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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诺檬裁炊纪耍幻俺鲆桓龆砦淖帧昂绽保ê茫不匚乙桓鲎郑骸八拱臀靼伞保ㄐ恍唬馐俏液痛笫Φ奈ㄒ灰淮味淘莸慕哟ァ２还诖酥埃菘说拿貉Ъ移帐悼耍↗aroslav Prusek）来哈佛客座，第一堂上课就在黑板上抄写不少欧洲语言的书名，包括俄文著作，可能旨在向我们“示威”，却吓不倒我，我用俄文照抄不误，毫无困难。如今思来，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夫复何言？所以要奉劝所有学外国语的读者：学语言除了下苦功外，必须持之有恒，否则会全功尽弃。我当年学的外国语（俄文、日文、西班牙文），除法文外，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日文虽念了三年，却因后来在三年班时投机取巧，没有读好，功败垂成。语言没有学好，是我多年求学最大的遗憾，差强我意的只剩下英文，然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即使身兼双语也是不够的。
除了语言之外，我在哈佛所选的课，在大考时都得心应手。大班课须要期末大考（当时研究生尚不能以论文代之），和本科生拚搏我自认莫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教授在看卷子的时候知道我是研究生，打分数可能宽一点。（这是哈佛和美国各大学的陋习，考试拿了B以下的分数，第二年的奖学金可能就没有着落了，所以研究生的考卷大多得A…或B＋）。如何引起教授注意？我的方法就是多看书——必须超过课上指定的教材，而且还要看推荐书，甚至自己故作聪明，到图书馆多借一两本匆读了一遍，就在考试时不分青红皂白引将上去。我这个“招数”从来没有失败过，不过偶而会在考卷发还时看到教授的评语：“这一本书不好，论点不足为训”，原来教授也是同行相职的，哈佛教授尤其如此。
研究生最担心的当然是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我的系没有论文答辩，所以写论文前的博士资格口试成了一个大关。每一个学生都拖拖拉拉，选了不少“指导阅读课”，只不过是多花时间准备而已，先订下一个书单，再和指导教授偶而讨论几次，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和史华慈学了不少东西，两个人见面时在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看什么他就和我谈什么：从五四《新青年》（我一期一期的读）到列宁文集（我一本一本的啃），从儒家到浪漫主义，真是无所不谈。等到要考博士口试的时候，史老师自告奋勇要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项目，我却惋拒了，因为我觉得对不起费正清教授。没有选他的课，只有旁听，所以应该请他主考，以示我对他的尊重。另外两个科目，我决定考中国中古史唐宋到清末和俄国史。本来想以欧洲思想史代替中国史，但系里规定必须有两项与中国有关，也必须有一项是“前现代”（premodern）的领域。于是我乖乖地选了杨联升教授的两门低班课，在班上没有旁听，并和本科生一起考试、交作业。记得我有一篇论文写的是皇权与绅权，用的是费孝通的一本小书，以此出发，大谈法家所谓的“权”与“势”的问题，颇蒙老师激赏。后来又和罗文（罗香林先生的公子）同上杨教授开的指导阅读课。虽然我专攻近代史，但一向对传统十分尊重，而且十分佩服杨教授的学问，和他师生一场，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杨先生对我们这两个学生要求也很严，逼着我们用英文，我那时已能胜任。
所以在三种博士口试的时候，我反而以中国中古史考得最好，还记得杨教授问我海瑞罢官的问题，我也对答如流。到了考俄国史的时候，派普斯教授问我关于西泽琳女皇治下的版图问题，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准备地理。后来他又问我列宁从瑞士坐火车返回俄国圣彼得堡领导革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欧洲政客的贿赂，我说当然没有。他却说根据刚发现的史料，证明确有其事。顿时气氛变得很严峻，我也越答越差，草草收场。（事后思之，我显然对俄国革命太过热心，而他却比较保守，根本不喜欢列宁。）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费正清教授不慌不忙地说：
“Leo，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dates）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
“一九一三年。”我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
“那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哪一年攻下南京？”
“大概是一八五四年吧！”
“哪一日攻克的？”
我怎么知道？！
“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哪一年进的耶鲁？哪一年毕业？”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
如此一来一往，他连续问了我不下十来个日期，我最多答对了一半，心情从此一蹶不振，斗志全失，勉强敷衍到终场。费教授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我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自知凶多吉少，泄气之余，只有准备重考。自从进哈佛以来，我一直一帆风顺，这次惨遭滑铁卢，是否自己太大意？准备不足？其实我花了将近两年功夫，记了无数页笔记，他那本“新约圣经”——《东亚的现代转化》——读了又读，就是没有背历史大事和小事发生的日期。我还准备了一大套自己对近代史的看法，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完了，完了，看来费教授在“整”我，因为我曾在他课上发言不驯！
