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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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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美生灵
张炜
暮色中，河湾落满云霞，与天际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流云哪是水湾。
也就在这一幅绚丽的图画旁边，河湾之畔，一群羊正在低头觅食，它们几乎没有一个顾得上抬起头来，看一眼这美丽的黄昏。也许它们要抓紧时间，在即将回家的最后一刻再次咀嚼。这是黄昏滩上的一幕。牧羊人不见了，他不知在何处歇息。只有这些美生灵自在自在地享受着这个黄昏。这儿水草肥美，让它们长得肥滚滚的，像些胖娃娃。如果走近了，会发现它们那可爱的神情、洁白的牙、那丰富而单纯的表情。如果稍稍长久一点端详这张张面庞，还会生出无限的怜悯。
没有比它们更柔情、更需要依恋和爱护的动物了，它们与人类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它们几乎成为所有食肉动物的腹中之物，特别包括了人类。它们被豢养，被保护，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它们只吃草，生成的却是奶、是最后交出的全部。它们咩咩的叫声，可以呼唤出多少美好的情愫。它们那神秘的、不可以理解的互相倾诉和呼唤，那由于鸣叫而微微开启的嘴巴、上皱的鼻梁，都让人感到一个纯洁生命的可爱。
它们像玉石一样的灰蓝色眼睛，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直到把你看得羞愧，看得不知所措。
他们幼小的时候，就长出了一撮胡须，甚至还长出了两个可爱的肉坠；你抚摸这胡须这肉坠，似乎看到它在向你微笑，向你无声地询问：你的来路，你的归路。可是它惟独不谈自己，不触及那无一例外的凄惨的命运。人在这种美生灵面前，应该更多的悟想。人一生要有多少事情要做，要克服多少障碍，才能走到完美的彼岸。这遥遥无期的旅程，折磨的的恰是人类自己的灵魂，而不仅仅是这一类的生灵。人类一天不能揩掉手上的血迹，就一天不会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是人类的全体未曾被知的一个大限、一个可怕的命数。在这个命数面前，敏慧的心灵应该有所震栗。
温柔和弱小常常被欺辱，可是生命的无可企及的美却可以摧毁一切，它最终仍然具有威慑力和涤荡力。
三只小羊跟在它们的母亲身边，那种稚声稚气的咩咩声至为动人。它们的母亲只顾寻找食物，几乎对它们的呼叫充耳不闻。它需要抓紧时间摄取更多的养料，以便生成奶水来伺喂它们。它知道这些撒娇声，这嗲声嗲气的求告和呼喊没有多少要紧三个孩子没有使母亲注意它们，最后竟自觉无聊地在一块儿戏耍起来，像赌气似的，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用有些笨拙的、粗粗的、像木棍一样的前腿去踢踏绿草；或者是瞅准了一个踽踽前行的小甲虫，用毛烘烘的嘴巴去碰触，打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喷嚏。它们有时候也干架吵嘴，甚至拳脚相加，额头碰在一起比赛角力，甚至故意伏在另一个的背上，让它一边包怨一边往前走……这样的把戏玩了一会儿重又无趣起来，它们就一块儿向着远方奔跑，一窜一窜的，那是学着大羊们奔跑的样子。它们一口气跑到了河边，最后返回，从几只大羊的空隙中站起来——它们想起了母亲，立刻惊慌失措地呼叫起来，它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孩子——它一抬头发现孩子们不见了。母亲的叫声比小羊的叫声粗重有力多了。这遥遥相对的呼应此起彼伏，渐渐惊动了群羊。所有的羊都昂头发出了叫声，帮一个母亲或孩子。后来它们三个重新回母亲身边，羊群才开始寻找食物。
荒原、草地、最开阔的原野，好像最适合放牧，它们就应该是羊的世界。羊们几乎毫无侵犯性，全身都蓄满了阳光。它们把这温暖和热量分赠人类，人类却对这宝贵的馈赠毫无感谢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从羸弱的生命里索取和掠夺，因为他们自己在同类中也常常这样做。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不同的动物之间，比人类更无知更野蛮更荒谬的，并不是很多。比起很多更弱小的生命来，人类几乎不懂得羞愧。他们也曾编造和制定出一些道德的规范和准则，却对自己的不道德视而不见。他们更多的时间像羊一样吃草，有机会却要放下草吃羊。他们常常奢谈自然界的所谓“食物链”，却从来不研究自己与其他动物所构成的“食物链”。在整个神奇宇宙的生命链条中，人类构成了多么可怕的一环。作为某些个体，他们不乏优秀的悟者；作为群体，他们却是无知的莽汉。他们在把整个星球推向毁灭的边缘，却又沾沾自喜地夸耀和骄傲……
暮色苍茫中，这一群美生灵被霞光勾勒出一片剪影。它们驮着所剩无几的光明踽踽而行。它们大概也会有关于黄河岸边这美好一天的记忆吧。每一天对它们大约都是珍贵的。灿烂的阳光，绚丽的黄昏，无边的阔水和碧绿的草地——大概它们心中都会留有这美好的印痕和足迹吧。
从它们灰蓝色的眼睛里，从那种默默的注视中，似乎可以感受它那潜在的灵性、温柔的本色、善良的心情。在这生命进化的历史上，它们的确是一些跨过了漫长世界的苍老的生命；它们也许懂得太多太多：关于这个星球、关于漫漫时光、关于生命的秘密。
原来它们颌下垂挂的那一缕胡须，远远不是什么滑稽的标志，而是深刻的象征。它们正因为对这个世界知晓得太多，才这样听天由命。
它们从来都没有停止去做的，就是每天用自己弱小的身躯，驮回最后一缕阳光。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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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不该忘了舒曼
（英）诺曼·列布雷奇伤郢/编译
1854年二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一，时年43岁的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n，1810－1856）身着绣有花朵的礼服长袍，从杜塞尔多夫的喧闹街道走到了镇上那座古老的桥边，纵身跳进了涨溢的莱茵河。这位音乐家立刻被捞了上来。人们认出了他，诚惶诚恐地把他送回了家。他的妻子克拉拉（ClaraSchumann，1819…1896）帮他擦干了身上的水，安顿他上了床。那个时候，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的第8个孩子，而且即将生产。
克拉拉坚持不肯离去，连续在他身边守了16天。这之后，医生们警告说舒曼可能会伤害她，而舒曼也最终同意到恩德尼希（Endenich，在波恩附近）的一间疗养院去接受治疗。两年之后，精神病、三期梅毒以及用以治病的大量水银夺去了舒曼的生命。葬礼在波恩举行，人们蜂拥而至，“如同获悉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曾受舒曼奖掖的后进、克拉拉的长期密友约翰尼斯·勃拉姆斯主持了葬礼。
