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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向“中央军”靠拢或向“地方军”靠拢，或向“八国联军”靠拢，整合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地方军”现在的实力、机制、人才、发展势头最为看好。“八国联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但劣势在本土化——媒体是本土化要求非常高的特殊产品。
五个前景：一，华文传媒将成为世界性的投资热点，中文媒体将成为异军突起的传媒产业。二，会形成几个传媒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传媒行业会成为这些大城市的重要行业，由传媒衍生相关的印刷行业、纸张行业、广告行业、公关行业等，也会有较大的发展。三，会形成几个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比如全世界知名的中文为主的电视台、报纸，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四，会出现一些重量级的、以传媒业为背景的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不一定是传媒人，也可能是传媒投资人。五，会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理念，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成长，真正有本土价值的、有创新精神的理念、理论、方法会诞生出来，对整个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有价值的东西会沉淀下来。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流行的这些新闻理念，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创新出来，为后来人所接受，并继续实践。
采访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你在做新闻工作中有什么得与失？
钟诚：我都是失，没有得。如果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认为做传媒也是一样。做新闻的最大失误就是，你总觉得你在追求真实，追求客观，但实际上你总也得不到。因为传媒本身的运作规律、市场的运作规律、人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现实会永远出乎我们的理念。客观、公正、理性，就像挂在拉磨的驴前面的草一样，吸引着我们前进却永远得不到。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也许人生、世界就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传媒要有理性，理性也包括你要对传媒本身的终极性悲剧有一个认识。
采访钟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位原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新锐”杂志总编暂时赋闲，让我们有了与他深入交谈的机会。
钟诚，名如其人，对人对事都诚心诚意。这是朋友、同事对他的评价，也是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办公桌、书架和双人沙发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窗台上有一幅照片：一脸和气的钟诚笑容可掬，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上有四个大字“总是在编”。
钟诚平静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编身份接受采访。”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钟诚被免职。这个“总是在编”的传媒人，暂时选择了悠闲的“学习”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将就此离开传媒界。
钟诚说：“幸运的本身就是我已经付出代价。”我们坚信，在付出代价之后，中国传媒界的幸福将越来越大。
做媒体要有一个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心是火热的，但脑子一定是冷的，要像冰箱一样冷藏、冻起来，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把很多东西还原到那种状态，要冷处理。但心要热的，对待社会上发生的新闻，要及时做出职业新闻人的反应，要快捷、要有同情心、要有公正心、要有公正意识。这些必须要结合。
一个自称“既不新也不锐”的传媒领军人物，钟诚在几年中参与造就了颇为“新锐”的《新闻周刊》。他离开了，留下了思索。他还会回来，因为他有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这几乎就是为做传媒而生就和锤炼的。
钟诚，男，1980年考入北师大实验中学。1983年至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至今。1999年参与创办后又出任《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该刊以新锐而著称，曾两次休刊。2003年改任副社长，并进党校学习。
200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EMBA学习。
第三部分第55节 为民请命当宽容
为民请命当宽容
——访《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
文/陈春彦栾辉戚占能
采访者：我最近仔细拜读了你写的那本《义无反顾》，很受感动。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案竟然引发一连串的官司，而你们竟然能够一陪就是五年，丝毫没有动摇，太难了。我想知道，你现在还在努力吗？
朱德付：你们也关心这个案子的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过，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刘秋海败诉，我们（编者注：指朱德付、《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败诉。按我的理解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展示了中国的司法现状。我们是抱着虽败犹荣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胜利的话，反而不正常。很多情况下，正义要伸张，要花时间。所以说，这个官司可能败了更好，能够反映目前真实的司法现状。从个例来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道时间最长、报道量最大、牵涉范围最广的一个案子，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效果。
