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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返美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汉学家”或“中国研究”的专家，虽然授的课是中国史，但晚间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自己的灵魂早已回到欧洲。也许我真的在欧洲找到了灵感——至少得到一般冲动力——它驱使我每夜振笔（打字机）疾书，也不觉得累，不到一年功夫，堂堂一千多页的博士论文就写出来了。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12节 从反越战到嬉皮
我在哈佛读书的六十年代，适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越陷越深，因此国内反战的风潮也越演愈烈，年轻人和学生——不少是及龄应召入伍的候选人——当然反对的更厉害，终至于演变成各种反政府的学潮，哈佛学生也不例外，我虽然没有安全卷入，但也受到其余被的震撼。
“反越战”之风也波及到我的学术专业。当时有一批激进派的研究生，后来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并出版了一个很象样的学样刊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其中有一个领袖人物，名叫James Peek写了不少篇寓言式的文章，点名批判费正清，认为其学术观点不正确，有偏袒美国政府之嫌，而费教授“宰相肚里能行舟”，反而邀请他的这个学生和他公开交换意见，化干戈为玉帛。我在台下“观战”，禁不住佩服费教授的雅量，他这一招和与我在堂上批评他的反应如出一辙。但我更佩服的却是业师史华慈参加的一次哈佛教授反越战论坛，我在台下听到不少六七位名教授发表言论后，史教授出场了，非但独疏己见，而且也独排众议，把前面一位俄国教授修理一番。即使是反战，我的老师依然不忘学术，把思想史活学活用，令我折服。我也由此学到一种思想独立的精神，虽然同情激进派学生的反战立场，但对于其中某些过激观点，我还是不能同意。
当时的留美华人学生中，思想激进的毕竟占少数，但这些人却最能“表态”，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后来都成了“钓鱼台运动”的领袖。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沉默的，甚至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和这些人都不同，越战是亚洲人的事，反越战怎能不闻不问？所以我虽没有积极参于反战学生运动，但心情上还是很积极的，一九七○年在华盛顿最后的一次反越战大示威，我还是参加了，觉得这是我份内的事，至少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自剖而是自叙，所以我不愿多费笔墨作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只想立此存照，作一个心路历程的记录。
我虽在初到哈佛求学之初发了愿，尽量少和华人留学生来往，但后来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非我族类”的朋友少、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的朋友多，然而即使在华人圈子里我照样走“国际路线”，对于美国的校园文化十分热衷，甚至拉几个香港或台湾地区朋友参加。譬如舞会和音乐会，前者我们戏称是“狗抢骨头场”，僧多粥少，到舞会（大多是Mixer）很难和美国男人竞争，大多是败下阵来，跳不上两三只舞就知难而退。音乐会则另当别论，这是自己乐意花钱买票而又愉悦身心的事，而我也找到了几位同好，一起去听世界知名的波士顿交响乐，暑假期间更组队开车前往离波士顿约三小时的“檀歌坞”（Tanglewood），往往在星期六清早去，听下午的一场音乐会，然后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野餐，晚间才尽兴而回。记得有一次还约了一位美国男朋友和我的同房施振民一起去，他是菲律宾的华侨，在哈佛主修人类学，性格豪爽，和我很合得来，他比我虚长几岁，但已显得十分老成世故，只有去听音乐会或游山玩水的时候，才恢复他的童真本性。没料到我们毕业后不久，他返回菲律宾任教，结婚生子不到数年就病逝了。
还有一个和我常去波士顿的交响乐厅听音乐会的是应用物理系的周健夫，我们坐在楼上最便宜的位置，因为买的是定期票，所以常常见到另一位坐在旁边的老人，他也是乐迷，定期来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时间长了，我们也混熟了，这位单身老人请我们去另外一对老夫妇家作客，相谈甚欢，后来我才猜到这位终身未娶的老人和这对夫妇的关系非比寻常，可能是两男爱一女，而最后他让贤，但三人仍维持最亲近的关系。我们谈起音乐来眉飞色舞，这另一个男人却是画家，他送了我一幅女人裸体画，我挂在客厅数年，每每见此美女栩栩如生，都会感到情不自禁。
波士顿喜爱音乐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我也乐于参加，每周末练唱，当然社交的因素甚至较爱乐更多，我倒是真为了唱歌才去的。记得我们最得意的一次演唱，是在赵元任先生面前唱他的作品“海韵”，我们唱得十分卖力，也承蒙赵先生的指正和赏识。赵先生的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在哈佛教中文和音乐，她的家成了我们时常聚会的场所，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剑桥新语”，往往都在她家举行，讲完了还可以吃粥。没想到多年后我到哈佛任教时，刚好她退休，我有幸“接收”她在系里的办公室。今年我退休时，她们夫妇也来参加，使我倍感荣幸。
在剑桥作学生的平常日子，其实一点都不刺激，除了上课看书外，周末的消遣就是看电影、听音乐会、或到朋友家吃饭，结婚的朋友如杜维明就常请我们单身汉来家，最常去的可能就是华昌宜（读建筑）、梅广（语言学）和我。我们三人也成了莫逆之交。现在华、梅两位都是台大的名教授。
