小巷中的一座陈旧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梯，走进一个房间，见到了他的朱丽叶。她长得很漂亮，但身体虚弱，看起来像是有病。他们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因此，在我们去伦敦的计划中，自然就不再考虑奥古斯丁了。家里人好像把他看成是旅途中掉队的人，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去追求远大前程。
现在，我们像初夏时一样，又住进了卡耐基会堂徒有四壁的工作室里，而且身无分文。当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去求新港那些看过我跳舞的阔太太们，求他们资助我们去伦敦的费用。我首先去拜访了五十九号大街的一位夫人，她家的楼房像宫殿一样雄伟，楼房俯视着中央公园。我把温莎旅馆失火以及我们的家当全部丧失的事告诉了她，并告诉她我在纽约得不到足够的理解，确信能够在伦敦得到社会的承认。
最后，她走到书桌旁，拿起笔签了一张支票，叠好后交给了我。我眼含热泪与她告别后，满怀感激之情离开了她的家。可是到第五大街时我才发现，这张支票上只有五十美元，远远不够我们家去伦敦的旅费。
接着，我又去找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她住在第五大街的尽头。我从第五十九号大街走了整整五十个街区才到达她们家的豪宅。在那里，一个老太太接待了我，态度更加冷淡。她指责我的请求是非分之想，还给我解释说如果我当初学的是芭蕾舞的话，她对我的请求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她说她认识的一位芭蕾舞演员就发了大财！这时，我由于又着急又疲劳，竟突然晕倒了。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但是我还没吃午饭。那位太太看到我这样子，也许有点担心。她叫进来一位威严的男管家，给我送来一杯可可和一些烤面包。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杯子里，掉在面包上，但是我还是极力向这位太太阐述我们伦敦之行的重要性。
“将来我一定会名扬天下的，”我对她说道，“您也会因独具慧眼，能够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备受赞誉的。”
最后，这位拥有六千万家产的贵妇人也送给了我一张支票——同样也是五十美元她还没忘了再加上一句：
“你挣了钱后可别忘了还给我。”
我可以把钱送给穷人，但绝不会还给她的。
就这样，我游说了纽约很多百万富翁的太太们，最后我们终于凑够了三百美元这一大笔钱，算是有了去伦敦的路费。但如果想到伦敦后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还不够买普通的二等舱船票。
雷蒙德想了个好主意，他到各个码头去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艘开往赫尔的运牛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话感动了，他同意我们坐他的船走，虽然这样做违反船上的规定。一天早晨，我们只带了几个随身的包就上船了，因为我们的箱子在温莎旅馆的那场大火中烧掉了。我相信是这次航行使雷蒙德成了素食者。船上装着二三百头牛，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