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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究了20多年，清华大学已作为参考书。谈到这本书，周有光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一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好些人写文章，比较中文和英文的得失。我也写过，这种比较是浅层的，没有学术意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就开始阅读国外的文字学著作，自学比较文学学，希望根据世界文字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的深层比较。这个课题研究难度大，进一步，困难大一步，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很难从国外得到满意的现成答案，得自己钻研、思考、探索。但又不甘心放弃，多年来一时进行，一时停止，有一分劲，做一分工作。课题范围大，我只做了应当做的工作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恐怕不可能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索，只得告一段落，题名‘初探’，是一个观望大海的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
差点成了金融学家
一个人一辈子从事一个研究方向都很难出成果，周有光一辈子却在两个不同领域，经济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他学的是经济学，前半生一直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四十年代被上海新华银行派驻伦敦纽约，1949年底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书，出版了《新中国的金融问题》一书。
回顾他与语言学结缘，还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曾说：“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他参加拉丁文字运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1955年，周有光接到通知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订拼音方案，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从1955年起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
周有光曾经在大学执教，有很多学术著作被当作教材参考。对于自己的学术著作，周有光评价说：“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大学作参考书，学生能够看得比较方便，不一定非要讲解才能看懂。《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是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提纲，《汉字改革概论》是在北大开课时的讲义，已经翻译成日文。”
临行前，我们约好去周先生家里取照片。
这是位于北京朝内小街的一所普通住宅。周有光的书房，收拾得整洁有序。临窗的小书桌上摆着一台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窗台上堆满了近来经常阅读的书。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沈从文的书占了2/3还多，墙上则是一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在花草丛中，他与穿着紫色中式大褂的张允和正在共同翻阅书籍，其亲密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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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为什么这样火
谢新洲等
无论是视频博客还是文字博客，无论是所谓的名人博客还是草根博客，都没有本质区别。博客文化必须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平民文化。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谢新洲
博客开启了一个个人化时代，要说它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它对互联网经济及至整个经济都会产生影响，会产生很多商机。
经济学家胡泳
博客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对于知识的自由生产方式，一种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反的知识生产方式。
互联网评论员姜奇平
作为网络新宠的博客，它在带来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必定会因为缺乏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传达言论自由的偏激、将个体虚无扩大化、虚假信息泛滥和危害社会的刺激性信息猖獗等等。
网友
每个设立博客的人就像一个摊主，每个摊位的经营都有特点：有卖文化墨水的，有卖思想的，有卖图片的，有卖隐私的，有卖大腿的……
网友
上博客的无非两种人，一是很自恋的人，二是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
金山公司副总裁凡宁宁
博客让人躲在了监管良好的大门之后，人们以为自己只是生活在同类人群中间，不受其他人干扰，我想知道这种区分对于一个好的社会必要的吗？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朗顿·温纳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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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金钱
〔美〕安迪？鲁尼著赵际南译
“成功的秘诀，”报上照片中一个正在接受奖章的商人说，“就是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我来说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我早就破产了。
多想时间的问题毫无益处，因为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我们既不能想像时间的开端，又无法设想它的终结。它在任何一端都没有尽头——无论是在我们之前，还是在我们之后。