我和这些中国朋友最大的区别是，除了华人和留学生圈之外，我还有另一个洋人世界。虽然朋友不多，却也有几位同学变成了老友，譬如前章中提到的欧达伟（David Arkash）。记得这些洋人朋友也大多结婚成家，所以又多了几个吃晚饭的去处。也养成了我喜喝洋酒的习惯：威士忌、马丁尼、啤酒、红酒，样样都喝，但很少喝醉过。当然洋人的派对更多，派对时必喝酒，有时我也开，也照样供酒。这一种站着喝鸡尾酒的派对文化，可能是美国学界最古老的社交规距，逢开学术会议时更必有酒会，每年一度的亚洲学会年会，都有一次自讨腰包的盛大酒会，一杯下肚，胆子大了，我们这些初出茅芦的年轻学子也会找上大教授攀谈，也往往受到礼遇。记得我去过两次学术会议，其中饮酒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一次是在密歇根州大学，时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汉学家会议在此开会，我作学生招待，特别先搭机到达，然后再到机场接机照料从世界各地来的名人，在那次欢迎酒会上，我见到数字大名鼎鼎的欧洲汉学家，其中有位从英国剑桥来的唐史专家Dennis Twitchett，拉着我们的女招待饮酒，备极风流而不失仪态，令我羡慕万分。后来自己也当了教授，去了无数酒会，但每每念起这位教授的风度，就自惭形秽。另一次酒会的经验是在印地安那，我还是研究生，竟然接到印大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的邀请，还附送机票，到该地去参加一次东亚文学关系的会议。记得抵达那天下午，就到这位名教授家参加酒会，他原是德国人，英语口音很重，但似乎对中国学者特别好，是最早把中西比较文化纳入美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师，老友刘绍铭和欧阳桢（Eugene Eoyong）都被他收为学生。记得我抵达时，他亲自来迎接，还给我一杯鸡尾酒，令我受宠若惊。没想到多年后我也返回印大任教，也许因为有了这段记忆，我对印大的印象特别好，在印大四年也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生，除了喝酒之外，就是抽大麻，这当然是六十年代嬉皮（hippie）文化的影响。长头发、衣冠故意不整、以抽大麻作社交、参加群众摇滚乐大会、示威游行、大叫“作爱而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这一切皆是典型嬉皮文化的表征。嬉皮的发源地在柏克莱，东部的学校较西部望尘莫及，但学生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影响。即使在哈佛园，也会看到口令Hari Krishina，戴跳载舞的嬉皮士，而每逢春夏的好天气，也会有大批青年男女袒胸露背坐在草地上，有人弹吉他，有人轻轻吟唱，更有不少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热（英文叫作Make out），看得我焚火中烧，但还是不愿放开来加入他们群中。
这种旁观者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一个“升华”的办法——拍电影，买了一个八厘米的摄影机，走到校园，把这些场面都拍了下来，回家再剪接成纪录片。后来还大胆拍了一部二十多分钟的半剧情片，由我的同室老友梅广主演，名叫“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天”，先拍他在哈佛园散步，眼窥四周的嬉皮春色无边，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形单影只，于是亲自下厨，煮了一顿盛宴，又打开唱机，播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廿三号慢板乐章），然后摆上桌布，点上红烛，一个人默默地吃饭，片子以烛影中的这个孤独学生的面孔特写结束。这都为电影拍完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在家公演，因是默片，所以到了开唱机的镜头，我也立刻开了唱机，拿出莫扎特的唱片来，奏将起来，边奏边看，自己看得很感动，其他朋友却觉得闷死了。
这就是我在哈佛作学生的日常生活。
附录第13节 最善于自嘲的人
当大家在热烈评价欧梵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他多年前一篇谈论匈牙利当代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ad）的小说《失败者》（The Loser）的文章。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但他不写自己的成就，偏写自己一生的失败。对此，欧梵说，这正“合我个人的所好”，并且说了一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当别人认为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失败。”（《狐狸洞话语》）
欧梵已经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永远未完成、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一个经历过失败但又超越成败的人文世界里永远的流浪汉，因此总是一直往前走。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鲁迅《野草》中的“过客”有很深领悟，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走”的过程，“走”是在“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行动。也就是说，人生是悲剧性的令人绝望的存在，而“走”正是反抗绝望的唯一办法。欧梵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决不停步、决不自恋。不像许多中国作家和学人那样，写了几部书，就自我膨胀，就自以为是“话语英雄”。我把作家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愈写愈自大，一类是愈写愈自由。欧梵是属于愈写愈自由的人。