采访者：你认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朱德付：我们败诉是肯定的。因为是反映司法腐败，如果胜诉了才奇怪。那样的话最后反而粉饰太平。我们现在把血淋淋的事实暴露给大家，引起大家去关注司法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不断地推进司法的进步。出现这个事件后，我们这么多年地跟进它，从一审到二审，我们能不断地反映我们的声音，也反映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很大，起码可以说出来了。
同时，我也看到了媒体的进步，媒体正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采访者：这么多年，有没有广西的公安厅或者什么部门给你们发函不准报道这件事情？
朱德付：没有，而且发过来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两回事。司法有司法的程序，媒体有自己的程序。我只做我们的工作，他有他的道理。不一定真理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只是不断地展示事实。
采访者：看来，你们也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
朱德付：这个事情做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过了。即使我们想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对别人构成伤害的。包括对陈小俐，她虽然诬陷刘秋海，还做了不少坏事，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这样做起码对她的名誉构成了伤害。哪怕所说的全部是事实，但是还是构成了伤害。现在想来，作为媒体，也还是要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讲正义、非正义，但是具体对某一个人不能孤立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
毕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她是很弱的，是弱势，我们是很强大的媒体。搞到最后，她用司法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对抗舆论，其实已经与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刘秋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变成了媒体与司法两家在拼杀。
采访者：那你怎样看待今天舆论监督的作用呢？
朱德付：现在舆论监督的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进步很大，舆论的监督是与国家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媒体的监督，不是一时的监督，并非图一时之快出口气，而是建设性的。我们不是要毁灭什么东西，而是要帮助建设一个东西。暴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立在破之中，破是为了立。这就是理性的建设态度。
今天，我们《京华时报》注重监督的是个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事情来做，不去做现象。《京华时报》的稿子永远不做现象的东西。不要谈现象。谈现象把握不好，一棍子打翻一堆人，这样不好，政治上也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抽象地说公检法怎么黑，怎么腐败，这样谈谁都不高兴，也不符合事实。毕竟大多数都是好的，不可能大多数都是坏的，但是有局部和个别人确实不好。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讲这个人这个事做得对不对，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就事论事。
越个体越有杀伤力，越具体越生动，越具体越丰富。我们理解丰富就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我们创刊的时候，也走过一段弯路，动不动就是一团黑，很多人要做现象，要搞一个话题，我一直不主张做话题。我主张就是单纯，把复杂化成单纯。
据他们说，在北京报纸上头版头条批评公安的稿子，《京华时报》首开先例。这是前年，我们在一版配了交警收黑钱的稿子。当时我们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认为没有问题，这个标题是我起的。最初编辑是将这个稿子放在后面的版上，做得很小。我最后把它给调到了头版头条，题目就是“北京记者暗访个别交警收黑钱”。我们是说这个人，个别的事情，而不是说整个交警收黑钱。整个采访过程很真实，无懈可击。出报以后在北京警界反响很大，后来相关单位的领导给撤了，警察对照报纸进行整改。
这说明他们也是希望好的，暴露出问题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采访者：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媒体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异地监督比较多，《南方周末》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对此，你如何看待呢？
朱德付：这和报纸定位有关，《南方周末》是全国发行的报纸，当然全国都在它的报道范围之内，不是说为了异地监督，而是从事情的本身是不是具备典型性、可报道性来判断的。
采访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媒体的一种妥协。因为本地的事件有时不便于监督？
朱德付：都有这个问题。《南方周末》在广州，它要营造好它的宣传与生存环境，相对来讲，对广州报道少一些，不是没有报道，但是管制性较大，总的来讲，报道量很小，但是在别的地方提了以后，影响深远，这样的监督比较多一点。
另外这也与报纸定位有关。我们《京华时报》就不可能做异地，我们是北京发行，我们不做外地，很多人要到外地去搞，我不允许去，媒体的功能不允许，你到外地，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采访者：有人说《京华时报》因为是《人民日报》的子报，所以有着先天的优势。你同意吗？
朱德付：肯定有这样的因素，我们在北京的舆论监督，在北京的媒体中是重量级的。因为我们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很多北京的单位会尽力给予配合，对我们干预少一些，不能直接指示我们干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对北京市委宣传部所有的建议都会接纳，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工作。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禁忌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叫你去做什么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要盯着几个不让你做的事情做，眼睛放在可做的上面。地雷就是地雷，叫你不要碰它，你就不要去碰。我们走过雷区，前面就是海阔天空。我们不要像工兵一样，每天排雷，报纸不是地雷兵，用不着天天去排雷。我们做的监督，任何报纸都可以做。