想来想去，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仍没有电话来，心知费教授下午才去办公，不会这么早通知我的，只好出门散步。一直等到傍晚的时分，电话铃响了，费教授的秘书琳达告诉我通过了，我听了根本不相信，又多追问几句。我曾经约会过琳达几次，所以私交不错，我再三盘问，她只是说我通过口试了，其他一概不知。
又过了一天——或许就是当天晚上——费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作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我一时语塞，挂了电话怔住了。后来把自己的经验和同学讲起，顿时传为“佳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被考过“日期”！事后我再三反省，得到的结论是：费教授可能觉得我太嚣张，对历史见林不见树，脑子里一大堆理论，似乎基本功下得还不够，所以要考我历史的细节——如日期。
从此之后，我的态度也收敛多了，费教授却反而对我爱护有加，并且为我弄到了一笔奖学金，选我到欧洲游学半年。他对我的恩德，我也一生难忘。
如今我在教授晚清文学课时，还会想起日期的事，有时还会突然间问我班上的研究生：
“梁启超在哪一年从日本到美国游历？在此之前哪一年坐船到夏威夷？哪一月到的？鲁迅哪一年逝世？孙中山哪一年诞生？……”
班上的学生一片茫然，一个“日期”也答不出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历史学自从福何以后，早已不讲日期了，只讲“话语”（discourse）、权力和“时机”（moment）。费教授下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11节 论文和游学
博士口试通过了，剩下来的是博士论文。其实这才是得博士学位的真正难关：论文写不出来，其他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当年哈佛的博士生因论文没有完成而拖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大有人在，校方则以在学年资计算，如G1、G2、G3等（G代表Graduate School），如果有人是G17，则表示他已经在研究院念了十七年，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记得有位同系的学生，研究清史的Harold Kahn，有次返校演讲，他已在伦敦大学任教多年，但论文仍未写就，所以费正清教授介绍他时就故意用G17称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算来我应该是G8或G9，因为我于一九六二年入学，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论文，一九七○年才获得学位，时间恰和“八年抗战”相仿。然而我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各种课程及语言的考试，为什么论文从始到终竟花了整整五年之久？其实也不尽然。我把大部份的准备论文的时间都花在旁听其他的课上，而对自己的论文研究反而提不起劲来。于是费正清教授开始向我施加压力了。
在费正清的“王国”作学生，每人只分到一个“人物”作传记式的研究：譬如盛宣怀、王韬、张之洞、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主，甚至连我的业师也只以严复作题目。史华慈教授对我的论文题目一向不闻不问，作什么都行；他关心的是我到底要探讨什么“问题”（他常用的一个大字眼是problematique）。记得在他的研讨班上我提交林纾的论文报告，特别注重林纾的感情层面，报告完了，史师反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我照实答说：“还没有想出来，请老师指点。”于是他就不慌不忙地谈天说地，最后谈到浪漫主义的问题，不但给我灵感，而且为我开了一条可以兼走文学和思想史的大道。从此之后，我才逐渐开始摸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问题，但又觉得不能照搬西方的“浪漫主义”，内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太多，而只能探讨五四时代文人的“浪漫”心态。既然我从林纾的研究中开了窍，所以决定把林纾作为论文中的主要人物，并从晚清拉到三十年代，而以五四文学为主轴。五四时代浪漫情操的主要代表人物当然非徐志摩莫属，所以费正清教授认为我以徐志摩为题就足够了。然而我心目中的构思却庞大得多，想为五四这一代人作传，而且写的是一种“心态史”，但用的是文学数据。当时我竟无理论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历史的“方法”，但却胆大包天，在费教授压力下坚不退让：他让我只写一个作家，我响应说至少要写半打，甚至更多，为什么不能写一本“集体传记”（group biography）？言下之意，似乎把自己抬举成了“五四”作家的代言人。主观的意愿太强，甚至自己不知不觉间也跟着“浪漫”起来，并以此作为我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于是“文如其人”，连博士论文也变成了我“人生哲学”的一部份，把父母亲那一代人算作浪漫精神的代表，而把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一股脑儿算在“五四”的账下。
论文的构思越来越大，决定除了徐志摩之外，还要写郁达夫，因为郁的故作颓废，其实代表了浪漫心态的另一面。林纾则成了浪漫的“先驱者”，但又觉得不够，遂突然想到以前在史华慈师地下逐期阅读《新青年》的时候，偶尔发现苏曼殊这个在五四刊物发表的小说“碎簪记”，竟然浪漫得惊人，而且是用旧式“才子佳人”的写法，恰好可以与林纾搭配。有了这四个主要人物，我仍嫌不足：“五四”的浪漫情怀如何会演变成一种革命的情绪？于是又不得不加了一章，探讨三个既革命又浪漫的作家——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内中萧军最容易写，因为可以用我早已写好的硕士论文（也就是第一堂修史华慈师课时所写的论文），而对郭沫若和蒋光慈的论述，则可引用David Roy刚出版的书和台大业师夏济安先生的一篇论文，不必费太大功夫（因此也成了后来论文出书时最弱的一章）。
