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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权力，我们如何自处？
和他——这个名叫“校长”的人——相比，或者把他和年少时我、我的那些狐朋狗友在街边打人，在被打者的哀号和乞求中，甚至在被别人打得遍体鳞伤中体验快感的方式相比，和我们从流氓行为中体验快感相比，他要老练一百倍。他不动声色，一丝不苟地收藏着他的快感，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他的快感的强烈程度一定是超越那群在街边用拳头，用打人和被打来寻求快感的少年们的。他不打人，不骂人，他甚至不笑，但是他的快感是何其地充足呢？他的快感的源泉是何其地丰富呢？
现在我要让他的快感去见鬼，我要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1993年的春天，从4月开始一直到7月，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至于上研究生的目的已经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了。我所要做的是将他在我身上榨取的快感加倍地索取回来，我知道我没有他的老练，我所能用的方式就是少年葛红兵的方式。我性本恶，上帝，让我找回那个在街边抡木棒的少年，让那个少年回到我的身体里，让我去死，但是同时带上他——那个叫“校长”的人。我设想的第一方案是投毒，第二方案是爆炸，第三方案是刺杀……
晚上，看着正在洗咸鱼的妻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泪水。永别了，给我耻辱和快感的世界，我将带着我的极乐的快感离开你们。
当然那个“校长”后来并没有死，我也活着，活到了现在，而且还在写作。
我要感谢恩师盛浩良先生，当时扬州师院的副校长，他拯救了我，使我免于罪恶。也免于死亡。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他像神，他帮助了我，让我脱离了那个死亡的深渊。
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深怀感激的人，此后我每年给他写一封信，但我从来没有拜访过他，我知道对于这样的盛大的恩情我是无比藐小的，无力用行动来表达感激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洗脱我内心深处的罪孽，用这盛大的恩情来超度自己。但是恩师盛浩良先生在我离开扬州到南京读博士的第二年便因癌症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听说有人不愿意为他发丧，但是他的那些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起来，为他送别的那天从各地赶来的人成百上千，为他送行的队伍中光小车就有一二百辆。要知道这些都是人们自发而来的，而不是任何组织动员的。
第二部分第12章 邪与恶（3）
我是事后才知道此事。恩师盛浩良先生从来不给我回信（惟一的一次间接关联是我听说恩师盛浩良先生向系里打听我，问我学习怎样），离开扬州以后对他的情况我便一无所知。告诉我这消息的是一位留在扬州工作的师兄，他对我说恩师盛浩良先生已经逝世了。那天，我一个人在操场上久久地静坐，泪水打湿了我的衬衫下摆。
你看他在城市中踟蹰，
像墙面上的污迹，
你看他在大街上晃悠，
像盲肠中的细菌，
你看他就这样跪着，
你看他就这样跑着，
你看他就这样哭着，
你看他就这样使用着自己，
仿佛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
他用流泪表示活着，
他用下跪表示尊严，
他用假寐表示仁慈，
他用逃离表示爱情。
你看他在上海的风中一点儿也不孤寂，
许多憔悴的树枝站在他的身后，
许多斑驳的人影牵着他的手心，
在灰烬飘飞的夜里，
在人迹罕至的冬季，
他就像一张碎裂的广告招贴，
他就像一片离开树枝的死叶。
第三部分第13章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1）
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去北方时是11月底。天雨且冷。那是一把红绿相间花纹很大的伞：买伞的时候我说我喜欢这种大起大落大红大绿的伞。在北方的11月，这样的伞使人若有所思。可是伞终于是丢了，在一个傍晚，一个细细的雨丝布满了大街小巷也布满了眼帘的时候，被我忘在了一个电话亭里。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
北方的路是苍白的，在低矮的天空下面，树木突兀地支撑着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没有一
片树叶的树恶梦般布满老茧。雾，很冷，像雨。雨中的树干是黑色的，这种树干黑得让人分外绝望。我躲在宾馆的暖气里，四面八方漫无目的地打电话。来北方的目的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剩下的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异乡人，在异乡之地毫无理由地存在着。一次目的感很强的旅行会突然间失去理由，突然令人不知所措。我犹豫着去哪里，一个上午就这样犹豫掉了，其实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现在身外的目的地消失了，我被迫回到自己，被迫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可是我却不能把自己当成目的，当成目的地，我只能将自己当成去目的地的工具，我的身体只能是我的工具，当我失去了目标我的这副工具就显得六神无主了。我对着自己看来看去，我的身体在北方的空气中无比僵硬。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安祥地呆在一起？为什么我只是认为旅行着、运动着才有意义？
常常我看到我的身体，它在这个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总是好像要奔向某个目的地。我知道它没有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只是一只黑色的四方盒子而已。但我不能告诉它，我不能让它停下来。我的身体，就像大地不能没有植物一样它不能没有理想。
你看我现在，在北方的一个宾馆里，我是突然地陷入一种慌张之中的，我失去外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如何安妥我的身体，如何与它深切地相守在一起。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日子，寂寞地厮守在一起。但是我们是不和谐的两个人。
