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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2005年6——11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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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魔法师
道－琼斯
查尔斯·道的成长
查尔斯·亨利·道，1851年11月6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斯特灵的一个农场里。大概十三四岁时，他离开了农场，后来从事过20种不同的工作。虽然只上过小学，但是查尔斯·道的最大梦想却是当一名记者。
1872年，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21岁的查尔斯·道加入马萨诸塞州斯普灵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真正成为了一名记者。1875年查尔斯·道离开了斯普灵菲尔德，来到罗得岛州的普罗文顿斯，加入《普罗文顿斯晨星和晚报》报社工作。两年后，这家报社停业了。于是他就转到了《普罗文顿斯日报》。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有六英尺多高，甚至有点驼背，行为高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大学教授。在这里，查尔斯·道遇到了他未来的合作伙伴———爱德华·戴维斯·琼斯。
当时的琼斯年仅20岁，刚刚走出伍斯特专科学校的大门，即将步入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布朗大学继续深造。年轻气盛的琼斯思维活跃，有人形容其就像一匹神经紧张的烈马，脾气暴躁，却拥有闪电一样的思维。很难相信他与安静的查尔斯·道会成为朋友，但命运却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很快便成为了朋友。
起步在华尔街
1879年，查尔斯·道来到了纽约，成为克尔曼通讯社的一名记者。那时候华尔街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内战后，美国商业迅速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新时代。工业资本家们组成了庞大的联合企业以发掘和垄断国内市场。他们也把企业的股份卖给公众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可是股票价格经常被华尔街的联合投资者们控制、垄断，从而引起它的暴涨和暴跌。
查尔斯·道已经认识到，急需一个组织把更好的、可靠的财务报告，带到这个在混乱中成长的金融宇宙中。他预见到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且还预测到有一种可以衡量那些工业巨头正在做什么的方法，即把握金融市场总趋势。他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信息，也正是当时的华尔街和金融市场所缺少的。
这时，完成学业的琼斯来到他身边。他们开始着手筹划自己的公司。1882年11月，道－琼斯公司成立了，在华尔街15号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他们的股票信息服务业务。
1882年底，道…琼斯公司出版了一份只有两页的晚报。他们把华尔街的金融信息手写在劣质的纸张上，并复抄了24份，定名为《顾客晚报》。报纸迅速取得了成功。
通过对股票收盘价的研究，查尔斯·道发现可以发明一个反映市场总体走势的晴雨表，即股票平均指数。1884年7月3日，他在《顾客晚报》上首次刊登了一项包含11种股票的指数，其中包括9家铁路公司和两家汽轮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又被称作“铁路平均指数”。道…琼斯指数一经推出，就迅速被华尔街所接受。它使股票市场改变了以往的面貌，缓解了华尔街股票交易面对的迷茫困境，给人们带来一盏指路的明灯。
1889年，道－琼斯公司开始着手进行报纸的改版工作。7月8日，《华尔街日报》问世了，查尔斯·道成为第一任主编。报纸的核心内容一直都是他的具有开创性的指数。他的发明对华尔街的影响十分深刻，金融家和投机者们已经离不开这些数字了。
查尔斯·道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经过几年反复不断的研究，他总结出了众所周知的“道氏理论”，又发明了“工业平均指数”，即当时被认为投机性最强的12家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并于1896年5月26日首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从此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铁路平均指数”（现称为运输平均指数）一起刊登在每一期《华尔街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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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力任其难”筑京张
严介生
“总工”的重任怎会落到詹天佑身上
1903年底；修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计划再次被提议事日程，由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督办，筑路资金从关内外铁路盈利中提取。尽管袁氏兼着关内铁路局的督办大臣，但铁路的财权却被英国控制着，英方发话说，想提款修筑京张铁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聘用英国人当总工程师。袁世凯只得答应。消息传出，俄国立即表示反对，京张铁路经过的地方属俄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对让英国插足。总工程师应由俄国派任。两国争执了一年多，最后达成妥协，双方都不派，让中国人自己来筑。詹天佑认为，英、俄是要看中国人的笑话，他们认定中国没人能当此路的“总工”，当了也必败无疑。正是在这种局面下，詹天佑“力任其难”，挑起这副重担。