在时间方面，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惯。迟到的人总是迟到，提早到的人总是早到。尽管我也讨厌自己的这个习惯，但我是个经常迟到的人。我曾几千遍发誓要改，但我从未改过，就像减肥一样，愿望对我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正如超重一样，迟到也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
很难理解一个像我这样时间观念淡薄的人，为什么还非得把自己的手表精确到秒。我想确切地知道自己迟到了多久。我出门总是太晚，并总是低估到达某个地方所需的时间。如果你认为我至少偶尔会早到一回，那你就错了。
既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那就让我们想想我们是否将一生的时间排得更满，并因此活得更充实了。我们现在有各种可以为我们节省时间的机器。比起在汽车、火车和飞机出现以前，我们现在旅行得更远也更快，并因此节省了不少时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为了开车去某地而在路上花的一小时正是我们在没有汽车的时代不会花的时间。我们因为什么地方都不去而节省了时间。还有一些节省时间的机器却要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在计算机上浪费的时间很有可能比它为我们节省的时间多。
荒唐的是，谁都希望时间能放慢。我们讨厌时间飞逝，或不知它的去向。我们总想度过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很清楚在“美好的时光”中时间会比在“痛苦的时光”中过得更快。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时间过得慢些，就应该每天寻求痛苦的时光。
我们常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尽管我们确实经常不愿意看到时间飞逝，但是我们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怎样都无法让时间加快的不愉快场合。
当我开车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当夏天，我每个星期都要经历两回无聊而漫长的旅行。我做梦都想要一辆游艇那么长、前排宽敞得能坐下两个司机的卡车。
“如果到了就告诉我。”我如此嘱咐他们后就能好好休息了。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坐在方向盘后面想着：“天哪，还有两个小时，我受不了了。”但接着，我往往又会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快到要去的地方了。我不知道在之前的两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自己想过任何事情，也没发现任何经过我脑子的东西。我为不用再开车而高兴，但同时也为浪费了两个小时没有思考任何问题而烦恼。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流走的。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直到回头看时才知道它已没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耗费了我们大多数的时间，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用思考就自动会完成的事，那些我们每天都做，甚至每天做十几次的事。尽管你不可能总是坐着思考时间怎样流逝，但如果你能不时留意一下它是被怎么度过的，那么时间可能就不会过得那么快。
在造物主给人们的所有坏习惯中，每24小时就需要睡7小时这一习惯是最糟糕的。睡掉我们四分之一的生命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总有一天他们会造出某种可以缩短人们睡觉时间的药片。
生活中充满了浪费时间的事情，清晨的广播节目就很费时间。我很喜欢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收听唐·伊马斯的节目，可当我到达办公室前必须要思考该写点什么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因为听伊马斯而不曾想过写作的问题。
电视或许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最浪费时间的东西。我总是无法抵挡诱惑，坐在客厅花一小时看一些我无法忍受的东西。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到底为什么我会浪费一个小时来看这个呢？”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向电视讨还浪费在它上面的时间。
那些在推车里放了20件要买的东西，却排在“10件物品以下快速通道”收银队伍中的人也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他们不仅在购物车里放了太多东西，而且常常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并因此增加了他们从排在队伍后面的人身上偷去的时间。当收银员把经理叫来核准支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只能站着浪费时间。
我并不确定每天早上把时间用在读报上是否值得。通过了解一些在遥远的国度中发生的可怕而我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我是在帮助自己呢，还是在帮助世界？我不是国会议员，我不是总统，我也不是五角大楼的将军——我又为什么要花时间了解阿富汗，或哪个国家是伊朗，哪个国家是伊拉克呢？
电话是偷时间的东西。它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的远距离联络方式，但大多数电话的时间都太长了。如果你必须要说的话超过两分钟，那就应该写信。
在路上碰到一些不太熟的朋友也可能浪费时间。我经常被一些在路上停下来问我近况如何的人惹恼。他们想知道我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这些人拿来浪费时间的语言千篇一律：“你上哪儿哪？”“现在怎么样了？”或者“有什么新鲜事吗？”
开会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我从未见过任何会议不是花费两倍于它应该花费的时间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唐·休伊特说，如果你有很多会议，那么你的节目就会做得像开会。
我惟一能节省时间的办法就是对人粗鲁。每当我和对方都已经在电话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事情并开始闲聊时，我就打断对方。
当我想到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10岁时读过的一首小诗：
后退，向后退，时间依旧飞逝
让我再次回到童年，就在今晚。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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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父母谁最痛
