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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后大小地主仍然占有全国可耕地的62％左右；由于土地股份制的推行，使得大股东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得以强化，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新获土地的自耕农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权，从而造成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受挫，致使生产效益连连下滑。再者，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巴列维试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强调进口替代和开放性政策，这使得习惯了传统农业的伊朗农民深受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每况愈下，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向城市移民，这一部分人到城市后，并不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于是失望之情日益浓重，这又引发了各种城市危机。土地改革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它冒犯了宗教阶层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宗教地产也在重新分配之列，这使得宗教阶层对巴列维充满了愤恨之意，加剧了他们反对国王统治的力度。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前引书，第115～116页。
巴列维主持制定的第五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弊病尤其多。经过第三、第四个发展计划的实施，伊朗的综合国力增强不少，以致有人惊呼：“1960年以后的伊朗工业增长速度之快，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Gorge Lenczowski，Iran Under the Pahlavi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前引书；p150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支配下，巴列维在70年代初又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第五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预计投资365亿美元。特别是在第五个发展计划刚刚通过后，由于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伊朗的石油收入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这使得巴列维有些忘乎所以，竟然有了要把伊朗在20世纪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念头：“我们或许能超过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国，可能不久就会成为继美国、俄国、日本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74年5月6日。在这种荒诞奇想的支配下，他力主扩展了第五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是广大民众对之抱有热切期望的第五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终只给少数的权势者和投机者带来了滚滚财富和发展机会，而下层民众乃至大多数的商业阶层并没有获得多少收益，从而造成了伊朗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引发了民众的失望与愤恨之情，为日后的伊朗危机埋下又一个伏笔。关于第五个计划的制定、修改与实施情况，见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前引书，第151～171页。
巴列维改革的另一个对他不利的严重后果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大量涌入伊朗，这对伊朗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造成严重冲击。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对西方文化的入侵给予了猛烈抨击，声称“欧洲圆礼帽是伊斯兰教的耻辱”，男女合校“毁灭了纯洁和男人的阳刚之气”，“流行音乐制造了色欲和淫乱”。Nikki RKeddi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Shiism from quietism to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63霍梅尼还大力谴责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沦丧和本土文化的衰落，指出伊斯兰教正经受着物质主义、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邪恶教义的侵蚀，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穆斯林的任务是要立即净化伊斯兰教，回归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在霍梅尼和其他宗教人士的呼吁下，“回归伊斯兰”成为当时广大穆斯林的普遍心声，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275页。考虑到霍梅尼遥控领导的宗教势力是70年代后期巴列维政权最为强大的对手这一现实，他们对伊朗政权的愤恨及反抗对巴列维来说就不是容易对付的了。关于伊朗宗教势力特别是霍梅尼与巴列维王朝的紧张关系，可参阅〔奥〕海因茨·努斯鲍默：《霍梅尼》（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二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
概括地讲，巴列维的专制统治在国内主要倚重的力量是军队、秘密警察以及几乎完全听从于自己的政府、议会，在国外则是美国。
军队是巴列维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53年重新掌权特别是在1955年将扎赫迪首相解职后，巴列维就牢牢地将伊朗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直接掌控着军队高级将领的升迁、调动，各个部队也在他的有意安排下基本上处于相互独立的地位，这样就使得他们都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巴列维国王本人。巴列维在军队中大力灌输忠君思想，以确保军队的忠诚，本应保家卫国的军队那时竟成了巴列维保持自己独裁统治的工具。为了培育伊朗军队，巴列维可谓不惜血本，一直到他倒台，都不停地在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巴列维的强军政策固然使得伊朗到70年代初期跨入了世界军事强国之列，但是，它过多的消耗也严重影响了对伊朗其他更为亟待发展的行业、部门的投资，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伊朗经济的失衡发展，导致普通民众生活的难以改善甚至愈加艰难，从而引发了民众的极大反感。
