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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歌声，低沉悲哀。这是孩子们真诚的祝福。
列车徐徐地向前开动着，孩子们像一阵旋风一样随车跑着，唱着……
好人一生平安。
歌声像让泪水滤过似的。
车上苗老师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们怎知道，她不是去结婚。三天前，去县城体检，她患了白血病，在人生的旅途上，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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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之间＇最美的力量
冯有才
2001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将是詹姆斯太太此生最难忘的一天，她的丈夫詹姆斯，作为一名国家消防员，为扑灭911恐怖分子撞击大厦后熊熊燃烧的大火而英勇献身了。
失去丈夫后的詹姆斯太太，依然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带着她8岁的女儿艾丽丝和6岁的儿子比尔，去他们的社区教堂做上一天的义工。这不仅仅是詹姆斯太太信仰基督信仰上帝的见证，更是为她那已升天堂的丈夫詹姆斯的一次次祈祷与祝福。
3个月后，詹姆斯太太依旧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她6岁的儿子比尔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小吊褂显得尤为可爱。看着乖巧的小比尔，詹姆斯太太在百般忧郁中，仍带着一丝欣慰，至少她觉得：詹姆斯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男人，是她的上半辈子的希望，而她的小儿子比尔詹姆斯，将是她下半辈子惟一可以依靠的爱子，惟一可以依靠的男人了。她爱比尔，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对此，她从未怀疑过。
在教堂做完祈祷后，小比尔仍留在教堂玩耍，而詹姆斯太太和她的女儿艾丽丝则在教堂后的一大块空地上清理着卫生，这块空地是教堂打算在平安夜用做集体活动的场所，和詹姆斯太太母女一同干活的，还有一大群基督信徒。艾丽丝学着她母亲的样子，也用力地拔除着空地上早已枯萎的许多小灌木。
忽然间，詹姆斯太太看到教堂窗口冒出了股股浓烟，瞬间，她的心悬了起来。紧跟着有人大喊着：“教堂着火啦！快救火！！”顿时，人群乱了起来，有人忙拨打报警电话，有人忙着准备水桶救火，而詹姆斯太太，则如同箭一般地奔向了教堂。要知道，她的小儿子比尔此时正在教堂里，那是她现在惟一的希望，她绝不能再失去比尔了，绝不能！
火乘着风势，越烧越大，在詹姆斯太太刚跨进教堂的时候，教堂里早已是火光一片了。透过教堂的窗玻璃，詹姆斯太太看见教堂的浓烟里有个穿着红吊褂的小男孩正在拼命地摸索着、挣扎着。那是直刺向詹姆斯太太的心脏的一幕。
两分钟后，詹姆斯太太冲出了教堂。尽管浓烟已经完全让她睁不开眼睛了，但她的怀里仍紧紧地抱着她的儿子比尔。
十分钟后，詹姆斯太太的眼睛已经缠上了白布，医生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在确定詹姆斯太太身体确实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了病室。而此时推开病室门的，则是教堂的神父，他和蔼地告诉詹姆斯太太：
“上帝保佑你！你是一个好人！你和你救的那个穿着红吊褂的黑人小男孩平安无事，上帝保佑你！阿门！”
黑人小男孩？
詹姆斯太太的心一惊，然后急急忙忙地问神父：“我救的那个孩子不是比尔？是黑人小男孩？！那我的比尔呢？比尔怎么样？他在哪儿？
“他也平安！此刻，他正在向这里走来呢！说不定已经快到医院了。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教堂起火的时候，你的小比尔正和这个黑人小男孩玩换衣游戏呢！而你的孩子，早已经被那个黑人小男孩的父亲救走了！
听到这儿，詹姆斯太太顿时松了口气。她感觉自己才是这场大火的真正胜利者。因为在这场大火中，她由于911的熊熊大火而产生的惧火心理，终于被彻底打败了。而打败这畏惧心理的，正是不朽而勇往直前的母爱。这，才是真实而自然的勇气。
这时，病房门口响起了敲门声。她知道，这次是小比尔来了。对！一定是比尔那臭小子。想到这，詹姆斯太太躺在病床上噙着泪水笑了起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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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张鸣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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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路边的栏杆
星竹
十九世纪初，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城市主路上，都设有较高的栏杆，以免行人穿越时造成危险。那时的栏杆都修得很高，无论是主路上的人，还是辅路上的人，都休想迈过这高高的栏杆。既然是栏杆，当然得把人拦住，如果不能拦住人，那还叫栏杆吗？因此，那时栏杆的高度也是强制性的，像一种法律，得符合条款。至今在一些老式纪录片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高大的公路栏杆。
只是渐渐地，各国市政部门都发现了一个问题，主路上常常会有抛锚的车子，那时的信息还很不发达，人们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车子抛锚后，司机为了能到辅路上去找电话，或是请人救援，就得走出主路，但高高的栏杆却挡住了他们的去处。于是，情急之中，有的司机便不得不翻越栏杆。胆小的司机就要走上几里路，找到出口。但无论是爬栏杆，还是去找出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有的司机在主路上行走时，不免会被穿梭往来的汽车撞倒，惨剧时有发生……
各国市政部门，在对公路事故的调查中发现，栏杆的围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安全作用，但同时又埋下了另一些安全隐患，有些不必要的事故反而是因为栏杆造成的。如果栏杆能矮一些，那些需要救援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栏杆也就不会再对他们构成危险。