詹天佑怎会在居庸关与金达“不期而遇”
1905年5月10日，詹天佑率领刚从山海关铁路官学毕业的两名学员，背上最简陋的器具，开始了艰苦的勘测之路。5月20日，詹天佑在居唐关与英国工程师金达“不期而遇”了。
金危害此时任关内外铁路局总工程师，詹天佑曾在他手下供职多年，相互很熟悉，关系也不错，不想时势使他俩成了竞争对手。詹天佑在交谈中得知，金达也在测量京张铁路，而且赶在了詹天佑之前，眼下是从张家口返回北京去。金达确信，这样一条山区铁路，中国工程师是绝对干不成的，他在这儿等着与詹天佑会面，就是要直言不讳地说出这样一番话；南口经八达岭至岔道城之间，绝路的险峻超出他的想像，中国缺乏机械设备和经验，是承担不了的，还是趁早而退，免得将来半途而废很难堪。金达甚至建议道，日本承包商不但有开凿隧道用的通风机和抽水机，而且价格比其他外商便宜，并表示他可以出面找日本商人来承揽这一工程。詹天佑终于弄清了金达在此等候的用意所在，原来是要“劝退”。他与金达讨论了一番京张铁路造价的问题，私自干活去了。
詹天佑于6月17日回到北京，立即往见袁世凯，作了详细的汇报，说到关沟段：“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注：指西方各国）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为艰巨……”袁世凯越听越紧张，思想又发生了动摇，反复问詹天佑：不用外国人到底行不行？
原来，清政府关于用中国工程师主持筑造京张铁路的决定公布以来，表示怀疑的议论很多，国内有，外国人更多。对全线进行了勘测之后，詹天佑心理反倒踏实了，他平静地回答袁世凯：“真正的困难在八达岭，那里需要开凿一座山洞，中国人能够修筑此项工程！”
詹天佑施工中因何“自秘其难”
1905年10月2日，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在丰台以东3公理左右的柳村正式开工。
最大的考验是打通全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在当时国内修成的铁路中，最长的隧道也就是300多米。
詹天佑把总工程师办事处移到了南口。他一度住到石佛村北坡一个姬姓农民家里，睡的是土炕，白天盯在第一线，解决施工或的难题，晚上在油灯下绘图计算。
没有开凿隧道的任何机器设备，只有钢钎和大锤，日夜赶工，一个工作面每天只能掘进0。7米。在中国，隧道作业采用矿山炸药爆破，詹公是第一人。为了保证安全，有关炮眼的公布、间隔、深度、装药量，他都亲自掌握。詹天佑还想出凿直井的办法，在隧道线中部加凿两个直径3米、深30米的直井，将中线移入井底，把工人吊进直井里向两端凿进，这样使工作面上投入60名工人。1908年4月23日22点30分，八达岭隧道贯通，只用了18个月。
詹天佑后来回忆主持筑路工程的思想历程说：“始则几忘其难，继则不敢畏难，且直欲自秘其难。”他为什么“直欲自秘其难”——不谈甚么“掩盖”筑造京张铁路之艰巨呢？他很怕吓着清廷官僚们，落个“中道而废”。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外部干扰始终干停，比如，日本商人雨宫敬次郎上书袁世凯，八达岭隧道靠人工断难打通，应采用日本技术，让其带技工及开凿机械前来施工；金达也劝袁世凯雇用外国工程师；还有很多谣言，把八达岭隧道未衬砌部分的坍落部分现象说成是大塌方，死了一百多人。清廷是很容易在洋人的压力下改变主意的。真要发生这样的事，他詹天佑个人名誉事小，国家声誉受损，“贻笑于邻国”事大。因此，詹公始终憋着一口气，不事张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得不“自秘其难”。
京张铁路最初是计划6年完工的，詹天佑只用了4年就全线建成。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了张家口听9月24日全线开通。
詹天佑实现了他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目标。建成京张铁路的全部花费是白银722。3984万两，比原预算结余了28。8898万两。此前筑成的铁路，没有一条不超预算的，尽管铁路工程都不及京张铁路艰巨，但造价都大大高于京张。
1909年10月2日，邮传部在南口为京张铁路举行盛大通车典礼，中外来宾万余人出席。邮传部尚书徐世介登台致辞：京张开工以来，外人都认为我国工程师不及欧美，预料此路半途而废，众口一词，几成定论。曾几何时，让人听着都感到惊惧的这条铁路，如此艰险而巨大的左程，竟能履险如夷，如期告成。此路一成，不仅增长中华工程师之名誉，而且对今后从事工程建设者，亦得以更坚定其自信力，而勇于图成……这绝不是小事。
的确，詹天佑不仅建成了一条山区干路，其意义还在于，对于扫除长久以来因国势积弱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振奋民族自信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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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
马志国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四川。
当时正值夏天，四川的天气非常闷热。罗素和陪同他的几个人坐着那种两人抬的竹轿上峨眉山。山路非常陡峭险峻，几位轿夫累得大汗淋漓。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罗素，见此情景，便没有了心情观赏峨眉山的景观，而是思考起几位轿夫的心情来。他想，轿夫们一定痛恨这些坐轿的人，这样热的天气，还要他们抬着上山，甚至他们或许正在思考，为什么自己是抬轿的人而不是坐轿的人？
