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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偏重情感型阅读。前面提到的江苏美术出版社的“老城市系列”当贴近此列。因为作者多为当世著名作家，所以作品中多优美的文笔，缠绵的思绪，自由的章节，多向的情感。手头还有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王旭峰的《走读西湖——从湖西开始的风雅之行》等，大抵归人此类。
当下，此类作品的写作策划性较强，作者往往以一个探寻者或怀旧者的姿态，徜徉于老城的历史中。或寻访散落在大街小巷中历史遗迹，或回望不曾经历过的旧日时光，或在名人故居遥想、揣度古人的人生往事，慨叹无尽的世事沧桑，或透过近代的新风气把握当代老城人的生活情趣和微妙心态。
这类作品多文学家所为，所以注重的多为人文地理学家所说的口传文本和书写文本，文笔优美，感情充沛，加上出版社提供的老照片，体现了一种商业性意识、小资情调和世俗文化的结合，作品可读性较强。
两种类型的阅读虽各有侧重，但都较为关注中国的独特城市结构和个性，这是文化人对城市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贯穿始终的则为对城市灵魂的关注：城市文化需要不断得到保护和创造。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说得好：看一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线索，其间应注重从政府到民间、从政治到文化的转移。（见《台北在发生中——从景观看文化》）
走读河南老城
在中原这片农业的沃土，有好多人正生活在城市，也有更多的人正准备进入城市，因此加深对城市的认知和了解，即使不能说是一项迫切的事情，至少也是一件必需的事情。而对于不准备进城，或一生永远都不会在城里面生活的人们，多了解些城市的风物，也能更好的观望儿孙离乡的背影，惦记他们匆匆的行程。
目前，中原正面临两种转型：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城市自身的转型。现代化的剧烈转型使许多人都不适应，农业意识和自然气息浓重的中国人常以朴素、简单的眼光看待城市。于是，城乡之间的对立意识始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待解决的课题。如何使问题得以为公众所知，并使他们的自我意识从自知走向他知，走向自觉和自制，既要考虑到现实的方案，更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的钩沉。
“河南老城系列丛书”从探索中原城市精神着眼，试图寻找人们进入城市的路径，把握人们进入城市的心灵，回顾人们进城后的活动。于是，那城市的老街道、老车站、老景点、老学校、老店铺、老照片、老故事等，就在作者的沿街穿巷、辛勤纪录、深入回忆和思想反思后，历历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正着力打造中原城市群的建设者们，对于正因“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文化人，这些都是一种历史的参照；对于那些在城市中忙碌的年轻人，读一些关于老城的文字和图片，是忙碌一天之后，复得返自然的好方法；而对于生活于城市多年的老年人来说，温故似乎是自己回到青春或少年的好途径。
近世以来，在游历性文章中，南人居多，因其行动多，故眼界开阔，越发激发其游历之志向和能力。“河南老城系列丛书”则是本地的文化人策划的，作者也都是本地的知名作家和学者。
不同于江苏美术出版社“老城市系列”整体的大气宏阔、单册的自由散淡，“河南老城系列丛书”整体性和聚焦性结合较紧密，为的是深刻挖掘中原这块深厚地域的文化精神。后者较多的关注河南近百年来的发展——老城的现代转型，从中可以寻找古老文明遗存的保护、兴毁和挖掘，近现代文明的生长、历练和反复。也难怪，河南古代曾经辉煌的城市发展虽需继续彰显，其近代以来的风雨飘摇、沉沦与梦想、沧桑与蜕变，更应是我们猜想、探究与回味的主要内容。
这里，每个城市都是老的，而且是有个性的。让我们走近《老郑州：商都遗梦》，商都和商城内涵的双重演绎，火车拉动的急剧变奏，二·七精神的光芒照耀，显露了老郑州的动感和跳跃。看到《老开封：汴梁旧事》封面，你立刻会想到开封黄土般的气质。这“七朝古都”的政治经济地位现在虽已江河日下，但其具有浓郁韵味的文化，淳厚的市民气息，热烈的特色小吃，仍然是中原老城中最亮丽的风景。南阳素被人赞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里独山之玉，享誉天下，于是，温润如玉的质地是《老南阳：旧事苍茫》给人的第一印象。总之，“这些‘老场面’的再现，都在诉说着各地永恒的真理，暗示者今天生活的方向”。
读
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殷海光，以逻辑为其致力于启蒙工作的思想利器。因为，他坚信逻辑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帮助人类辨别是非，扫除思想的迷雾。然而受启蒙思想家的使命驱使，价值理性（自由、民主）优先的原则决定着他并不在乎，自己能否在纯粹逻辑理论（尤其是其形式系统）的构造上有所突破。于是，才有殷海光的师兄王浩先生的说法：“殷君对逻辑格格不入，但是喜欢宣传逻辑。”（王浩：《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162页。）那么，为什么他会喜欢“宣传逻辑”呢？其实，就殷海光而言，他与逻辑的缘分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他上高中二年级的一个寒冷冬天，他就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才气翻译了《逻辑基本》一书，并在那个时期以逻辑为缘，与身在北京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建立了师生之谊。由于金先生的提携与勉励，他自此才与逻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殷海光先生一生对纯粹逻辑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但他竭力把提倡和宣传西方逻辑，当成终生致力的启蒙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这些工作，不仅影响了许多青年学子，而且还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陈鼓应、林毓生、林正宏、刘福增、成中英、黄展骥还是李敖、张尚德……都无不受到殷先生对逻辑的极力而又热忱的宣传之鼓动。