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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代欧洲人都十分欣赏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的雄伟壮观和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
的金碧辉煌，喜爱来自“东方”的地毯和众多的阿拉伯手工艺产品。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伊斯兰是陌生、不了解和无法理解的。我们常常看到穆斯林朝圣者和信徒五体投地朝拜的情景，但是，对于穆斯林教徒从共同朝拜中在心灵上焕发出来的强烈感受力，我们更多是感到害怕，而我们对《古兰经》可谓一无所知。自从“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进行恐怖袭击以来，许多美国人倾向于把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划上等号。这种建立在知识匮乏基础上的简单化做法，将会导致持久的相互敌对。
穆斯林方面由于无知也很容易产生误解。在大城市里集居的穆斯林生活贫困，大批失业，经济上没有出路。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西方生活的情景时，顿感受到了歧视。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自由生活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令人厌恶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结果更是激化了很多国家的不满情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产生，部分也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防卫反应。穆斯林群众很容易相信，他们不该有的贫困是西方造成的。除此之外，当他们看到以色列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并得到美国的援助时，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很容易演变成对美国的仇视。美国在波斯湾以及从伊拉克到中亚和阿富汗，在穆斯林国家土地上到处显示其军事存在，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敌视情绪。
如果伊斯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能在21世纪得以减少，那可是一个奇迹了。几百年以来，这种敌视一直受到基督教会、教皇、大主教和传教士的纵容，同样也得到伊玛目、毛拉、阿亚图拉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伊斯兰教学者们的纵容。世界上大部分宗教都是恶意排外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不例外。两路宗教均以本派经书为依据。但是，由于《圣经》和《古兰经》都是需要解释的，两大世界宗教引发了广泛的、部分观点完全对立的神学争论。双方的经师都努力保护自己的信仰，双方都使用一种特殊的神学语言。但是，很少有一方去研读对方的经书。相反，双方的许多经师积极地致力于使相互敌对的情绪日益升温。
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很长时间里都追求最高宗教和政治权威的统一，具体表现在哈里发和苏丹以及教皇体制上。天主教教皇早在中世纪末就失去了其政治权力，而伊斯兰神学至今仍把宗教与国家视为一体。实践中情况当然是另一回事。今天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不是实行君主制，就是实行不同程度的总统专制；惟有在伊朗，最高宗教权威同时也以专制的形式实施最高政治权力。
我们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以为，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统治形式的不同：这里是民主，那里是独裁和专制体制。有些美国人甚至声称，民主国家由于其内在的和平性质而不可能相互进行战争。从这样的幻想出发，他们萌发了传教士般的想法，认为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是他们的使命。目前在华盛顿政治影响很大的福音教和新保守主义势力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基督信仰和民主原则同根同生，民主、法制国家和人权是基督教的产物。然而，民主和法制国家的起源要比基督教早得多，它们也从来没有得到基督教会的推动。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欧洲，在基督教的俄罗斯和基督教的拉丁美洲，数百年中有过专制政府，有过专制统治者，也有过令人憎恶的独裁政权。
美国企图从政治上稳定中东这个动乱之源，但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希望甚为渺茫。以为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在中东补上欧洲和北美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发展进程，然后可以引进民主的政府体制，那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一方面，理性与启蒙时期在我们欧洲有过一个很长的前期发展历史，而这个理性与启蒙时期本身也是一个耗费时日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英国、北美和法国的大革命，我们既不能实现国家与教会的分离，也无法贯彻法制国家和人权的原则。启蒙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哲学，即不仅仅是伏尔泰、卢梭和康德，而且也包括所有旨在把人类从专制国家和教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的其他科学。因此，不论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还是格劳秀斯或者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莱辛，以及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达尔文，均属于欧洲启蒙运动。作为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有时在荷兰或者英国，有时在法国或者北美，甚至有一段时期也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经历过兴盛时期。启蒙运动属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经验。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伊斯兰、中东和石油（2）
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民主和法制国家是这一广泛进程的结果。这一进程的发展并不总是和平的，即使在美国，奴隶的解放也是经过内战才获得的。谁要是企图将这一进程的结果从外部强加给穆斯林国家，而且想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就必须同时接受发生敌对和冲突的现实。谁要是甚至企图以基督上帝的名义对中东国家实行民主化，那么，他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伊斯兰教的大多数经师们都会抱着他们的教育传统不放，抱着穆罕默德的教义和传统不放，抱着伊斯兰教法不放。迄今为止，启蒙运动无论如何没有到达伊斯兰国家，尤其没有到达沙特阿拉伯。