这是欧洲文化的一个转折时刻，象征着浪漫天真时代的结束。同一年，亨利希·海涅也因同样的原因离开了人世，为这个时刻的悲剧性加上了注脚。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舒曼都是个淳朴的林地少年，被四处伸展的铁路以及无法遏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惊得目瞪口呆。他曾经像中世纪的求爱者一样向孩提时代的克拉拉求爱，并罔顾她父亲（也是他自己的钢琴教师）的反对，等到她成年就娶了她。克拉拉后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女钢琴家，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不渝。时至今日，从舒曼灵台上的那尊雕像我们可以看见，她仍然坐在他脚边赞美着他。
舒曼和瓦格纳、柏辽兹、肖邦以及李斯特等人一起在音乐浪漫主义的熔炉里接受了考验。在1840年结婚之前，他从来没发表过钢琴独奏曲以外的东西。可是，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在克拉拉的帮助下写出了联篇歌曲集《诗人之恋》，还有那首让人无法抗拒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接着他又写出了四部交响乐、一首大提琴协奏曲（那是后古典时期的第一首此类作品）、一部歌剧、一首弥撒曲、一首安魂曲和许多别的作品。
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历久弥坚，而他总是对她有一种过分炽热的迷恋。克拉拉所不知道的是，这实际上是躁郁症的一种症状。舒曼在激昂与抑郁之间不停徘徊，还时不时地陷入瘫痪般的迟钝状态。他的记忆力日趋衰退，由此被赶下了杜塞尔多夫管弦乐队及合唱团音乐总监的位置。克拉拉又一次怀孕了，而他却时常陷于痛苦之中。悲剧已经无法避免，克拉拉说：“我所有的幸福都跟他一同死去了。”
尽管舒曼的作曲方法还有不少缺陷——举例来说，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就觉得自己必须重写他的几段交响乐——但却从未有人质疑过他在音乐史上的枢纽地位。在交响乐的发展历程中，舒曼在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间担当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在浪漫曲方面，他又充当了舒伯特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之间的桥梁。要是没了舒曼，音乐的发展就会出现停顿。
勃拉姆斯对舒曼无比崇敬：其他交响乐作曲家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为追求目标，而他却致力于舒曼那四部交响曲，而且娶了舒曼的寡妇克拉拉——他说他爱她“胜于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使自己陷于不义。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Elgar，1857…1934）称舒曼为“我的偶像”，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SergeiRachmaninov，1873…1943）也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Toscanini，1867…1957）始终将舒曼的作品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认为它们本质上十分有趣，艺术上又十分重要。
让人不解的是，今天所有人都在为莫扎特诞生250周年激动不已，想到舒曼逝世150周年的人却寥寥无几——而舒曼的死却是音乐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各地关于舒曼的纪念活动寥若晨星，就连离他出生地最近的城市莱比锡以及他最后的居所杜塞尔多夫也不例外。
也许我们不该抱有这样的天真指望。用长相不堪的舒曼来推销软糖绝对不如用莫扎特效果好，他的音乐也不像莫扎特的音乐那么入耳。莫扎特让人大赚其钱，舒曼却让人联想到自杀。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涌动着黑暗的潜流，就连《诗人之恋》也不例外——尽管他写作这些曲子时心情大好。跟所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舒曼和海涅都无法把爱与死亡区分开来，他们的悲剧命运在他们如日方中时就已注定。
舒曼在爱与死亡之间进行着无比病态的转换，要想赞美他并不容易。一言以蔽之，舒曼的问题在于疯狂。我们害怕那些行为出轨的创造者，不管是雨果·沃尔夫（HugoWolf；1860…1903，德国作曲家）那样的作曲家、拜伦那样的诗人还是凡高那样的画家。我们不敢走近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这一来，我们就无缘领会本真的艺术，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特眼光。
靠公共喜好过活的艺术家和乐团不敢在舒曼去世150周年的时候演出他的作品，这一点可以理解，而他们也肯定会在2010年——舒曼诞生200周年——大肆庆祝。那些策划人员、形象设计师和售票员的行为都无可厚非。然而，对舒曼逝世150周年避而不理将是一次可怕的浪费，我们将由此失去一次挖掘人类深层体验的机会。与此同时，这种局面也意味着华而不实的悦耳曲调再一次战胜了人类文明的丰厚积淀。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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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之间＇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们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贰壬薄Ｕ飧龃潞沤谐鋈ブ螅硕贾廊壬男《咏凶鞣‘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贰壬仓劳穑俊蔽姨诵呃⒌妹婧於啵醯么笫Я恕跋壬钡纳矸荩�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实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寸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以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亮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