然而，为五四文坛作一个历史背景的素描，却煞费周章。记得我每天在燕京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就是在搜集五四文人和文坛的资料——逐本逐本地读，不论是正史野史，每本都读，积累了将近一年，才逐渐感到“文人”本身就可作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文坛”作为一种社会空间里的不成文“制度”更是饶有风趣（那时我还不知Habermas和Bourdieu为何许人也）。把这些大批资料写进论文，再加上四位主要人物的传记和作品研究，最后当然还须要有一个史华慈式的“思考”（reflections）作结论，真可谓洋洋大观。后来论文写成装订时，足足有两大本，合共一千多页！说来好笑，我的哈佛学生冀一新（Robert Chi）在我的退休餐会上说：他考虑是否申请到哈佛读研究院的时候，曾先到图书馆去察看两篇论文：一篇是他父亲当年在哈佛写的，短短不到一百页；另一篇就是我的，馆员拿出一本后，他正要拿到阅读室看，馆员又拿出来一本；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拜我为师！其实在我那个年纪，哪知天高地厚？也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尽情写去，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了要出书时，费教授来信说：你的“大作”至少要删掉一半，否则出版社不会接受。
美国的研究生到了论文的阶段，皆会申请一笔研究费到别处图书馆或其他学校访问研究，也算是一种游学。每年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都接待不少他校来的研究生，到此搜集论文资料。而哈佛的研究生的去处反而不多，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所以不少同学就趁此机会到香港或台湾地区，一方面作论文，一方面再加工学中文，以备阅读中文数据之需。我当然无心作此打算，于是异想天开地要申请到欧洲去游学：既然要研究徐志摩，当然也要像他一样，先到英国康桥，再到其他欧洲国家去游历，并借机找寻灵感。竟蒙费教授答应，给我两千美金的研究费，任我这个“自由人”（free spirit）到欧陆遨游。
这真是一个一生难求的机会。友人董桥说：我的学问一半是走出来的，一点也不假。“游”学时对我的意义之大，不亚于旁听大师级教授的课，因为我可以在游历的过程中吸收更多的文化知识，而且百闻不如一见。当我抵达康桥，看到“三一学院”和“皇家学院”后面绿油油的草地的时候，真觉得徐志摩的英灵与我同在，甚至互相交流。到了康桥的第一天傍晚，就在学院的后园散步，走累了就驻足于教堂旁边，眺望眼前不远的“康河”（Cam River），遥想当年徐志摩和林徽音在此流连忘返！这还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拍摄前三十多年的事。
那年是一九六八年，我在六月初就乘哈佛学生廉价包机直飞伦敦，住了一阵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康桥，在踏寻徐志摩的踪径时，还爱上一位异国女郎，并以此为题写了我第一篇中文散文，寄到台湾地区发表，从此也步上“文人”之途。徐志摩带给我的灵感，岂止是他的几首名诗和散文？我整个的“心路历程”都和他“心心相印”，只不过他英年早逝，没有活到中年老年，也缺少了自我反省的时间和空间，但他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仍然令我羡慕万分。
除了英国之外，我在半年期间游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事先并没有充份计划，只是随兴之所至，到处漫游。当时我仍持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申请各国签证变成最头痛、最费时的一件事，但我仍然没有气馁，在伦敦就跑遍了不少领事馆，竟然凑巧得知那一年南斯拉夫开放一年，不须签证即可入境，于是我又多加了一段行程和冒险经验。
我的欧游行程如下：先在伦敦和康桥住了两个多月，美其名曰研究和找资料；然后到德国和奥地利（刚好赶上撒而斯堡音乐节）；再由维也纳坐火车入南斯拉夫，然后到希腊，再坐船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北上到法国，在巴黎留连了一个多月，再去比利时和荷兰，到了深秋又折返伦敦，重游康桥后，再北上到丹麦、瑞典和挪威，再南下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返美。一九七○年夏我到香港任教之前，又重游欧洲一次，这两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父母给我的名字——欧梵——真的藏有深意，我似乎必须经历一个“欧”洲的人生阶段才终会“一笑拈花出梵天”。
欧洲对我的意义何在？真是罄竹难尽。它展示给我一个渊源流长而又多彩多姿的文化传统，让我领悟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多元的西方，美国文化仅及其皮毛而已。这块大陆也充满了历史和回忆，和任何欧洲人谈话——包括我常到处寄居的女房东——都不自觉地说今道古，而过去其实就是现在的一部份。在欧洲我也感受到不少各国的文化基础：在英国的小镇看莎士比亚；挪威的奥斯陆参观格里格（Edward Grieg）的故居，撒而斯堡到处都是莫扎特；巴黎的罗丹博物馆我至少去了三次；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徐志摩译作“翡冷翠”，美得迷人；在巴黎赛纳河左岸，我到处找寻巴金去过的地方，又到里昂去搜集“勤工俭学”的资料，差一点改了论文题目；在西班牙看斗牛，就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海明威小说。甚至在南斯拉夫的古城Dubrovnik，还刚好赶上一场传统的音乐会。
到我返美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汉学家”或“中国研究”的专家，虽然授的课是中国史，但晚间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自己的灵魂早已回到欧洲。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