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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签有双边条约的美国又做了些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防御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我们正在加强军事建设的原因。”数月之后，国王又提到另外一个威胁，这一威胁“来自虚弱的政府，虚弱的国家，腐败的国家，在那里，颠覆分子将会获得积极活动的自由空间”，他认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奉行的仍然是“中世纪”的落后体制，那里的“内战和混乱”也会危及到本地区的和平。Shahram Chubin and Sepehr Zabih，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n； Berkeley；1974，p242
这时伊朗面临的最大麻烦仍然来自伊拉克，1969年4月，巴格达突然宣布要对构成两伊边界的整条阿拉伯河实施主权，伊拉克警告说除非伊朗接受这一现实，否则它将对伊朗的船只给予强制禁运。因为此前两伊共同对阿拉伯河实施管辖，所以伊朗当然对伊拉克的上述举动给以强烈谴责，两国互不相让，有一段时间事实上已经处于了战争状态。
巴列维国王地区称霸的抱负、伊朗受到的即时威胁以及尼克松政府对伊朗的倚重，这些因素促使国王更加注重伊朗的军事建设。国王平时比较留意世界军事、武器动态，以致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说，国王“比我们派去和他谈判的大多数人知道更多的新式武器的发展状况”。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128国王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包括今后的购买计划。国王扩大伊朗军事力量的计划路人皆知，伊朗的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对他大力购买先进武器的做法也只能顺从。上述因素连同即将出台的尼克松对伊军售新政策，这一切都为伊朗大规模地向美国购买武器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军售
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对伊朗进行了访问。在访问期间，尼克松向国王承诺，美苏缓和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像伊朗这样的老盟友会继续受到美国的重视。更让国王高兴的是，尼克松总统承诺向国王不限数量地出售他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也同意了国王以下两个要求：向伊朗派遣军事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伊朗人掌握使用及维护进口的美式武器的技术；美国将和伊朗一道支持伊拉克境内反政府的库尔德人反叛势力。对国王来说，争取到美国对上述三方面的认同是一个重大成功，特别是武器的获得，多年来他向历任美国总统反复提出这一要求，但是总没有得到满意答复。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他的战略分析是不恰当的，肯尼迪总统则向他施加进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压力，约翰逊总统仅仅是勉强地向他提供了一些现代化的战斗机。现在，美国的武器库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他也因此能够利用伊朗日益增长的石油收入随意地购买美式武器了。另外，尼克松同意与他一道反对伊朗的死敌伊拉克也是国王的一大收获。Gary Sick，All Fall Down：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前引书；pp15～16
对于向伊朗几乎不加限制地出售武器，美国国防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多年以来，国防部一直被要求提供有关伊朗安全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报告，年复一年，国防部的报告总是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伊朗北部和西部边界的军事威胁最好通过伊朗军队稳定、系统的发展和训练来回应，而不是以大量的购买复杂的技术含量很高的武器来应对。国防部一些官员还不同意向伊朗出售激光制导炸弹以及F—14、F—15战斗机，因为这些武器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他们认为这样做或许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一直反对向伊朗派遣技术援助团，因为他担心先进的军事机密有可能会泄漏给苏联。但是国务院对此并不认同，在基辛格看来，伊朗对美国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国王能够“填补英国人撤离后（波斯湾）受到苏联入侵和激进势力威胁的真空”，而且最为有利的是，“因为国王愿意从他的石油收入中出资购买装备，达到上述目标并不需要美国花费任何资源”。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 Boston；1979，p1264尽管国防部长仍然心存忧虑，但是这时拥有更大决定权的是深受基辛格影响的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所以他的意见也就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时期，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也的确为国王提供了购买武器的财力基础。1973年1月，在白色革命开启十周年之际，国王宣布将把伊朗的石油资源收为国有，其管理权要从先前的国际财团转移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7月31日完成接管伊朗石油管辖权后，国王又于当年的12月在德黑兰主持召开了欧佩克部长会议，决定把每桶石油的价格从5032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前引书，第94～95页。国王这样做一是出于经济目的，二是出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考虑，就像国王在1969年5月所言，“我不能把我国的未来建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才能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利益。Ruhollah Ramazani，Irans Foreign Policy；1941～1973 前引书；p381的确，石油提价给伊朗带来丰厚的收入，在1964年，伊朗石油年收入还仅有482亿美元，可是到1973年，年收入达到44亿美元，当1974年欧佩克提升油价后，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就激增到214亿美元了。伊朗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有增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提高油价的结果。伊朗方面认为，美国进口石油花费的增加，将会促使其向伊朗出售更多的武器，以达到收支的平衡。一些观察家对此表示忧虑，担心石油价格和武器价格将会竞相攀升。