秘密警察和特务机构是巴列维专制统治的又一重要依靠。50年代末，巴列维组建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和高级特务机构“王家调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不仅对政治反对派、宗教势力、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而且还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政、军等各界官员实施严密的监视，以防止他们进行反巴列维政权的活动。当时伊朗人简直到了人人自危的恐惧程度，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深受影响。不过在革命爆发前绝大多数的民众还只是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而伊斯兰革命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压抑之情的机会与舞台。关于伊朗的秘密警察和特务机构的活动情况，可参阅〔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巴列维传》（中译本），前引书，第299～312页。
巴列维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另一手段是操纵政府和议会，使它们完全沦落为自己施政的工具。巴列维曾经多次修改宪法以扩大王权，逐步使得议会成为国王手中的橡皮章。对于首相的人选，巴列维也是以服从自己的意志为标准进行取舍。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第276页。巴列维这样做虽然把国家大权都集于一身，但是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通过权力的垄断，巴列维也把自己推到了需要独自承担国家兴衰成败重任的地步。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危机（2）
巴列维专制统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柱，那就是美国。如前文所述，在二战后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后，巴列维就一头倒向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巴列维才逐渐稳定了政局，巩固了统治，强化了军事力量，使自己发展成为伊朗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但是大量美国武器的涌入、为数众多的美国顾问的进驻以及美国对伊朗内部事务的频繁干涉也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伊朗民众的极大反感，他们由是对美国充满了愤恨之意，对“引狼入室”的巴列维的憎恶也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石油收入剧增和英国军队撤出波斯湾后，巴列维称霸海湾的欲望更加强烈，为此他不断地卷入地区事务，例如帮助阿曼的独裁者镇压穆斯林起义和支持索马里反对苏联等。这一时期巴列维在伊斯兰世界还独树一帜与以色列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很多伊朗人把巴列维的上述之举看作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他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傀儡而已。Shireen THunter，Iran After Khomeini，New York，前引书；pp104～105为了改变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形象，也为了尽量摆脱美国等西方世界对自己的钳制从而达到称霸波斯湾的目的，巴列维于是着意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在欧佩克中也成为提高石油价格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且非常积极地参与不结盟运动和其他中立性质的论坛。更为突出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巴列维还经常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前引书；pp208～209这让美国和西方颇为不满。到70年代中期，东西方整体关系趋向缓和，阿拉伯各产油国的局势也渐渐稳定下来，这两大因素导致了伊朗对美国以及西方价值的下降。对巴列维更为不利的是，以尊重人权和削减对外军售自诩的卡特总统在1977年进驻白宫，美国这个外部支柱至少在理论上变得愈加的脆弱。关于巴列维对卡特外交政策的担忧，后文有进一步论述。简而言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与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其亲密程度已经今非昔比。
综上所述，到70年代末期，巴列维的专制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伊朗的革命也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危险的情势，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热恋”之中的美伊关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的人权政策及其对伊朗的影响（1）
一卡特的人权外交政策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成为白宫的新主人。在1976年大选时卡特就对前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攻击，认为基辛格等人的外交缺乏道德感，声称因为在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把杰斐逊和威尔逊的理想作为美国的特性显示出来”，致使“我们丧失了抵御极权主义思想意识的威胁以及鼓舞我国人民士气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鉴于此，他在竞选总统以及在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美〕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伊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5，第167、175页。显而易见，卡特要在外交政策中打出人权牌，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政策相抗衡。
卡特总统主要的外交助手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推崇者，他认为仅仅是简单的反对和遏制苏联扩张是不够的，美国应该加强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关注，他认为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美国政策会大大增强美国的威望，不仅对美国的安全有益，而且还有利于全人类。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dviser；1977～1981；New York；1983，pp124～129此外，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瑟姆、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桑德斯（Harold Saunders）等负责制订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也都自诩为人权主义的拥护者。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前引书，第270页。
