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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11章 学与术（3）
尼采自己曾说自己“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说他是颓废者是因为他身体孱弱，在其父谢世的年龄（36岁）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可怕的衰颓的征象。但是也正是这种衰颓给了他抵抗的力量，使他获得一种他自称为“侵略性激情”的东西，成为颓废者的对立物。他说“病患甚至成了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自己的哲学。”这这句话是理解他的哲学的钥匙。
一方面他有着极为强力的理性思辨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最最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怀疑一切既往，一切成规，批判一切在先的和已成的，他甚至怀疑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精神分裂和疯狂。就这样理性和疯狂成了他的一人两面，以一种疯狂而追求理智，成了他的哲学的根本特征。
他宣布上帝的死亡，将上帝这个高居于“人”之上的超越者死亡的消息带给了人类，“重估一切价值”，宣布“偶像的黄昏”，这样他就将人的超越性渴求由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道德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真正将哲学从关于精神的梦呓中拉回到地上的人中间来的人，如他自己所认定的那样他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但是一方面是上帝已死，另一方面他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重估一切价值的背后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对待旧有道德谱系的弃绝性态度之后是重建新的道德标准，他消灭了神—人的二分法。他说：“看！那儿有多好，只有神而没有上帝。”但是他没有杀死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本身，他建立了地上的超越者：超人，以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代替了神和人的二分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是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没有错的。神—人二分法中人的处境是被动的死亡的颓废的无望的，而在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中人的处境却是积极的强力的创造的，人宣布自己为个体、个人、孤独者，自己的世界的主宰者，因而人由上帝的他救而成为自我中心的的自救者，人人都可以成为超人——这就是“超人”作为超越理念和西方传统超越思想不同的地方，它是属人的而且是属于充分地生活于个体意志之上个人的现世的超越理想，是“人”的道路。
尼采对于这个世界是绝望的，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只是永远的循环而已，是偶然的机遇的，没有绝对目标和方向，因而也就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是尼采又不是绝对绝望者，他反对叔本华式的厌世，他将希望寄托于个人，他寄希望于孤独个体的诞生，那种在神死之后自己理解，自己掌握自己，自己作为世界的最后仲裁的个人的出现，“这种人和‘现代’人、‘善良’人和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他的哲学奠基于个人之上”——超人。因此超人是一个个体概念，许多人将尼采的“超人”理解成是超越他人的人，这是不尽准确的，“超人”的原始含义是超越自我的人，“超人”是每个孤独个体的自我超越理想，是个体的超越理念，因而超人的理想和“上帝”的超越理想是不同的，上帝的超越的结果是绝对主宰，而这正是尼采所反对的。超人的超越目标是自我的诞生，是个体的确立，至于对他者的超凌只是它的外在结果：自我超越的人自然同时会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虫人。
尼采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少有的能用语言这把令人困惑的乐器演奏出精彩的华章的语言大师之一，他说“伟大的韵律的技艺、圆周句技艺的伟大风格，表现一种超凡的超人激情的大起大落，这都是我首先发现的。”尼采的语言放纵恣肆，毫无修饰做作的成份。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紧张感极为强烈的语体，尼采的语言是诗化的易读的，在尼采那里看不到黑格尔、康德那种冷冰冰的僵硬气息，有的是一种柔软的以天才的力量灌注而成的诗。可以说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他的哲学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尼采是绝对自信的，看一看《瞧！这个人》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些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他说谁“偏爱我的书就是给他自己最高的奖赏”……但是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他在那个时代注定要忍受讥讽、嘲弄和漠视，所以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证明尼采对自己的命运是充分了解的。