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建设尼克松政府的伊朗政策（3）
因为担心巴列维国王的上述行动会引起已经动荡不安的国际石油体系的更加恶化，美国财政部建议白宫向国王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取消上述决定，并且设法降低油价，这招致国王的严厉指责，他说没有人能够指示他如何做。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拒绝了财政部长威廉姆·西蒙（William Simon）和其他人以削减军售来压制伊朗石油政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国王毕竟是在向美国购买武器，美国从中也获益匪浅；再者，西欧一些国家也在努力获得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合同；另外，美伊间特殊的战略关系也难以经得起这样重大的挑战。其实这时美伊双方都明白，美国对外部石油日益严重的依赖增加了国王在美伊关系中的主动性，1970年，美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3年后，美国从海湾国家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量的23％，到1976年，这一比率达到38％，这一年美国消费的石油中42％是进口的。美国对外部石油的依赖在1977年冬超过50％，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美国第三大供应国，伊朗在美国石油进口中的份额也是日益增多。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139～140
尽管如此，由于石油动荡，华盛顿的伊朗政策在美国国内还是遭到一些批评。国务院的某些官员也开始对海湾的武器竞赛和战争给予关注。不过国王极力为他的武器购买计划辩护，1973年阿以进行的“十月战争”为国王提供了现实的佐证，心怀忧虑的国王针对这场战争发问道：“以色列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难道就不对倾泻到它身上并几乎捣毁它的大量武器感到惊讶吗？”他认为如果伊朗也遭受到以色列一样的境遇，“我将没有任何机会”保全自己。New York Times，February 24，1974
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希斯克（Joseph Sisco）认同国王的上述观点。他说国王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担忧：与苏联有漫长的边界；莫斯科与叙利亚、伊拉克等伊朗的对手保持紧密联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主权威胁；苏印友好条约的签订；苏联海军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活动的不断增强等。不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东分委员会主席李·汉米尔顿（Lee Hamilton）有不同看法，“你不必为敲碎一个坚果而非要一个大锤子”，他抱怨说，“自1965年以来，我们对伊朗和沙特的武器销售和帮助大约是苏联在波斯湾地区的6倍”，他暗示美国向伊朗大肆出售武器主要是基于吸收石油美元而非伊朗合理需要的考虑，他说他尤其担心伊朗和沙特可能爆发的冲突。汉米尔顿的见解遭到希斯克的反对，希斯克认为军售并不是能源危机或者较小的边界摩擦而促成的，而是出于让盟国在没有美国直接涉入的情况下能保护自己的考虑。他继续解释说，如果需要伊朗和沙特承担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的主要责任，它们自身的安全是其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通过向它们出售武器从而增强这两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是无可厚非的；希斯克坚持认为，美国向伊朗大量出售武器以弥补进口石油的花费只是一个次要因素。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141～142
1973年9月，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政府中亲巴列维国王势力的地位，使得对伊军售更加易于进行。美国各部门也逐渐明白，与白宫路线相左的意见肯定不受上层欢迎，因此，他们有时也不得不迎合白宫的意见，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对伊军售的繁荣局面。在当时的德黑兰，就像在1971～1973年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团长的威廉姆森（Ellis Williamson）将军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推销员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每周要接待35个左右的团体来访者，而这还不是全部的来访者，他们都积极向伊朗推销各式武器。不过这也产生一个问题，负责军事征购事宜的伊朗副国防大臣陶法尼安（Hassan Toufanian）将军对上述情况提出抱怨，他告诉威廉姆森说，其他希望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国家在每种武器上仅有一个生产者，为了达成一个价格和交货日期更合理的交易，他仅需要同那个国家的驻伊大使、国防部长和相关实业家打交道就行，但是美国的情况则不然，这里的政府和企业界限分明，大使和军事顾问团被指令在互相竞争的美国各公司间保持中立，而且还不参与公司与伊朗人的谈判，陶法尼安说国王更希望达成政府与政府间的交易。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135而且不管是美国销售商还是伊朗主管官员，他们都经常低估武器维护问题和培训伊朗人掌握这些装备的费用，此外，价格增长以及能否按期交货问题也常引起麻烦，这就导致交易双方产生摩擦：当伊朗人不能很好地操作购买的美式装备时，他们就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且当美国人建议他们不要操之过急时，他们又会产生被侮辱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因为水门事件，尼克松在1974年8月初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于8月9日继任为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上台后基本沿用了尼克松时期的内外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没有尼克松的尼克松政策”。在外交方面，福特曾明确表示，尼克松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最为成功的”，他并不打算对其加以改变。迈克尔·V。多伊尔：《福特言论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217、218页。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福特让基辛格仍然担任国务卿这一要职。在福特总统时期，美国继续支持伊朗的军事建设，在他担任总统的1975、1976两年，美国对伊的军售高达42亿多美元（见表1）。