据陈鼓应先生的回忆：“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殷先生：‘上帝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上帝不能造这样一块这样的石头，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如果能造这样的一块这样的石头，而他又推不动，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那时的殷先生是个十足的逻辑经验者，任何精神生命和心灵活动他都要诉诸于经验的验证。他的言词，富有挑激性，有如劈佛像烤火取暖的丹霞禅宗师。”（载《春蚕吐丝》，第308… 309页）很明显，殷海光倚重于逻辑学的论证力量与逻辑经验论的实证性，展示了科学与理性的启蒙效应。他说：“科学最基本之处有而且只有经验与逻辑，有而且只有经验与逻辑，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合于世界真相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判别是非，有而且只有以经验与逻辑为根据。”（殷海光著：《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8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正由于殷海光先生对构成科学之基本的逻辑与经验的无比重视，所以他才全力致力于逻辑学的普及与倡导，他也像他的导师金岳霖先生写出《形式逻辑简明读本》一样，也写出了《逻辑新引》这一通俗的逻辑读物。《逻辑新引》作为一本用对话体写成的通俗逻辑著作，是殷先生多年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经验的结晶。它最早于1956年7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后曾几次再版。上海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首版的“殷海光作品系列”则将《逻辑新引》与他的另一部作品《怎样辨别是非》合编为《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通俗性。殷海光在这本书的主要面向是，着力于逻辑学的通俗化的普及工作，以使人们对逻辑这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能够在情趣清新的例证中有所理解。或者说，他为了解决初学逻辑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和不得门径，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其良苦的用心是希望“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达到森严的逻辑宫殿”（《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前语）。的确，以此良苦的用心写出的《新引》，才真正做到了重视实用和逻辑训练；对每一命题每一推理之对错，均有例证。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而逐步引导读者进人纯正的逻辑思维之门。
第二，创新性。照作者的说法，他的《逻辑新引》的写作有以下几个面向：“一、着重应用方面；二着重纯逻辑的训练；三、介绍新的说法；四，修正传统逻辑的错误；五、在必要时，提出作者的贡献。”这就是《逻辑新引》之“新”之所在。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逻辑新引》之“新”还在于，它独创性地以对话体裁写成了这本引导初学者步人逻辑之门的新作。具体说来，《逻辑新引》以吴教授与学生周文璞、王蕴理之间的对话，来谈论西方逻辑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包括“逻辑的用处”、“真假与对错”、“推论”、“选取推论”、“条件推论”、“二难式”、“位换”（亦即换位）和“换质”（法）、“对待关系”（对当关系）、“三段论”、“变式”（即三段论的各种格与式）、“关系”（即关系命题）、“思想三律”、“语意界说”、“分类与归类”、“诡论”、“科学方法”与“种种谬误”等等。
第三，现代性。《逻辑新引》以传统逻辑为主体，但也兼顾了现代逻辑并强调了现代逻辑的作用。具体说来，它不仅介绍了现代形式理解之最新的演进与脉络 （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塔尔斯基到蒯因，从逻辑学在语法学、语义学领域的延伸到逻辑哲学等等），而且也一再强调了普及和推广现代逻辑对于训练人们“健全的推理能力和解析能力”的价值。他指出：“符号逻辑中的推论方式是人类长期努力而得到的运算方式。这种方式，虽非完全够用的方式，但为比较可靠的方式。如果我们舍此方式而不顾，思意如天马行空，如杨花乱舞，固可得诗情画意，但思想的效准又在何处安顿呢？”（第224页）殷海光认为，唯有在中国大力普及和发展现代逻辑，才能使人们追求它所谓“没有颜色的”，即“没有情绪、意欲、个人成分、地域特点……搀杂其间”，从而“有普遍效准”的严格知识，从而把人们的认识能力从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泛权威主义及崇古主义的高压下解放出来，促进真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的昌明。于是，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了殷先生学术研究中“证明、厘清、解析”之基本工具而且也同时成为了他“跟反理性主义、蒙昧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奋战”的利器。不仅如此，他在多种领域所取得的丰厚研究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严格的现代逻辑训练所锻造的理性化思想风格。（张建军：《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载《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第四，科学性。该书透过逻辑的形式性及其普遍有效性来突显逻辑学的科学性。