一个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如果远行，他一走出那个家门，他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期待结构，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因为他的远行而改变了：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在家人吃饭的时候依然被想象中的他占据着，其他人是不会坐到那张椅子上去的，这张椅子就像他依然在场一样地属于他，家人对他的想象使他成了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张空着的椅子就是对他的期待。他在家的证明比比皆是，一个偶然的电话铃声会牵动家人的心：她在想是不是他从远方打回来的？
一个独身的人远行归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1997年的11月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家。没有人等待我，远方的我也没有可以思念的人，我对那个“家”的思念是抽象的，是对物的思念：对家具、墙壁、书桌……这些东西之所以进入我的思念，只是因为我用它们，用得久了，熟悉了，我抚摸它们，依靠它们，和它们朝夕相处，在它们身上有我的印迹，与它们在一起我觉得安全，没有和陌生的事物在一起时的那种动摇感，打开书桌的抽屉，我可以预料哪一本书会在抽屉中展现出来，打开热水器的龙头知道它的水温正是我所需要的，不会很烫，也不会冷得让人受不了。我熟悉它们。我对熟悉的事物的这种感觉就是思念。
现在我再次回想我来北方的目的。1997年的11月，这个时候所有的火车上都在流行陈明的《快乐老家》。陈明说：“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也许在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到达。”对于这段歌词，我是事后3年，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才听懂了，“跟我走吧”——请相信我，和我一起走；“天亮就出发”，——让我们早些，再早些出发；“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再穿过一条河流就能到达了，快乐老家近在咫尺。好了，让我们行动吧，我对我的身体说。
1991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旅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它的魅力能超过 “远方”。远方——我不知道的地方，召唤着我。去远方，去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自然、陌生的人们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一片好山好水，一座充满传说和幻想的城市，另一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们，多好啊，去一个陌生的异地，在一个没有熟人、单位、领导、工资、房子、职称的地方，自己对于那个地方完全是陌生的，自己对于那个地方的人也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和那个在家里天天到菜场买菜的人，那个一大早匆匆爬起来上班的人，那个一分钱也要掂着花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去远方，去旅游，我们其实是和这个陌生人——我们自己的陌生人约会，它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老朋友，是我们幻想中的亲人，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我们常常思念它，想念它，可是在平常的庸常的生活中我们无法见到它，现在我们去远方，我们和这个陌生人约会，在一个神奇的异地我们去见这个人。在远方我们尽情地挥霍时间，挥霍想象，挥霍金钱，在远方与我们的“陌生人”约会时我们一掷千金，这是我们在远方为我们的浪漫、激情所用的定金。因此旅游应该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定义：日常生活的中断与出离；自己的陌生化。
第三部分第13章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2）
让自己成为一个陌生人，让自己从日日相见的我们的朋友、天天照面的同事中间消失。因为天天见面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他们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存在，然而现在我们从他们身边抽身离去，我们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时我们的朋友开始思念我们，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我们的突然缺席，因为我们的不在场。我们的朋友反而感到了我们的在场，我们成了他们中间不在场的在场者，我们的朋友不再把我们看成是那个天天出现的毫无新意的人，他们开始回忆我们在场的情景，开始想象我们
在远方有一次美丽的恋情，一个浪漫的故事，在远方的我们被我们的朋友思念着（一次异地之旅就这样使我们成了一个重要的人，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想象着、我们一下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人，成了世界上最被人羡慕的人，我们的朋友一遍又一遍地在办公室里谈论我们，我们的故事像玫瑰花一样开满了办公室，甚至开到了朋友的梦里。
1991年的时候，我到处跑，试图把整个中国跑遍，然后就绝望地回家，在家乡终老，那个时候我想大学毕业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人生的结束，我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再怎么样我都无法反对这个命运，1991年的时候我试图将我的一生，一生中对远方的渴望都用完。
1991年的时候，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大地上行走啊！直到现在有些地方我都不敢再去，我害怕当时的感觉，害怕那种一去不回的冲动再次击中我。那时候我想再也用不着回去了，就这样一路走下去，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它让我们在大地上自由地来去，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可以在大地上任意地迁徙，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之地。
