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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著循实而行，论由史出，严格规训了学术言路。其论证大量采用了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科际整合的方法与知识。该书由术语“非自足性”、“借词西洋”之必然谈到“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如何回应西方挑战，进而伸展到“日源汉字新语人华”、“中国对新语人华之反应”等相关命题。逻辑解析使该书不致跌人玄思的迷宫及陈词滥调的语词晃悠，而经验整合的方法又可使其论点迫近科学的真实。
正如冯先生所言，近代术语“塑模并规限了近代诸学科的发展”。当今习以为常的一些术语，如封建、民主、共和、革命等语词，已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重要视镜。但通观以往著作，对此做沿波探源之功似不多见。即便对古代术语的使用，也多是用古人之词，而失古人之心。就此，王元化在《清园近作》中曾不无沉痛地说，“但是对这两个概念（民主、科学——引者注）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至今还需补课）”，“我们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有感于此，冯著于此点用力尤勤。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擘肌分理，精义迭出。试以“革命”一词为例：如历来认为孙中山自称“革命党”自1895年始。此说由孙中山最早追随者陈少白的回忆而来。尽管，已有日本学者查阅当时日本神户、大阪等地报刊，均未发现陈少白回忆录提及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但学界不大重视这一考证。作者认为此点至关紧要，遂亲往神户孙中山纪念馆考查当年报刊，没有发现上述字样。该“博物馆还专门在这一展品旁撰文说明此点”（可见该博物馆态度之专业）。作者将此情节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下分析，认为孙中山其时名不见经传，广州起义失败逃亡到神户，报纸不可能立即报道“中国革命党孙逸仙抵日”等等。陈少白的回忆“很可能将1896年左右的某些情节混入，以后期事实‘渗入’前期记忆，这是可以理解的误记。”以此为基础，作者又对中国古典的“汤武革命”义，西欧的“革命”义，日本加工综合过的“革命”义，梁启超、佛学大师太虚、孙中山、邹容、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革命”义进行探讨，“作一部文化史”，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某种意义而言，冯先生对上述诸词的梳理，不仅蕴涵有深层的文化学意味，而且极富思想含量（详细论述，见本书第六章）。早在十年前，冯先生便将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此，而今，更是续续用力，十年一剑。“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钱穆：《学术史》）冯先生对上述诸词的论述，读者切莫一晃了之！
冯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其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讲究“整个地看”。盖不能“整个地看”，则必有所遗。在海量吞吐相关资讯之余，其对前沿问题的穷追不舍、步步紧逼委实令人瞠目结舌。该书不仅描绘了时下诸多语言现象，更对汉语新词标准化、是否该走拉丁化路线、导致概念紊乱的新语如何规范与协调等诸多问题均有观察、考量。同时，海外游历，又使他获得以之印证、评价近代术语生成的直感经验。正如冯著后记所说，“这也是对王国维倡导的二重乃至多重证据研究方法的一次实践。”这样的表达／体验／穿梭，所碰触和整理出的问题，使得其置身于外来文化和思想脉络的瞻望对于中国读者有了一种真切的时代感。
写至此，本欲截止。忽然看到案头冯先生与他人合作的《中国文化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冯先生便将精力投注文化、思想等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今，他更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我们衷心祝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冯天瑜著，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38．00元）
为什么要“博览群书”？
■ 止 庵 刘 兵等
止庵：现在有个说法很流行，叫作“读书界”；我觉得由此就能看出中国人的读书状况。有“读书界”，那么一定还有“不读书界”了。其实读书之于人，原本跟吃饭、洗脸等是一样的，是人生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怎么不说“吃饭界”、“洗脸界”呢？之所以要特别标举，原因就像刚才陈品高副主编说的，读书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了。这个活动要征集歌词，题目叫“抽点时间读读书”，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说“抽点时间吃吃饭”或“抽点时间洗洗脸”呢？读书是人生的乐趣，不是做人的能力。读书成了人的一种能力，有人有，有人没有；有人干这事，有人不干这事，那可真是人类的悲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博览群书》举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但我还是觉得“抽点时间读读书”，要求未免太低了。当然也许现在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大家都不读书了，后果一定会在将来陆续显现出来，而且很难设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关于读书，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过去我们读书，并不分功利与非功利。俗话说“开卷有益”，“益”是泛泛而言，并无特别实际的意义。现在如果还讲这话，“益”就成了很具体，很直接的了。功利性读书现在并非没有，譬如要考研，得看什么书；要考律师，得看什么书；要炒股票，得看什么书，等等。但是我们说的“读书”，“抽点时间读读书”的“读书”，并非指的这个；是指非功利性读书。这才是现在所缺乏的。或许要问，干吗要非功利性地读书呢。《庄子》讲过一番道理：“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读书乃是为的求知。人能容足这块地方，好比是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功利性的；除此之外都是没有直接用处的知识，为此读书就是非功利性的。但是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只考虑脚底下这块地方，其他地方都不要了；如果这样，今后可就走不了路了。我觉得这回的活动应该多强调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做杂志的，做报纸的，也应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第二，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了呢？因为存在很多其他接受信息的方式，譬如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相对而言，通过文字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接受信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慢，也比较费劲。实际上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上网、看电视、收短信等并不能够替代读书。就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人现身说法地讲明白。在我看来，《博览群书》这个活动主要还是针对那些不读书的人举办的，所以才希望他们“抽点时间读读书”；如果是已经在读书的人，爱读书的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他本身就有这个时间。那么就应该把以上两点给讲清楚，即：读书有上网等所没有的好处，读书不能仅仅是功利性的。这样才能对那些还没抽出时间读书的人有所帮助。
