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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行贿，不仅具有交换功能，还具有结盟功能，提供长期合作空间，提高交易安全，不轻易败露。
（2）除非避嫌，否则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多数情况下喜欢以朋友名义交往，加强合作互助。这是由小城市社区的熟人特性决定的规律，生活在小城市关系网络社会，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仅别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别人，平民求官员，官员也求教师和医生。如果对方有交换资源，受贿者也可能免收贿金，而将特权当人情放出，将来再求收租。其诉求并非金钱，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贿赂比商业贿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态更丰富。
（3）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在一个熟人圈，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合作是难免的，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二者在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谁那么傻啊？光得利不讲哥们，也很难混。在江湖传统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有讲义气和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是长远利益。
四、面子秀场“两面国”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搜集民间传奇所著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讲述了一个离奇的“两面国”故事，影射清代中国之怪状。
话说徐承志遭驸马爷猜忌时，驸马爷恰巧将宫娥司徒妩儿许配徐承志为妻。徐承志大惊，疑为奸细，乃以毒攻毒将妩儿告发，结果妩儿遭毒打一顿，惨遭遣媒变卖。此时，徐承志方知错怪贤妻，后悔万分，乃求助于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助其翻越城墙，逃往海外。数日，众人途经两面国，唐敖、林之洋二人入国闲游观光。
多九公留在船上正在前舱同徐承志闲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谁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得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示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著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夫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用意颇深。在动物学分类上就无单头双面哺乳类，更遑论人类。然而，以两面暗喻人格，则隐含深意。两面国纯属杜撰，欲借海外奇谈暗喻海内做人，结尾处多九公画龙点睛：“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为做人的总结。读者试想，是否有老者曾教诲自己“做人检点”和“祸从口出”？
这是一个以唐代背景为假托的三段体象征性寓言，环环相扣，逐级象征。从后往前逆推，有（1）结论、（2）两面国奇遇、（3）妩儿悲剧、（4）清代社会影射四个心理层次。多九公在故事结尾处感言，是对两面国奇遇的总结；两面国奇遇，是徐承志生存逆境的象征，手法属文学“超现实主义”；再往前，徐承志、驸马之间猜忌误害妩儿的故事结构，又影射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乾嘉年间）。而通篇寓言故事都影射中国社会，不囿于清中叶，作者甚至将唐代牵涉进来，欲表明源远流长，非一时之偶然。徐承志之境遇，在近代中国官场属僚阶层甚为常见，迫害与被迫害为常情之写照。猜忌之下，虚实交融、言行背离、口是心非成为一种结构。明代以来已有端倪，清中叶以后至清末、民国……情势愈演愈烈，已不止于官场属僚，而向全社会蔓延开去。
两面国，无非近代中国情状之写照，其源头尚在面子文化，及其背后是名分体制。一股近代的汹涌力量，使面子文化崩溃分裂为两面国，这股力量就江湖化。明、清、民国三代，儒教文化体制大盘蜕变，名分体制彻底蜕变为面子体制和两面国——口是心非、逢场作戏和弄虚作假……一生混世，须修炼两面三刀功夫，方保人生太平无事。
儒教国家在江湖化后，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镜花缘》之经典，在于影射了中国社会这一悲剧。求解这一悲剧的起因，还在于面子文化的源头。
四、面子秀场“人活一张脸”（一）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四、面子秀场“人活一张脸”（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 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
明清以后，面子背后的尊严内涵日趋空壳化、形式主义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张旗鼓地逢场作戏，将面子做疯做活了，反而不愁换钱财、得便宜。给别人捧面子，别人给酬劳、给赏银，可以坐收回报。劳作一日，未必比捣鼓一日来钱。一旦面子与事实脱节，虚伪欺骗之风蔓延，骗术在中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骗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个默认的惯例平台，撑起面子逢场作戏，半真半假之间反倒惹人上钩，甚至自投落网。譬如，高干子弟或大媒体记者不愁有人自来攀附。这样的诈骗，模糊了诈骗的概念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