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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朴素
眩子
捷克小说大师博＊赫拉巴尔的妻子艾丽什卡是个普通劳动妇女，有一段时间，赫拉巴尔在家写作，无名无钱，他有时会嘟囔一句：“真累啊！”他妻子就怒目圆睁，咆哮道：“你累从何来？”是的，一个天不亮就急着出门卖烧鸡赚钱的女人，是有资格教训丈夫一下的。
艾丽什卡也不欣赏丈夫的小说，读一段往往会摇头叹息，并惊讶人们把赫拉巴尔看成文化名人，夫妻之间的隔阂可谓多多。但他们的婚姻却异常稳固，不管穷困潦倒，还是风光显达，二人不离不弃。
赫拉巴尔夫妇的婚姻给人的启示，就是朴素。赫拉巴尔在别人眼里是大师，在他妻子眼里，却是个邋里邋遢的家伙，白天趴在桌上写些“坏牛奶”一样的字，晚上到小酒馆去灌一肚子啤酒。但她容纳了他的一切。
最好最美的爱情，最后都是朴素的，都要回到生活的本真状态。通常人们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大谬，好的爱情往往也正藏在婚姻中，碰到婚姻就失败的爱情，大概算不上真正的爱情。情，总是在琐事中，在一点一滴或大起大落的欢欣与磨难中共同积累的，这样的情也才是真正的财富。现在的许多杂志上，都有教人大打婚姻保卫站的招数，什么婚后不可随便、不要忽视诱惑技巧等等，许多妇女受其指点，精心研究粉蜜霜膏时装仪态，但是战胜者似乎也并不多，就因为她们不懂朴素的道理。
婚姻的朴素，既是形式的，又是内容的，或者说，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台湾作家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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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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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改造军阀的丁文江
雷颐
丁文江总是乐观地相信，可以通过“说理”使恶人从善、使军阀“立地成佛”。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提起1936年元月5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人们或许会想起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因为他是“科学派”的主将；或许会想起中国现代地质科学，因为他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们或许不曾想到，这位著名学者还曾经从政，力图改造军阀。
1887年出生的丁文江（字在君）在1901年年仅14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远赴英国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1911年暮春，去国十年整的丁文江终于学成归国，决心科技兴国。
当时军阀连年混战，政治黑暗无比，许多人都对“政治”彻底失望。所以，当胡适发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时，丁文江立即反驳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他们颇为天真地幻想使军阀从善，以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周报》核心中的三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参加所谓“好人内阁”。但“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努力周报》勉力维持到1923年10月亦不得不宣告停刊。胡适曾经感叹：“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高低、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训练水平、武器配备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使同僚大为惊诧。他的一些军事分析评论文章，后来汇编成《民国军事近纪》一书出版。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经过仔细比较，他认为在军阀中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最坏，而统治东南的孙传芳最好、有“改造”的可能。
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和表现“开明”的孙传芳“拉上关系”并得其信任。他诚心向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但并未得到孙的同意。不过孙却于1926年5任命丁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立即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其中有两点成就颇值得一书。一是把历来没有统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区首次完全统一在这个新的行政机构之下，为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则是通过长达四个月的谈判交涉，收回会审公廨。但此时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已经开始，孙传芳开始与丁文江认为最坏的奉系军阀结盟。得此消息，丁文江深感失望、愤怒，终于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辞去职务，而后一度蛰居大连，后又重返学术园地。