在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因其丰富的石油矿藏而具有显赫地位。沙特王室对外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现行国际法并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内，沙特王朝实行的却完全是专制统治。与瓦哈比教派的传统联系，对麦加和麦地那圣地拥有的主权，以及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本国以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使其统治得以合法化。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巨额的石油财富为沙特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活动空间，使该国为数不多的上层社会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其他阶层的人民也获得了比较高的收入。从经济角度来讲，沙特阿拉伯处于一个幸运的境地，可以向上或向下操纵石油生产和石油出口。这种主导石油供应的独一无二地位，使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起着领导作用。与美国谨慎地保持一致，使沙特政权在外交上得到支撑。直至80年代末，沙特似乎一直是个稳定因素。
由于每年人口迅速增长35％，由于世界石油市场上出现了新的因素，由于卷入了伊斯兰运动，以及由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断增长的反美情绪，近来形势发生了对沙特政权愈来愈不利的变化。从80年代以来，2200万沙特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再提高，而是下降了，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在美国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驻扎在沙特的美军最多时达50万人，瓦哈比教派对此十分不满，今天驻沙特的美军仅有5000人。
当前沙美关系比较冷淡。不仅本·拉登，还有许多其他伊斯兰恐怖分子都来自沙特。沙特家族坚持在学校和大学里进行清教徒瓦哈比派式的教育，也坚持其瓦哈比派式的自我表现。但在反恐问题上，沙特迫于无奈，不得不迎合美国，这在本国人民中却不受欢迎。沙特实际上的开国元勋费萨尔·伊本·沙特有好几千个子孙后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裙带关系并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这使沙特统治者的声誉不佳。沙特政权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开始剥落，不能排除沙特政权被推翻的可能。
沙特至今仍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主要支柱。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哪怕是在睡梦中会把沙特列入“无赖国家”或者“邪恶轴心”。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已被打败了的伊拉克，这项任务必须由美国人自己来完成，同时还要处理与伊朗十分紧张的关系，美国经不起再与沙特为敌。但是，美国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沙特及其统治者，尤其是目前沙特家族最后的当政者预计快离开人世，而其身后的继承问题还不明朗。沙特王室本身由于同美国合作，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沙特也面临着全面革新其古老政府体制的必要性。欧洲人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准备以及打算如何支持这个国家中谋求政治自由化的力量。
中东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是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至少是遏制这一冲突。只要美国不朝这个方向作出认真、明显和持久的努力，只要美国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中东问题就会持续存在，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手段和力量。1977年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正是在那一年，我的好友、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了与之打过四场战争的敌国以色列的议会。自打那个时候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和反复无常。其原因很明显在于美国的内政。
自拉宾被暗杀和1993～1995年奥斯陆进程结束以来，暴力和复仇、恐怖和反恐怖事件螺旋式上升。萨达特和拉宾都是被本国的极端分子所谋害。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自杀性袭击事件发生。以色列政府在本国领土之外修筑的高墙不能结束恐怖主义。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几乎在所有被占领军政权统治的地方，反对占领者的恐怖主义行动是英勇的抵抗行为。由于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余地很小。以色列的活动余地稍大一些，但由于近几年双方之间发生的暴力行动，这种余地也缩小了。
最近几届以色列政府不愿意妥协的态度在欧洲愈来愈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在美国甚至以色列国内也已开始出现。批评引起了反批评。谁要是批评以色列政府，谁就被指责为推行反犹太主义；谁批评以色列，谁就是危及犹太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来说，在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更难以顶住这种反批评。德国人可以寄希望于愿意和平的以色列人以及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犹太人，但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应该谨慎加小心。与此不同，法国或英国的当权者，特别是美国政府就自由得多，因为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安不到他们头上。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将决定未来阵线的走向”，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这样写道，并要求西方“加深对其他文化的宗教和哲学基础的理解”。这一要求符合欧洲的切身利益，因为欧洲人与伊斯兰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直接相邻。即使在欧盟内部，伊斯兰教如今已是第二大宗教团体。在许多地方，当地居民和移入的穆斯林之间已经发生摩擦。欧洲人比起美国人来更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和平相处。