罗素正思考着的时候，到了山腰的一个小平台，陪同的人让轿夫们停下来休息。罗素下了竹轿，认真地观察轿夫们的表情，很想去宽慰一下辛苦的轿夫们。
但是，他看到轿夫们坐在一起，拿出烟斗，有说有笑，讲着很开心的事情，丝毫没有怪怨天气和坐轿的人，也丝毫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苦。他们还饶有趣味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给这位大哲学家出了一道智力题：“你能用11画，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罗素承认不能。轿夫笑呵呵地说出答案：“王一，王二。”他们在交谈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罗素徒然心生一丝惭愧和自责，我凭什么去宽慰他们？我凭什么认为他们不幸福？
后来，罗素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了这个故事。而且，他因此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生观点：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
是的，坐轿子的人未必是幸福的，抬轿子的人未必是不幸福的。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喜悦，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那些真正找到人生幸福的人，不是因为做了大官，发了大财，有了大学问，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颗健康乐观的心灵，因为他们会用这样的心灵去体验幸福。人生幸福，原来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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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敬畏的汉子们
余世存
跟一个房地产老闆一起做讲座，老闆说他现在没有敬畏之心，他不知道到老了会不会有敬畏。这话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书生无用，进一步想，那就是当今时代，敬畏确实不是一个言说问题，而是用心体悟的问题。理论、言语、德性已经不足论了，它需要大的历史实施对众多不敬畏的个人的因果规范。只有到那时，因果律也好，因果报应也好，才会重新在人心中扎根。
虽然当今之世是一个不敬畏的时代，但我们的传统文明或为传统文明所哺育的先辈们却有着因果论式的伟大信仰。由其信仰产生的敬畏行为，任人瞭解，都觉得可爱可敬、可歌可泣。
像曾国藩，以中兴大臣称誉中外，他内心也是相当的自负。按说他这样的人，平定太平天国之功，有如大清的擎天一柱，外人的议论已经无足道了，用官场套话：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事实不然，曾国藩是相当谨慎的，因为他有敬畏。天津教案发生后，一国之大，无人敢负责任，曾去处理了，仅以此而言，曾的大勇足以自慰。然后曾在此案处理后说了一句名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蒋介石被人称为独夫民贼，似乎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也确实行事厚黑有加。但事情有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是有底线的人，他是懂得敬畏的人。1925年，叶挺从苏联回来，跟蒋介石交流访苏观感时，盛讚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了不起，用今天的话，那就是人类伟大的“制度创新”。但蒋介石对叶挺说：私有制在中国已经4000年了，在中国4000年的历史上，大概真正实行了均贫富实行了公有制的时候总共只有一年，而且都是起义时招揽贫民的口号。为什么3999年都是私有制呢？私有制难道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么？
现代史上有很多大军阀，他们无知、杀人不眨眼的故事多极了。但很少人瞭解他们虽无知却并不无畏，他们仍是有敬畏之心的。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上海闻人、青红帮头目杜月笙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但这么一个人物也是有敬畏的。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需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大人物如此敬畏，小人物呢，也是如此。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的时候，监控工作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章太炎虽一书生，却是性情暴躁疯癫之徒，秀才遇上兵，他并不论理。但兵也对他敬畏有加。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陆建章，一介武夫而已，也懂得敬畏，他也因此在无数的军警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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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李国文
一
隋炀帝对他的大巨杨素夸耀自己说，朕的文才也是满朝第一。
于是，隋王朝在文学史上是一张白纸。陈子昂登幽州台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正是针对这种文学断层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