他生活的时代依然是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天下，而他的哲学正是从这些人的晦暗处出发的，他把辩证法看成是颓废的征象，他一生都在反对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尼采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直接遭遇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坛上斗法的失败（叔本华认定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是吹牛和江湖法术的三个诡辩家），但是这种反对注定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成功。他生在19世纪，却注定自己是后19世纪哲学家，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受过他的影响，弗洛伊德、柏格森、舍勒、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都是如此，法国后现代大师福柯就曾坦言自己是“尼采主义者”。说尼采的思想启示20世纪也许是不过分的。
第二部分第11章 学与术（4）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典范，在尼采、萨特、波娃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学与识是怎样地使他变得和大地、人民以及自己更为亲近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呢？这块土地上，那些戴着深度眼镜的人，那些坐在冷板凳上人，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已经被糨糊填满了，他们仿佛是黑暗中的鬼蜮，一点点儿声响都会让他们哆哆嗦嗦，恐惧和猥琐已经让他们的人格垮台了。学识没有使他坚强、清晰而是使他变得
暧昧、模糊。他的灰暗、模糊没有棱角的脸面显现在这个时代的大街上，他告诉别人他叫知识分子。
——当我们为一篇又一篇明知对世界毫无益处的文字而费尽心血，当我们怀着深深的近乎绝望的希望而写作那些被称作“学术”的文字，当我们对一个与世无补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我们谁能逃脱这学术“强迫症”？除了“学术”我们尚不能找到区别我们为知识分子的其他身份标志，只要有关“学术”的幻想依然招安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只能如此，或许我们注定如此，我们的学术病就是这样致命。
这是一件幸事还是一件不幸的事？
你看，我是多么的矛盾啊。袁，我真的非常矛盾，其实，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我生下来就是老年，或者我现在已经退休就好了。
第二部分第12章 邪与恶（1）
人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呢？我住的宿舍的后窗面对着一块空地，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非常好，远处是人们在拍打被子的声音，近处是阳光撒在草地上，青草的味道、麦秸秆的味道、湿润的花朵的味道混合着，一切都让人产生美好的念头。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一个人在空地上玩，对面墙根下有一个破损的被人丢弃的塑料娃娃，虽然已经残破，我们依然可以从娃娃的红红的笑脸、胖嘟嘟的手臂和半张着的小手上感到她的可爱和生命的气息。小男孩终于注意到了那个娃娃，这个塑料娃娃在他的幼小的心里到底激起了什么样的感受
呢？我看到他向塑料娃娃走了过去，停在她的不远处打量她，他会不会抱起那个娃娃呢？他没有，他退了回来，在地上到处寻找着什么，一会儿他找到了一片锋利的玻璃，他拿着那块玻璃向那个娃娃走去，他走到娃娃的跟前，在娃娃的跟前蹲了下来，仔细地看了娃娃一会儿，接着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拿着玻璃片的手，那只稚嫩的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那么纯净充满希望的手。但是这只手伸了出来，它向着塑料娃娃的手伸了过去，它要干什么呢？它是要和塑料娃娃的手相握吗？不是，它轻轻地用玻璃片在塑料娃娃的手上划了一道，然后，他仔细地打量着塑料娃娃的手。也许是他没有看到塑料娃娃的手中流出血来吧，他又举起了手中的玻璃片，在塑料娃娃的手上重重地划了一刀，然而他又开始观察起来，就这样这个五岁的小孩在塑料娃娃的手上一共划了6刀，每一刀都经过了仔细的冷静的观察和分析，每一刀都比前一刀更重。之后，我走出自己的房间，绕到屋后，我看到那只塑料娃娃的手已经被割成了两瓣，手掌光秃秃地指向天空，五指碎裂着耷拉在手掌下面。
我的心止不住地颤抖。不是为眼前塑料娃娃的断裂的手掌，而是为刚才那个5岁的小孩。他那么冷静、那么一丝不苟地将塑料娃娃的手割成了两瓣，在他幼小的想象中，他一定看到了塑料娃娃手掌的裂缝中流淌出来的鲜血，他一定为此而感到了快慰。
我知道，这种快慰是邪恶的。可是我不知道这种邪恶来自哪里？不会有什么人教他这样做，是他自己发明了这种残忍的游戏，那么，如果我说这是出于他的本性，我的结论有什么不对吗？
我身上有一种东西时刻让我不得安宁。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用力推我大声喝斥我要我往里一点儿的时候，当我排队一个小时刚刚轮到我但是收款员却说下班了明天再来的时候，当我在教室里上课看到一个学生迟到了却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的时候……这些时候我希望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我的拳头说话。他从我的身后挤压了过来，我稍稍用力，我不想被他压扁，可是他在下车的时候突然发力将我拉下了车，我因为站立不稳，摔在了马路牙子上，我扔掉了手中的购物袋，吼叫着向他冲过去，我捏紧了拳头，对着他的头不断地出击，周围布满了人，他们围成了一个圈子，仿佛是一个舞台……等到我清醒过来，才发现我的眼镜已经碎掉了，手背上不住地在往外淌血，左颊火辣辣地疼，我的妻子抱着儿子站在我的身边。
我从地上拣起购物袋，然后缓缓地往家走，脑子里嗡嗡的，我的妻子抱着儿子跟在我的身后……我的脑子里涌动着的惟一一个问题是我的对手怎样了，我让他尝到了我的厉害了吗，还是他毫发未损。我为我不能亲眼看到我的战绩而感到忐忑不安，我的对手他非常狡猾，他在我没有看清楚他是否受伤之前就逃跑了，他让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我到底是战胜了还是战败了。对于我来说，受点儿伤甚至残废都无所谓，问题是必须让他比我更惨，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可怜虫。