欧梵不仅不自恋，而且还常常自嘲与自省，他是我平生见到的一个最善于自嘲和自我反讽的人。他借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意象描述自己的脆弱无助：一个在外界眼里的哈佛大学教授，常常工作得不像人样，变成一条甲虫，一个驼背的、不知钟为谁敲的钟楼怪人（《世纪末呓语·变形记》）。他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特别留意与“先锋”、“媚俗”不同的“颓废”，因此也不断地谈论王尔德。然而，他却不是跟着去“颓废”，而是在王尔德身上发现其真情，并反省自己可能面临失真的危险。1998年底，他再次“读王尔德”，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发现王尔德的这些妙语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有警醒的作用。如果每一个人都只能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的金钱堆中追逐名利欲望，久而久之，岂不都麻木不仁？所以，我自己反而需要用王尔德的作品来警惕自己：愤世嫉俗容易，而在俗世中保持真性情难，我必须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和一点艺术上的涵养和情趣来超越现实。所以，当我愈觉自己逐渐世故的时候，愈感到王尔德那份天真的伟大。这一切都与他的同性恋及颓废无关，我最崇拜的反而是他的纯真。”（《世纪末呓语，谈王尔德》）欧梵不仅用极端的概念“伟大”二字来赞美“天真”，而且敢于反省，正视自己“逐渐世故”，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欧梵最宝贵、最难得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当代学人和作家最缺少的品格。
附录第14节 两栖狐狸、四维痴人
欧梵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有一次难忘的见面与倾谈，受其影响，他常以“狐狸型学者”自喻。柏林以“刺猬”与“狐狸”这两个意象划分精神价值创造者的两种基本类型，“刺猬型”专注一个系统，“狐狸型”则是多方旁敲侧击。柏林以此两个意象论述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历史观，认为托尔斯泰二者兼得。欧梵大体上属于“狐狸型”，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但他在最近十几年中专注于上海与香港城市文化的探讨，又表现出“刺猬”的特征。
欧梵这一“狐狸”，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典型的“两栖狐狸”。他栖于英语世界，又栖于汉语世界；栖于中国文化，又栖于西方文化；栖于理性学术文化，又栖于感性创作文化；栖于雅文化即贵族文化，又栖于俗文化即大众文化；栖于历史，又栖于文学；栖于文学，又栖于艺术等等。他的两栖性不是在两栖的表面浮动，而是生命、情感与真诚的投入。他说他是一向的“历史痴”（《世纪末呓语·读〈中国新音乐史论〉》）。几十年前胡适说过自己是“历史癖”，“癖”还是嗜好，“痴”可是投入全生命。欧梵不仅是历史痴，而且是文学痴、电影痴、音乐痴，是确切的四维痴人。由于他出身于音乐之家，从小就有“听觉天赋”，之后又派生出“视觉天赋”，这种天赋使他对电影具有特别的感受力与监赏力。这种天赋再加上他在后天勤奋学习中培养的很强的“知觉”与“心觉”，便形成了他的一种完整的感觉系统与认知系统，也使他拥有特别的精神个性。这样，就使他涉足多种领域时不至于浅尝辄止，而是多方面均有建树。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欧梵可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雪山飞狐”（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是“双洞大飞狐”与“多洞大飞狐”。
附录第15节 丰富多采的“人生盛宴”
“狐狸型”的多方素养与多方探索，再加上欧梵本身的苦修苦炼，使他获得两个大的成果：一个是他的精神创造与整体生活非常丰富，像是“人生的盛宴”；另一个是他在四五年前完成了集各种修养于一炉的代表作《上海摩登》。
“人生的盛宴”是林语堂先生的概念，他对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苏东坡就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他在《林语堂自传》里给苏东坡戴上十九顶帽子：“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欧梵也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和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我也可以给欧梵戴上十几顶帽子，不过为了避免落入俗套，我不讲大家都知道的诸如“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研究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学者型散文家”、“小说作者”、“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教授”等等，但要提醒大家别忘了他的另一些重要角色。他是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是“东方《双城记》”的作者，是中国“公众空间”和“人文空间”的鼓动者和实践者，而且是芝加哥大学 “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我也是这个部落的一员，等会儿再细说。尽管欧梵行走的路上有过曲折和痛苦，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感到人生是很丰富的，很有意思的。
附录第16节 集修养大成的《上海摩登》
多种素养除了造成欧梵人生的丰富之外，还造成另一结果，这就是在世纪之交产生了他的学术代表作《上海摩登》。这部著作正是他多年探讨历史、文学、电影等的共同结果，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学术著作，所谓“举重若轻”，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读这部著作时，比读许多长篇小说还有兴趣。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恐怕再也没有耐心阅读那种千篇一律的英雄排座次的章回体文学史、小说史、思想史了。《上海摩登》完全打破了文化史书的写作惯性与格局，以致很难定义这是城市历史著作还是一部文学艺术著作，我边读边想，最后觉得这是一部城市精神生态史，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现代文化景观的大观园。这部著作在思想、语言、方法等三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思想上，它突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权威”见解和后殖民理论的时髦见解。书中指出，所有的后殖民话语都假设了一个殖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