于是，英国人首先挑头，将城市主路上的栏杆降了下来。从一米六七，降到了一米二三。那些在主路上因车子抛锚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去找救援，避免了在主路上行走的危险。虽然这种做法也同时为辅路上的人提供了翻越栏杆横穿马路的危险，但主管部门还是坚持了这一做法。
英国人的这一改革，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不少国家纷纷效仿，将城市主路上栏杆的高度降了下来。事故果然也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但还是有一些司机，总以道德来约束自己，在车子抛锚时，仍然坚持要找到栏杆的出口才肯走出主路。对于他们来说，危险依然没有缓解。
于是，又有国家带头，将栏杆的高度降到了一米以下，这样，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迈过栏杆，栏杆的“法律”作用被大大削减。你根本不必再去找什么出口，紧急时候，迈过栏杆也就行了。这样的做法，果然又保住了一些司机的生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普通的公路上设制栏杆，原来是一件利弊共存的事。在保证了一种安全后，也埋下了另一种不安全的隐患。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国家终于得出一致的科学论证，城市公路上的栏杆，只有做到行人抬脚就能迈过的高度才是正好的，事故才是最低的。正像“只有充满人性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一样。于是，栏杆被做成了更矮的栏杆：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隔离带。在城市，主路与人行道之间，只有这一两尺高的隔离带。这又是谁都可以抬脚迈过去的栏杆，已经失去了最初人们设计栏杆时的严格意义。
也正是如此低矮的栏杆，才符合了客观上的需求，既解决了互相隔离的问题，又能在危险时候，使人轻而易举地迈过去。
按说栏杆是拦截人的，但时至今日，拦截人的栏杆，已经不再一味地拦截什么了，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告诫、提醒。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与论证中，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这种“告诫”式的栏杆，才是最完美、最安全、最可靠、最人性化的，也才最符合人们设置栏杆时的最初目的。
栏杆，它到底是在拦截什么，到底是在起着一种什么作用，几个世纪的摸索与改进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它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防范，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栏杆，越来越是这样的栏杆了，虽然低矮，但却比高大的更科学，更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辨正关系。
几个世纪中，栏杆的变化，给人提供了很多启示，使人联想到方方面面和许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天下很多规定，很多章程，甚至很多制度，看似定得很严，很是道理，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未必真的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有时反而不妥。把栏杆设置得更矮一些，在今天看来，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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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不多的时光
流沙
春天里，妻子在阳台晾晒衣裳，风儿从阳台的窗外呼呼地吹来。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全家准备午餐，自来水刷刷冲着一捆儿青菜。“风这么大。”母亲在喃喃自语。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书，儿子趴在地板上，研究一辆遥控“挖土机”。
我在书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喝着一杯热茶，看着电脑屏幕，想知道这个世界昨天发生了什么新闻，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天。没有争吵，没有口角，只是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对话。
但想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我们还会有这样散淡的心情度过这样的一个春日么？
十年后，我四十了。父母亲呢？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了，儿子也十二岁了。我健康如意吗？我和妻子结婚幸福吗？我的父母还是这样没有病痛吗？
想及此处，心中隐隐地惆怅起来。
我们总会有别离，父母正在老去，自己在十年后也许满是沧桑。但现在，我却拥有一切，如果时光能停留，我愿让这一切永恒，即便以后我能荣华富贵。
饭熟了，香味四溢，是父亲从乡下背来的米。妻子已晾好了衣裳，在客厅里和儿子嬉戏。
我捧了杯热茶靠在书房的门上，目光在这些我最爱的人的脸上穿行。让这一刻停留得长些吧，我是多么的需要。
多年前，有位老领导和我促膝谈心，老领导对我说：“我从不奢望将来，只求现在一刻的好，一时的好。”他说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他说许多人总是期盼着将来会好的，把梦想寄托在明天，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此刻好，今天好，天天好，明天才能更好。
我对那句话的体悟是深刻的。所有幸福都是有来由的，它不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一种量的慢慢积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幸福岂能缺位？
现在，我知道，最幸福的时光不该是在将来，而是现在这一刻。譬如，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全家人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