第三部分第14章 我的标志（1）
如今的人没有身份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户口簿也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工作证更是不可想象。我们需要标志。当我在生产流水线上（一所学校的教室）机械地忙碌了一天，我坐着电车回家，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我的妻子如何认定我就是那个每月向她交工资，每天起来送孩子上班的人？我的身体是那样毫无个性，一米七的个子，有些清瘦（那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但是这样的身材在我的同龄人一抓一大把；我的技术？我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制造生产工具的工人，虽然我的职业是教师，我所能做的其他人
都能做——将一个个自动来到你眼前的学生培养成铁锅生产者、痰盂买卖员、树木修剪工、人类繁育者、垃圾制造者等等；我的个性呢？我不知道个性为何物，我不锻炼，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擅长，我只会读书，但是读得很少，我一到家就累极了，我惟一想的就是睡觉，因而我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那么，我们（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暗号？不，没有，本来应该有一些的，比如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儿子的生日，可是因为劳累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所以我讲不出任何暗号。我的妻子凭什么认定我就是她的丈夫呢？她需要我的身份证，我必须每天都把我的身份证带在身上，在进门的时候向她出示。
同样的理由，我必须带我的教师工作证，我们那个劳动力制造工厂太大了，它有成千上万的人，即使是在一个教室内我们也互不相识：我们各自处于流水线的不同部位，我们不允许相互串岗，一进教室我们就坐到我们自己的方位，例如我的位置，固定在一块大的黑色的板的后面，前面是一只半米见方的黑色的桌子。如果我想起来走动，我只能在这之间来回徘徊，走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我坐到桌子上去都是不允许的，我在那个位置上呆着一直到下班。
下班我们就匆匆地回家，因为在路上我们还要接我们的孩子，还要到菜场买菜，还要到电车公司购买月票，还要到学校开家长会，还要到我们的父母家看望他们，还要收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这样我们虽说在一个单位工作，可是见面的机会是绝少的，我们几乎不相识，至于那个看门的老头，他戴着老花眼镜，对于我们这些毫无个性的人——我们不留长发，不戴眼镜，不会唱歌，不穿任何出格衣物，他凭什么认得出我们呢？他必须看我们的工作证，他把我们的工作证拿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左看右瞧，对照我们的照片研究了又研究，最终又让我们报出自己的工号，这才确定我们就是那个工号上的人，这样我们才算是进了“工厂”。
得感谢那些聪明的人，他们发明了身份证、工作证，这样我们的身份便一览无余了，这样我就对自己放心了，我不会被认作张三李四等其他人了，我的妻子不会开错门，将其他人迎回家，我的儿子也不会喊错别人为爸爸了。因为有了工作证，我们单位的会计师就不会将我的工资给错其他人了，他对照我的工作证，然后将我的工资发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拿着工资回家。这是我对于家的意义，我的妻子因此而需要我，我的儿子也因此而需要我，有人需要我，我该感到多么的充实啊。
然而身份证和工作证还不是我最感激的，我最感激的是户口簿。尽管户口簿在我们家已经许久没有拿出来用过了，但是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啊。因为户口簿，我来到了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个城市公民，没有户口簿的话，我有什么理由是一个城市居民呢？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农民，当我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我就酷爱山川河流，热爱自然，我就喜欢听牛羊的叫声，我愿意我怀孕的母亲在散发着芳香的土地上行走而不是在水泥马路上散步。要是由着我的性子，我会一直是个农民，而事实上我是多么感激户口簿啊，因为它我终于吃上了商品粮，望着户口簿给我带来的白花花的大米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也因为它我得以进入这家“工厂”，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以教育为职业的“工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养家糊口了。看一看我们隔壁的小三吧，就因为他没有户口簿（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农村下放时娶的农村人），他成了一个小商贩，他在街头东躲西藏地贩卖蔬菜、录像带、二手服装、年历片、垃圾筒，甚至我还见到他在天桥下摆摊擦皮鞋。他满脸灰尘地呆坐在天桥的阴影中，失神的眼睛大大地望着天桥下走过的人群，他的眼神充满乞怜，他将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视作他潜在的顾客了。而我这时正从他的眼前走过，我穿着西装，拎着一尘不染的帆布包，帆布包里是我的新婚妻子为我准备的红烧鸡腿以及酱油黄瓜——从他乞怜的目光中走过，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使我颤栗不止，要知道小时候小三的体力是多么的强壮啊，比力气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要知道小时候小三是多么聪明啊，我的父亲经常说“你要有小三一半的聪明就好了”。
当然现在小三发了，他有钱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老婆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依然进不了学校。现在小三买了一套房子，他的那套房子在偏僻的西郊，还要3000元1平方米，而我的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