《博览群书》这次推荐的书目我觉得很好，都是那一学科里很有价值的书。如果允许我提一点建议，就是还缺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因为如果读者根本不想读书，那么你推荐什么书他也没法接受；如果读书不得法，那么他即便读了也没有收获。所以中间还需要有这么一道台阶。现在关于读书的书出了很多，要想找一本特别合适的却也不易。有一本书可能比较理想，虽然稍嫌偏文学类了一点。这就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写的两册《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吴尔夫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正相当于前面所说的非功利性读书。
其实《博览群书》本身就类似一本这样的书。这杂志有个好处，就是帮助人家怎么读书。《博览群书》评论过很多值得一读的书。假如所评论的书你没读过，可能觉得相关书评多少深了点儿；假如你读过，再来看书评文章，确实能够得到收益。最近一年来，经常有朋友告诉我《博览群书》挺好；我觉得奇怪，因为早知道这杂志好了。举一个例，郑也夫老师的文章就是我爱读的。每次收到杂志，若有他的文章，载总是先看，因为他总有自己的见地。
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或者说需要提倡“抽点时间读读书”的年代，还有这么一本办得很好的杂志，而且已经坚持了二十年；还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实实在在地介绍一己读书的心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作为《博览群书》的读者，我觉得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刘兵：首先对《博览群书》创刊二十周年表示祝贺，另外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和平杯”读书推荐活动。其实现在跟读书有关的话题说的很多，特别是《博览群书》这个杂志，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推进促进读书活动的工作。但是就像刚才止庵先生谈的，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很有利于读书了。止庵先生把读书分成功利的和非功利的，我觉得，有些功利的读书，比方说为了计算机考级、学外语，那实际上不叫读书；我们说的读书，应该是指具有一种文化含义的活动。确实，一个社会做不到要所有的人都必须读书，有若干人不读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不读书的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如果一些无论如何应该读书的人群也不读书了，这个社会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如果大学生这个群体都开始不读书了，我是说除了考研、计算机、外语这类的书，别的书都不读了，或者甚至于只读专业课本，别的以外的都不读了，这就一定出了问题。
我自己是做科学史专业研究的，这门学科有一个奠基人叫萨顿，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萨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回忆他的前辈，一个差不多是一世纪前的人，其中提到有一次这位前辈的老师抱怨他的另一名学生不用功读书，指标是什么呢，是这个学生在一个学期里居然只读了57本拉丁文的著作。后来这个学生就道歉了。萨顿是很感慨，说我们现在可曾接受过学生这样的一种道歉？我现在想，今天的学生不要说读57本外文的书，能够读57本中文书的学生，现在可能都没有。至少我在大学里教书带学生，很难设想现在的学生有这样的阅读力度。
今天我们总是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术有多少多少的问题，我觉得虽然这里有很多原因，但跟人们的读书量，跟读不读书，是关系甚大的。现在的大学生娱乐项目很多，比如说上网、看电影、听流行歌曲，这些不是文化性读书。从发展上来说，如果今天的大学生就不怎么读书了，未来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将来他们对于后代的教育，更令人忧虑。我碰到过一些学生，包括我曾经考试过的学生，读书太少，让人叹息。比如说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是科技哲学的分支，是很有研究意义的方向，一个学环境的大学生想要到我们研究所免试读研究生。我们跟他聊天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他除了专业学习的那些环境科学课本以外，没有读过一本有关环境的文化书，包括像《寂静的春天》这样最基本的读物。其实，即使不是搞环境科学研究的，就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普通人，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属于常识性的知识。一个搞环境科学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环境文化伦理哲学的书，那么将来他去做环保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社会上很多争得热火朝天的问题，其实有些就是不应该争论的问题。对于参与争论的一些大人物，我总怀疑他们读不读书，因为我觉得，要真是读书的话，有些话他不可能那么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读书的话，读什么书？现在，一方面读书的人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每年20万种出版物，各种书都有，毕竟选择还是很多的。因此，读什么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各种书都读，对各种观点都有所了解。不过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面对学习阶段的青年人来说，有一种好的开端建议，先读哪些书，可能对这个人以后的发展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认真地做荐书活动，包括推荐确有心得和相当学术水准的书评文章，就像《博览群书》常年以来做的一些事，就显示出它的意义来了。
郑也夫：《博览群书》大概是我发稿最多的媒体，缘分很深了，所以我就不说客套话了。
我个人认为杂志办得很好，不然我不往这儿送稿子，我愿意在我比较满意的地方发表文章。但是这个办得很不错的杂志，印数好像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数量。有一个好的基础，产品质量挺高的，推销应该相对说比较容易了。但是推销也有绝招，也需要专门人才。我觉得对于如何扩大杂志的发行，应该认真研究、策划。
刚才刘兵讲，能够博览群书很好，但有的人不博览群书，人家一样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一样给社会做贡献。这是因为信息摄取的途径不同，有些人不用博览群书，头脑精神仍然发育得很好，而有些人则是以“博览群书”的方式生活的。但是，一个社会中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不博览群书了，这就很糟糕，很可忧虑。我觉得应该策划一个比如说“博览群书之乐趣”这样题目的征文。让沿着博览群书这样的生活轨迹走过来的人，谈谈自己对广泛阅读——博览群书的感受，谈谈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肯定和期望。这样的征文可以将刊物含蓄地挂出来，也可以再争取其他媒体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