采访者：你在北京已经工作近两年了，你觉得北京的报业市场竞争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朱德付：非常的温和。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很稳健的发展，如果你放弃，就意味着牺牲。北京的报业门槛是非常低的。我说我们在北京都有机会再办一家日报，还可以让很多的老大哥变成先烈，因为北京办报纸，确实职业化的程度不会很高。
我觉得《信报》还有一点忍性，坚忍不拔的精神比较可嘉，不管是守住还是守不住，都要这个精神。
采访者：可不可以预测一下，北京的报业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比较激烈的竞争？
朱德付：我估计还要三两年，要有更加市场化的媒体再进入。如果北京再进两家日报，市场就可能完全地被激活，现在说温和的意思就是我不努力也可以做得很好，也能赚钱，稀里糊涂地也能赚钱，如果到了你不做就得关门的时候，就会做好。生存的压力永远大于理想的压力。没有饭吃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地工作。如果再出现两家日报的话，就会全面激活起来。
采访者：你能预测一下，中国媒体的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走向？
朱德付：这个很难，要看国家政治改革的步伐，现在的意识形态变化非常大，我在1979年绝对不能想像中国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基数上，在这样的加速度下，不可想像十年将会有多大的进步。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我估计五年的时间，也许报刊都放开了。
采访者：你觉得海外的媒体对我们压力有多大，或者说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朱德付：不存在压力这个东西。狼来了，你也会变成狼。海外媒体的加入会激活很多的东西。报业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蛋糕做得很大。过去是小蛋糕，大家活得都不自在，通过竞争，蛋糕做得很大，大家活得更愉快一些。西方的媒体过来，会推进本土报业的革命，这是助推器，是本土化。媒体就是本土化。
采访者：最后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悟？
朱德付：我大学毕业以后做过党校的老师，读过研究生。就我这样的性格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自由职业者。
媒体有一个好处，媒体它是一个社会。我们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媒体是整个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汇聚点，整个社会环境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下，包括政府官员，包括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都是我们事业关注的。这个职业应该讲，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职业感和崇高的追求。
我的性格，估计是非常的理想主义者，只能做除暴安良这类事。而且这个职业不仅可以解决生存，同时可以赚到一点钱养家糊口。理想与现实是结合的。
采访朱德付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半《京华时报》要开编前会、我们不得不让出所在的会议室和我们的采访对象时才结束。
当我们把大小二十多个问题展示在朱德付面前时，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说了句“这么多问题”。我们赶紧表明，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不方便有的可以不回答。他却很爽快地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都可以回答。”
在快速进行的访谈中间，他曾经抽空下楼去签了一份购房贷款。这是两年前他初来北京时所不曾想到的。因为他说过，《京华时报》人员流动性很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他本人随时准备流动。他解释此次买房的原因说，夫人喜欢上北京了。
而他对北京的评价是“山高水深，藏龙卧虎”。2001年，他初来北京时，来来往往的都是“高人”，听得他云里雾里，简直感到自己根本“不懂报纸”。他便去请教，怎样才能做一张中国的《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结果没有人给他锦囊妙计。他只好自己去做，说干就干，干了再说。
虽然远离目标，但却已经开始努力。他说自己确立的是百年目标。最近，他似乎明白南北确有差异：南方重操作，北方重理论。孰优孰劣，他未作评论。但是，看起来，他是留下来了，哪怕只是因为夫人的缘故。
《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朱德付坦言，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一家报纸是在说真话。但是，他反问道：“如果说我们的订户超过了《北京青年报》，你们信吗？”信不信其实都不重要。当我们一起采访的同事打电话说一万多字的录音稿无从删起时，我不得不承认，北京的报业又多了一个“高人”。
只不过，他不是跳高运动员，他是用脚一步步地走上去，有时甚至还往后退几步。他可能永远无法企及理想之高，但只要在不断实践，他以后的采访录音会不会更难删节呢？
什么叫封杀你？他不可能不让你办报纸。他们封杀不了。等你报纸做大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你支持他。他会主动找上门来。所以，现在我们采访没有问题，这个和你的影响力有关，总有人可以接受采访的，除非你的报纸真有问题。
记者采访被打是个例。记者采访是一种职业行为，没有一个单位说想去打记者。打人犯法呀。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是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太霸道，要很平等地介入，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坐在那里认为，弱者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不是这个概念，弱者也可能是刁民，胡作非为的有，胡说八道的也有。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带成见进去。要求记者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