关于逻辑的形式性，它认为“制定普遍的语法结构，以及推论程序和真假之规定，是逻辑的任务。”（第223页）因此逻辑不涉及其形式的具体内容，因为“逻辑的推论所涉及不是经验语句之真假问题，而是决定哪些规律可以保证推论有效的问题。”（《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第23页）关于逻辑学的科学性，该书认为，构成科学的基本要素是逻辑与经验。经验固然重要，但逻辑也同样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且相对于经验而言，逻辑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经验固然可以有助于学习，但却窒碍逻辑推论。我们不仅不应求助于经验，而且应须尽可能地将经验撇开。有高度抽象思考能力训练的数学家或逻辑学无不如此。（第23页）再者，逻辑的科学性乃通过逻辑的理论体现出来，逻辑的力量乃通过推理显示出来，因为推理具有保真性：“从来不能够从错的推论得到对的结论。这也就是逻辑的力量之一。（第28页）当然逻辑学的科学还表现在它可以辨别是非，至于逻辑学为什么可以辨别是非？该书的回答是，逻辑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批评努力就越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不易被一切似是而非的推理所迷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满着似事而非的推理，而且是时时不断地发生的。（《第225页）
默运潜移 日新其业
■ 樊良树
夕睐新语之输入古已有之。张骞凿通西域，丝绸、瓷器运转之外，西域新语更藉丝绸之路络绎往返；佛教东漫华土，佛寺高耸，译场勃兴。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威逼、示范之下，“新语之输入”（王国维语）更是波涛汹涌，呈现周游列国、彼此采借、相互涵化这一纷繁复杂之貌。此一现象究其根本，为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现代化进程风起云涌的语文表征。而今，过往的许多新语早已成为你我日常生活一部分。
新语虽为语文表征，但“每—领域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则殆无疑义。透过近代新语生成这一窗口，可一睹各种文化深刻互动，滴水见太阳。执此理念，《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冯天瑜著，中华书局，2004。文中所引，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该书。）正由此而出。该书探讨中西日三方文化互动及其规律之余，更向上一路，力争“映照出中国学科发生史、白话文运动史、新思维成长史。”
暂置是书内容不论，我读完此书所最感兴趣者，实为冯天瑜先生治学视野的开阔通脱。曩昔一部分学者谈语词，各习成法，惑于所见。舍大纲而营末节，有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之势。因此讨论遂在数系统之内，盘旋往来，无法超出。而冯著将近代术语生成，置人中西日文化互动背景之下，深造自得，犹得学问真谛。在我看来，该书内容，固有价值，然其治学视野，或更有价值。
全书共分八部分，所涉资源甚多，其中尤以中西日文化互动为大宗。此一种照耀事实之方式，乃在引起近代新语生成之普遍原理，更从而考察其合乎原理之其他可能。正如导论开宗明义，“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 （杜勒鲁奇），作者将近代术语生成深嵌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壮阔图景之下，探讨汉字新语生成机制，认为汉字术语同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成效大小、文化势位的消长息息相关，这一课题，“理当进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视域”。
如该书认为，日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匡廓相依完圈模”，可看作日本“试图兼容儒学与洋学，与中国以后出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遥相互应，同为汉字文化圈近代早期的一种努力：在东西体用之间构筑新的文化模式，以应对西力东渐造成的空前严峻形势。”作者又以中日两国近代早期译介西学的人才相比，说明两国引进、介绍外来文化的差异。书中以明治二十年（1887年）为界，说明以后不见日本翻刻来自中国的汉文西书。在此基础上，说明日人为何“脱亚人欧”，及明治间废止、限制汉字与汉字空前繁衍的二律背反。上述论述相互关联、意态丰盈。不仅涉及术语生成等语言问题，更揭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读来令人信服。所有一切，都体现了一个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也使该书与一般语言学者谈论此类问题的出发点和归趋有很大不同，正所谓作“有根据、有体系之探究。”
冯先生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传统人文学论域，自觉致力于以社会学之实证工具来建构“近代学术术语生成”这一论题。实则，这也是该书念兹在兹所在。作者将“近代学术术语生成”置人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这一广阔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学术为何难以自动实现近代转型。就此，利玛窦的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警醒——“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札记》），因墨学衰竭而导致的后天失调，使安身立命于语文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忽视逻辑自觉探讨、忽视思维工具锻造，加之禅宗不立文字，自得风流，使得文人论说动辄洋洋千言，不明表里。而此种不足，使一部分学人治学不注意名相的具体解析，气盛于理，甚至导致“一大堆阿米巴似的观念，可以做各种形变，并可以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