表11953～1978年间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
单位：美元
年度金额年度金额1953～1954104000000197443253570001955～1968505412000197524471400001969235821000197617944870001970131929000197757137690001971363884000197825868900001972472611000历年2085565600019732171355000资料来源：DPark Teter，“Iran Between East and West”；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199，I，4 January 26，1979，p82
到1975年，美国大约有2万名军事人员在伊朗工作；到1976年7月，这一数字则达到24万。虽然国务院声称人员的增加将会很快停止下来，但是其官员却私下认为，如果不增加在伊朗的美国技术人员，伊朗的军队运作将陷于停顿。Alexander Moens，Foreign Policy Under Carter，Testing Multiple Advocacy，Decision Making； Westview Press，1990；p138
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建设尼克松政府的伊朗政策（4）
虽然卡特政府一再标榜人权和限制武器出口，但是那时美国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伊朗的武器出口并没有减弱，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详细论述。
第四节美国对伊朗军售的负面影响
巴列维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购买先进的武器，增强了伊朗的国防能力，提升了伊朗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使得它成为海湾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是伊朗的收入是有限的，它在军事上过多的花费势必要影响到在诸如经济、教育、卫生等民生行业的投资，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民众的不满，并推动了巴列维王朝走向覆灭。
另外，在伊朗的为数众多的美国军事等方面的顾问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招致伊朗民众怨声载道的问题。在伊朗的美国人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伊朗人的如下认识——美国人抢走了伊朗人的工作机会，导致了反美情绪的增加。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伊朗工作的大多数美国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生活在与伊朗人隔离的地方，他们享受的很多待遇都是伊朗人所无法企及的。单单贝尔直升机公司在伊朗就有1700名雇员，他们在伊斯法汗（Isfahan）的工作基地有45英亩之大，公司还出台了一些措施保障他们以及6000名家眷的优惠条件，包括3倍的工资、职位的提升、免税等。反对国王的伊朗作家巴拉哈尼（Reza Barahani）后来为他在到美国之前的极端反美情绪做了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当时伊朗人仅仅可以看到美国人在为国王而不是在为伊朗服务。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137
总而言之，美伊间高额的武器交易不仅为巴列维的统治带来很大隐患，加速了他的覆灭进程，而且也使得美国在伊朗的形象深受损害，在伊朗人眼中，美国与巴列维靠得越来越紧，它实际上扮演了国王专制独裁统治的帮凶，这也为此后伊朗人强烈的反美情绪埋下伏笔。第七章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第七章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
1978～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美国伊朗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革命使长达近30年的美伊亲密关系骤然破裂，双方高层关系在一夜之间降至冰点，从此两国关系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僵持局面。
这场革命之所以被称之为“伊斯兰革命”，是因为革命主要是在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的领导下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取得成功的，具有较为明显的伊斯兰教的痕迹。本部分旨在探讨革命期间的美国对伊政策以及双边关系，故这次革命的详细过程不在论述范围之内。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危机（1）
一巴列维改革的失败
在国内外的压力以及浓厚的强国愿望的刺激下，巴列维国王在20世纪60年代初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白色革命，并在其后主持通过一系列与白色革命相配套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伊朗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世界第五强国”。巴列维的这一宏伟目标为国家和人民描绘了光辉的前景，当然也激发了民众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
然而不管是“白色革命”，还是自60年代初至1978年的连续3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2年9月至1968年3月的第三个发展计划；1968年4月至1973年3月的第四个发展计划；1973年3月21日至1978年3月20日的第五个发展计划。，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白色革命”的中心内容土地改革而言，进行得并不理想，例如在土改后大小地主仍然占有全国可耕地的62％左右；由于土地股份制的推行，使得大股东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