美国对卡特人权政策持赞同态度的人认为它对友好的独裁政权是有益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权推行自由主义不仅会改善国民的人权状况，而且还会使政权的支持基础得以拓宽，这样，在面临苏联资助的颠覆时，这些政权就会表现得更坚强，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却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一个友好的独裁政权如果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就像伊朗的巴列维政权那样，那么放松高压统治就很容易导致巴列维政权威望的进一步降低，反对派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反对政府的力度；如果那个独裁政权再遇到像伊朗1977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的话，其就会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从而促发反对派更为强烈的反政府运动，“友好的”独裁政权也必定会愈加动荡乃至崩溃。这正如美国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所言，“一个奇怪的巨大变化是，实行人权政策的结果同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我们的敌人安然无恙，而我们的一些盟国却受到了惩罚。”Baltimore Sun，Aug10；1978
二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对伊朗的影响
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曾令巴列维感到一丝紧张，因为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卡特就特别强调了对人权和减少美国武器输出的关注，这对现存的美伊关系构成严重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卡特真的按照竞选纲领施政的话，那么巴列维就肯定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说，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虽然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给两国关系造成一些影响，但是继任的福特总统基本上继承了前任政府的内外政策，因此美伊关系还是非常理想的，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亲密阶段后，巴列维当然不希望再面对一个像肯尼迪那样向伊朗施加压力以进行改革的美国总统，这也是1976年美国大选时巴列维非常希望福特能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伊朗驻英大使Parviz CRadji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表述，见Parviz CRadji，In the Service of the Peacock Throne：The Diaries of the Shahs Last Ambassador to London；London：Hamish Hamilton；1983，p23
巴列维国王的担心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70年代，伊朗令人生畏的“萨瓦克”几乎可以随意对巴列维的反对派进行严刑拷打和政治迫害，当时的大赦国际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对伊朗的人权状况都给予严厉批评，这也引起美国公众对巴列维政权压迫性一面的认识。美国媒体对伊朗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让巴列维非常不安，他担心这会给美伊关系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鉴于此，在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巴列维国王一再申明他要结束对犯人实施酷刑的立场，并一直声称要进行法律改革、放松对公众言论的限制等，华盛顿对此给予了赞扬。在某种程度上讲，上述广为宣传的改革措施为卡特政府继续前任政府的对伊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合理基础。实际上，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并没有改变其对伊政策的打算和具体举措，这从后文的论述中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这一时期巴列维不断的呼吁和实施一些改革，主要的压力不是来自美国，而主要是国内严重的压力使然，是出于挽救其独裁统治的目的而为之的，另外还有他对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误解，他曾认为美国是真的要压制他进行改革，以期望在伊朗实现民主。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前引书，第一、十二、十三部分。
与巴列维对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忧心忡忡相反，起初伊朗反对派力量特别是那些民族民主势力对此却比较乐观，他们天真地认为，在美国新政策的压力下，巴列维将不得不进行一些民主改革，伊朗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法治局面，并且还有可能为伊朗打开民众自由参与政治的大门，在他们看来，巴列维对政治犯态度的部分改变就是他们对前景保持乐观的佐证。在上述美好愿望的鼓舞下，到1977年夏，伊朗开始出现呼吁进行改革的组织，有包括司法部一些职员在内的法学家组织，他们对伊朗的审判机关给予严厉的批评；有艺术家、作曲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不过这时最重要的行动发生在清真寺，遍及伊朗全国的清真寺发出的抨击巴列维政权的声音越来越大，清真寺的每次布道都会吸引大量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听众，他们逐渐构成了追随宗教领袖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主体。随着革命气氛的日益浓重，清真寺逐渐成为伊朗革命行动的组织中心。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前引书；pp158～160
深受美国人权政策的鼓舞，伊朗反对巴列维独裁统治的自由派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当卡特决定在1977年末访问德黑兰时，他们就做出讨好美国的姿态，拟定了一份重要的声明并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声明对巴列维的独裁统治表示了愤慨，呼吁在伊朗恢复法治，该声明的基调与卡特的人权立场是一致的。其实在该声明于1977年12月22日公布前的一个月，伊朗反对派就把它以及一些人的签名转交给卡特政府，他们希望借助美国对巴列维的压力，迫使国王同意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并且允许自由辩论和自由选举——考虑到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威望和巴列维政权的不得人心，反对派认为自己可以在自由选举中取得优势。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前引书；p162
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美国的人权政策及其对伊朗的影响（2）
自由派的这一讨好姿态也是美国政府本可以对伊朗革命施加重大影响的好机会，但是美国对此并没有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