作者：王慧兰陈洁瑾
又是新的一天，她起床后就径直走到女儿的房间，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小床上。这是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子，布置得非常温馨，干净得一尘不染。书橱里的书依然整齐地摆放着，夹着书签的字典和文具盒静静地躺在写字台上，衣橱里的衣物散发着女孩子特有的体香气息，电视机屏幕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闪亮的光点……看着这一切，不知情的人，以为小主人刚刚出门上学去；知情的人，会忍不住流下泪来，因为10岁的小主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人间。两年了，她还是没法面对女儿的去世，每天把房间打扫一遍，好像一直在等她回来。而这位母亲仅仅是上海几十万失去儿女的父母中的一个。
清冷墓前哭儿声
像这样痛失爱子爱女，沉浸在悲痛中的父母，到底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人们常说，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少年丧父是失去依靠，中年丧偶是失去伴侣，老年丧子却是失去希望。依靠和伴侣或许还会再有，但是希望没有了，人生的意义何在？
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里，有一个叫“童稚园”的地方，虽然名字和幼稚园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童稚园”里，安息着曾经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那里，穿流着家长们不息的爱与悲伤。六一儿童节，一对中年夫妇来到这里，看望他们5年前离开的儿子。和往常的每个周末一样，他们来到这里，仿佛是每周定时看望离家住校的儿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他们当然也要来跟儿子说说话，不能让儿子孤单一人在这里过节。虽然已经相隔5年，但每次来到儿子安息的地方，母亲的眼泪总是像决了堤的洪水，倾流不止。任何人看了这一幕都会为之感伤：天下父母谁最痛，清冷墓前哭儿声！
相隔不远处也传来阵阵哭泣之声，那里也站着一对跟他们年纪相仿的夫妻，同样是来看孩子的。墓碑照片上的孩子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两对夫妇曾在这里相遇过无数次。所谓同是天涯伤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原本伤心的母亲看到跟自己一样伤心的人，忍不住彼此怜惜、安慰起对方来：“别在孩子面前哭得那么伤心，他一定不想看到妈妈哭的，他会难过的。我女儿生病时，看到我哭，她也会哭，其实我们应该要笑着来看他们啊。”刚才还在痛哭的母亲慢慢停止了哭泣，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跟自己一样苦命的人是那么亲切。如果是其他人说这番话，她一定会觉得那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随便安慰她的，但眼前这个人一定了解她的痛苦，因为她们有着一样的遭遇，一定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两个母亲，渐渐把话题由悲伤，转向了快乐的回忆，聊起了自己的孩子，不知不觉就说了好久。
是谁说的，当快乐与人分享，快乐就会加倍，当悲伤与人分享时，悲伤就会减半。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同命相连的父母更容易走进彼此的心里，给彼此安慰。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不久之后，10对失去孩子的父母通过福寿园工作人员的介绍，走到了一起。
2003年7月，10户丧子的上海家庭相聚在一起，他们从下午聊到晚上，直到深夜仍不肯散去。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在平时，有些人要强，在别人面前装作坚强，只能默默把泪水往肚子里流；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痛苦，害怕别人怜悯的目光；更害怕的是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哪怕是多么调皮捣蛋惹人嫌的孩子，对他们而言，那都是幸福，自己的心都会跟着疼起来。但是在这里不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经历，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听众，哪怕你一再重复，他们也不会厌烦，因为他们知道你到底有多痛苦。
聊着聊着，不知是哪个人提议，于是，在那一天，10对失去孩子的父母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组织——“星星港”。
有一种伤痛难以治愈
“星星港”的名字富有童话的色彩：湛蓝的夜空，美丽的星星在璀璨，那是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没有离开，去了一个更美的世界；地上有一片宁静的港湾，家长们相依相守仰望星空，他们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天使，守望着他们的成长。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解释充满了幻想，是那么的不切实际，但对星星港的家长们来说，他们需要用这种美好的想象来安抚自己。“我多么希望能有一部手机，可以和天上的孩子通话”，当一个50多岁的工程师说出他的这个愿望时，我们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痛。
孩子去世以后，他们就抑郁在自己的世界，无法再融入外面的大社会。每每看到其他人的热闹，他们都会有种难堪和伤痛，好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是被幸福和快乐所遗忘的人。
1999年春节的前两个星期，严先生的儿子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一个13岁刚刚升入初中的学生，一个整天让父母操心的捣蛋鬼，一个热爱生活、钟情于画画的孩子，就这样一瞬间消失了，命运是何等残酷！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颠覆了严家人的温馨生活。那年以后，严先生的每个春节都在火车上度过。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都匆匆忙忙往家赶，他却孤身一人往火车站去，买一张最近班次的车票，坐在车厢里，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没有风景的风景。对他来说，这样的旅行是一次逃跑，“儿子去世以后，春节就是我的受难日。我总是想起以前，他围绕在我身边讨压岁钱，吵着闹着要我买新年礼物，欢蹦乱跳地到处去拜年……可是现在一切都是那么冷清。到父母家去会遇到其他亲戚，他们都是一家三口，我看着就觉得自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