因此，尽管很遗憾这是不大现实的事情，仍希望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共同采取一种明确的宗教宽容立场。但他们将既不能用宗教宽容的思想去影响美国，也无法与美国共同制定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战略。今后几十年里，中东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不安定的策源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坚持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忘记，人权的普遍性思想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人道干预思维均源自北美—欧洲的启蒙运动。西方也必须严格区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由于21世纪里人们将比过去更加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最起码的宗教宽容很快将成为他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向所有的宗教团体领袖、政治家和教育者呼吁：教育信赖你们的人们实行宽容，反对一切以宗教为由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俄罗斯——悬念中的世界强国（1）
随着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增强，俄罗斯也遇到了问题。俄罗斯1。45亿国民中至少有1500万人、甚至是20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北高加索许多小的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河地区和西伯利亚。车臣的情况尤其突出，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引起了人们对车臣穆斯林分离主义斗争的关注，并使莫斯科的粗暴镇压不断地遭到严厉批评。
普京总统2000年上台时，正面临1994年以来烽烟迭起的这场内战。普京迄今既未能缓和，更无法结束这一血腥的悲剧。“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以前，美国人认为车臣内战在道义上是不能忍受的。但自从华盛顿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来，美国由于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对普京的批评明显减弱。然而，人们尽管很难同情伊斯兰分离主义的起义，谴责俄罗斯用重武器打这场内战还是不无道理。
今后，如果在广袤的俄罗斯国土的其他部分也爆发伊斯兰起义和恐怖活动，那将不足为奇。早在沙皇和苏联时期，伊斯兰势力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就屡见不鲜，1979/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即是一例。要不是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中亚共和国的分离和独立，也许今天整个中亚都会成为一个伊斯兰活跃的地区；不单是阿富汗，还有主要是巴基斯坦的势力都会卷进去，其影响将远及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类情况将来也还会发生。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斯兰问题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困扰着俄罗斯的内政和经济任务之后。
只有综观俄罗斯近两百年的历史，才能理解俄罗斯的复杂问题。对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莱蒙托夫、普希金、图格涅夫、果戈理、契珂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不朽的巨匠。许多人读过高尔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俄罗斯音乐也是如此。米兰、巴黎、汉堡、伦敦的音乐厅，没有哪一家不演奏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俄国人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为共同的欧洲文化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此外，14世纪以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有一种传教士般的抱负，历代俄罗斯大君主都为之奔忙效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如同他们众多的老祖宗和继承人一样，都以为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列宁和斯大林则继承了这种帝国主义的抱负和使命感。
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俄罗斯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但俄国的权力集中在沙皇个人手里。沙皇政权不仅反动和极端保守，它还处心积虑使俄国免受西方的影响。这种害怕西方影响的传统使得启蒙的纪元从未真正抵达俄国，其结果是俄国既没有能够发展法制文化，又没有能够发展现代经济。尽管有过一些小小的改革，俄国直到19世纪末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人民生活穷困，全部收成落入占有土地的贵族的腰包。虽然莫斯科有一些手工作坊和纺织工业，乌克兰有煤和钢，彼得堡或者敖德萨有航运、造船和外贸，但直到跨入20世纪时才首次出现工业的某种繁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备努力，工业无产阶级虽有所壮大，但列宁1917年接管政权时，这个阶级对俄国经济还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在共产党执政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现在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官僚机构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供应给谁。它们负责筹资、确定新项目、规定工资和物价。几乎不需要银行，没有复杂的征税制度，也没有税收一说。对工资和物价的专断保证了工厂的盈利，由此构成国家预算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能取得足够的利润，中央银行就介入，并加印卢布供国家使用。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80年代末，我在同戈尔巴乔夫一次谈话中指出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危险性时，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关于货币发行量，我们在莫斯科从不记账。”他这样说肯定不符合事实。但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位多年的政治局委员，对经济概况也不甚了了。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过于仓促、缺乏充分准备的改革时，苏联还没有对竞争和开放市场有经验的经理人员，也没有名副其实的工会。既没有税收制度、没有财政局、没有法制安全，也没有哪个私人拥有财富或货币资金，能够买下一家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必然的后果就是，整个行业、大公司和小工厂是在混乱中完成私有化的。
必须清楚地看到，今天俄罗斯大公司那些富有的股东或老板，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正大光明地取得财产和支配权的。一旦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即所谓的寡头们，试图依靠自己的财力对国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