时隔三个月，我和我的儿子在街上等车，突然，我的儿子对我说：“爸爸，你不要和别人打架了。”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4岁不到，他为什么会担心我打架呢？是不是街边的景色，远处驶过的汽车，以及我们站在街边的样子，让他一下子回到了三个月前的那个时刻，那个4 岁不到的小男孩，他看着自己的爸爸和另外一个人打架，心中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恐惧。一时间我愣在了街口。
当然，我的本性并未酿成大恶。我孱弱的身体遏制了我，大多数时候是缩了回来，像一只乌龟一样地缩着自己的头回家。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例外。那个时候，我很年轻，除了一些恐惧、自卑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对“大人”、“老师”、“城里同学”，对于一切都盲目地恐惧，特别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个时候为了一点儿别人的好感，或者为了克服恐惧，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我会和他们一道去打人。仿佛去打一个无缘无故的人，我的恐惧感就会减轻一点儿，仿佛只有和他们一起做冒险的事、刺激的事我才能获得掩藏在这个群体中的安全感。比如打人。
其实，说去打人也是不对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找个地方，将那里经过的和我们同龄的人随便拎出一个来，打一顿。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怯懦的，当我听到被压在地上的人发出猪婆似的嗥叫，当我看到挨了打的人夹着屁股像狗一样逃跑，当我看到那些人跪在地上像企鹅一样缩着头求饶，我知道了人的本性。其实那些求饶的人实在是蠢货，他们用自己的怯懦出卖自己。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别人的求饶中才感到快活，如果他挨了打，不是哀号着求饶，而是咬紧牙关，沉默着离去，我们这些人也就失去乐趣了，下次也就不会打他了，我们只会打那些让我们体验到乐趣的人。
第二部分第12章 邪与恶（2）
当然，后来，我们在那一带的学生中赫赫有名，常常不用我们打，他们只要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扭头逃跑，这也能给我们欢乐，或者他们没跑掉，而是被我们捻上了，这个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他就会主动地哀号起来。——是那些怯懦的人帮了我们的忙，成全了我们邪恶的快感。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当时这种快感到底有什么理由。可是，当时的那种在折磨别人、嘲笑别人之中体验快感的经验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健康，我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又如何，对于当初的我，这是来自本能的东西，我不是本能地在施虐中体
验了快感吗？
回想到我在海门师范的时候，我已经考取了研究生，但是，那个名字叫“校长”的人，对我说，我不会放你走的，没那么容易。读者也许会以为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他，天地良心，尽管我性本恶，但是，在他的面前我始终像狗一样温驯，我常常想，那个时候如果他对我说：“葛红兵，你如果把我的屎吃了，我就放你走，就让你去读研究生。”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趴下我的低贱的身子，将他的屎吃个精光，而且心中满怀对他的感激。
但是，他不。他连让我吃屎的机会都不给我，而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想把我拖死在那里。我给他送礼，我把我工作以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余款从银行里拿出来，买了一只手表送给他，但是他不要，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是个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说他体验快感的源泉根本就不是肮脏的金钱，而是另外的高尚的东西。那么他到底从哪里体验快感呢？从我焦虑的神情、从我绝望的眼光、从我哀求的语气？从表面上看，拖死我，让我终老在海门对他没有什么有形的好处，但是，他一定感到了某种类似于吸食海洛因似的快感，要知道有理由的施虐所得到的快感在许多人那里不及无端地对一个无辜的人施虐要快乐得多——文革中许多人恰恰是被和他们毫无恩怨关系的不相干的人无端地打死的——要知道我是个有感觉的人，从他腆着的大啤酒肚中我感到了他每时每刻地生活在这种令人颤栗的幸福感中，正是这快感使他年轻，使他成功，使他50多岁了然而看起来却比我这个20刚刚出头的人更青春。
这种“否定”我的权力，这种对个人在职业选择，居住地选择上的“否定”，对谁有利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本人？其实对谁都没有利。但是，这种“否定”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制造稀缺，使得上厕所的草纸都成为稀罕之物，人们要得到草纸就只能请求他们的审批，也就是说“稀缺”就等于他们的权力，所以我说“稀缺”并不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外国人而言更懒，更没有工作精神和创造力，而是因为有人有意地制造“稀缺”。现在，他们则制造否定，因为否定就等于权力。被制造的“否定”和被制造的“稀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制造某种“虚无”，从反的方面为自己的权力奠立基础。面对这样的权力，我们如何自处？
和他——这个名叫“校长”的人——相比，或者把他和年少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