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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几乎与中国人做面子、撑门面难以分辨，譬如“万元户”自称“百万富翁”，科长冒充处级……连半诈骗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怀送抱，自愿攀附。穷光蛋着一身西装，到外面骗吃骗喝，能算诈骗吗？要算，也只怪受骗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骗子的温床。
面子之所以被骗术利用，是因为依照面子惯例，有面子就稀里糊涂地有了资信。一旦惯例制度制约的虚拟资信，触角伸进经济市场，就变作中国商业市场挥之不去元素。面子体制的漏洞被骗子们利用，越戳越大，最终骗术被融入面子体制，成为惯例默认的合法元素。
爱面子：不惜荒诞求荣誉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常常为了小事纠缠不清，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问题。面子与江湖本是两回事，但关系极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说“江湖”特指合法体制外的社会，那么面子横跨体制内外，于朝野广泛存在，是一种十分泛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有两种面子，传统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继承传统面子衣钵，是传统的衍生物，但是在当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来，解读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说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属于经验之谈，意在用面子猎奇。中国人向有志怪奇闻文学传统。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贫寒，过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学生携猪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门外老远瞧见怕不好意思，赶忙关上门。这还不放心，怕学生趴窗偷看见，便掩耳盗铃地指着白絮絮的薯块嗔怪老婆道：“今天这肉太肥腻，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学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诞取乐，开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态度。先生大呼白薯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过得去，不戳破也罢。戳破的“破”字，在中国代表一个特殊语义，洋文并不易翻译，它与面子文化有关。语境背后的惯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极的事实，只要不说破，就不会伤害面子。所以，中国的面子带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这则“笑贫”故事，它耻笑的对象固然有轻度病态，但拿穷人开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场问题。除了缺心眼听者傻乎乎一乐，基本不具反思价值。细究之下，还涉嫌笑贫不笑娼的势利眼人格大成问题。教师少收学费，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自己付出贫穷代价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较真起来，该谴责的是社会不尊师重教的惯例，该表扬的是先生的风范。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学费，多收则富，少收则贫，收费全凭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鱼肉，并不困难，只是苦了那些贫苦学生。过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风亮节。这样一想，一丝都不好笑。类似如此，古代许多志怪奇谈里的面子笑话大多不动脑筋，只求一笑而过，无益解释背后的道理，令人无从反思。无反思，则不会有进步。中国人日复一日讲面子，前脚笑古人要面子，后脚自己跟着要面子。事实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却始终摆脱不了。
最严重的面子荒诞后果之一，乃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诞性的集中凸显。鲁迅让同胞们意识阿Q精神的存在，强行扒开人们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专治不治之症的医生，高举柳叶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将“病灶”指给大家细看，希望人们警醒啊警醒。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力切掉病灶。大半个世纪过去，阿Q精神渐渐变成恶性肿瘤，一种江湖文化病和游民习性癌。中国人每每前脚嘲笑别人阿Q，后面自己也跟着阿Q，明知故犯，甚至干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对，也改不了，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变革，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擅自改变者将会受罚，“出头椽子先烂”，其损失比墨守陈规更大。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其一哀一怒之后，不明背后为何仍然不争。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不争，其并非弱智，也非固执，还是因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变惯例制度，自然不会改正行为错误。此处错误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后有很深的群体结构基础，非一人能改。若想让集体一起改，又面临“囚徒困境”：谁先改，谁倒霉。
四、面子秀场“人活一张脸”（三）
鲁迅的面子故事
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很有外科医师执柳叶刀架势，摘录如下：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只几十个字，中国面子之尴尬跃然纸上。
先仔细琢磨其心理。银子（赔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无奈给他们；边门，奴才进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钻过去了，嘿嘿，等于是暗中给他下了“扣”。一顿偷笑后，等于赢了一回。这样一想，洋人便吃亏了，我就得了便宜。什么便宜？就是“面子”占上风。我在银子上亏了，至少面子上赢了，还没亏得精光。
这条逻辑显示，面子属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钱重要，因为银子可给人，面子不可给人。迫不得已之时，银子给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着。
但面子很虚幻，不可当饭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种惯例制度，是礼教文化发展三千年生成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默认的契约。譬如，下围棋点目数，又譬如，踢足球几脚传球可以射门，外行们觉得虚幻。然而这就是一种游戏前由群体联盟拟定的章程，它根据盘面目数或者皮球进球数判定游戏胜负。胜负之后，各有奖赏。游戏不重要，胜负背后的东西——荣誉和奖金重要。而决定荣誉和奖金份额，恰恰是胜负。
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
四、面子秀场面子要素浅说（一）
尊严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的第一要素当然是尊严，这是面子语义的源头。
尊严属现代语义，而面子属传统语义，假若忽略历史语境差异，可以说尊严是面子的现代同义词。尽管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但大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调用。此处枚举几例：“没面子”等于没尊严，“丢面子”等于丢尊严，“有面子”就是有尊严，“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严……后面要说，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严是现代名词，古汉语不常用此名词。古语但凡涉及尊严语义，便可说“面子”；稍严肃一些，也可说“脸面”、“颜面”。“脸面”和“颜面”，主要用于明代前；明代后，“面子”用得越来越多，这与民间社会江湖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互译性肯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条件限制。
尊严比面子内涵大。一切人类皆有尊严，面子只是尊严的一种具体民族文化，是尊严作为普遍人性在中国礼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教化者，通过礼教以及延伸的礼俗，规定尊严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且以礼教特有的脸谱方式对个人行为进行表象化，浓缩为“面”的符号。准确地说，“面”不是脸庞，而是文化赋予的面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