丁文江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但结果一次次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据友人回忆，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语虽尖刻，却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丁文江再度振作起来，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他总是乐观地相信，可以通过“说理”使恶人从善、使军阀“立地成佛”，社会、政治由此渐臻善境，强调“改良中国的政治环境决不能等待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去机会”。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此中，隐含着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无限感叹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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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别哭
谢宗玉
门前有溪，稍远有河，但被山岭围着，村只得算山村。山村的孩子一天的时间多是在山里度过，而雨，说下就下，它才不管你回没回家。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必须遭遇晴出雨归的劫数。灿烂出门，颓丧回家，这是谁也不愿经历的。但很多事情，甚至包括人一生的命运，都得是这种结局。有什么办法呢？
雨总是起于黄昏，当我们担着柴禾走在蜿蜒山道上的时候，潇潇暮雨要么从后面赶上来，要么在前面截住你，想避都避不开。这时，心情就会像四合的暮色，突然黯淡下来。怎么不黯淡呢？肩上的担子这么重，家还这么远，路又这么崎岖。雨加重了肩上的担子，又阻碍了归路的脚步，透过雨幕，家就显得更加遥远难及。而雨，又不是平时活泼妙巧的那种，而是阴阴的，凄凄的，带点巫性，又带点魅气。
印象最深的是十岁那年秋天，独自一人担着柴禾走在黄昏的山路上，山雨沙沙从身后而来，像一张阴暗之网，一下子就将我罩进去了，那颗本来就因孤寂而伤感的心，便进而变得绝望。仿佛淹过我的不是山雨，而是令人窒息的黑水。
山雨打湿我的头发，山雨浸透我的衣服，山雨像黑寡妇懒在我的柴禾里，要享受坐滑杆的感觉。柴禾在肩上重若千钧，我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到左肩，稚肩在与柴枪热烈切磋的过程中慢慢火辣，慢慢红肿。脚在山路上不敢停下来，一停就颤得厉害。终于一个趔趄，柴禾从柴枪两头滑落下来，柴枪弹得老远。我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放声大哭。山雨沙沙无边，冷寞地下着，没半点怜惜之情，我哭得更伤心了。雨浇灭了我的哭声，在山中没有半点回音。群峰座座在雨中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感到小小小的自己被大大大的世界完全给遗弃了。也就是从那一回起，我开始味喜茶苦，性倾情伤。
我坐在青石板上，根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把剩下的那一点气力也哭尽。父亲，我的亲亲父亲，就在这时从山坳的拐角处出现了，他一下子把我从恐惧和绝望的深水区捞救上来。我无法说出那一刻心中的感受。我只知道，那一刻他温暖的笑容会让我珍藏一辈子，感激一辈子。是父亲温暖的笑容给了我在这个世上继续前行的勇气，要不然我真会沿原路退离这个陌生的世界。
嗨，男孩别哭，我们回家。父亲对我吆喝道。然后像扶起一棵被雨淋趴的庄稼那样将我扶起。
男孩，别哭。二十多年后，当我脱口对自己儿子也说这话时，我才发现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竟是一种成长的标识。只是我儿子面对的不再是山雨带来的困扰。我怀疑父亲的父亲肯定也对父亲说了这四个字，而我儿子的儿子也将会在某个未知的时刻对他的儿子说出这四个字。后来我看美国著名的成长伤感片，题目竟就用了这四个字：《男孩，别哭》。只是里面的主人公没能跨越这道标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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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句话
陈四益
有时因为一个人记住了一句话，有时因为一句话记住了一个人。
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这句近乎不知所云的话，因为有了上述因缘，所以过耳不忘，直至今天——但也只是记得罢了。
我至今记得屈正中先生，则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各地正热热火火地大办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省有省重点，市有市重点，区县有区县的重点。成绩好的学生都集中到了重点学校，升学率大为提高。于是，办重点成了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还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一大措施。自此，资金、师资都愈益向重点校倾斜。
屈先生那时是湖南省教育局局长，对此持反对意见，虽然他知道提倡办重点学校是上头的意思，或许还是哪位重要人物的意见。他反对的理由很明确，引用的是《荀子·劝学》的一句话：“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意思是人才的培养和所处的环境——包括教师、同学、校风、学习的氛围等等——大有关系。如果有几位学习差的学生放在一群好学的学生当中，一带就带好了。把学习好的学生和学习差的学生分别集中到重点与非重点学校里，只会更加拉大差距，从总体上看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他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所言多是经验之谈，可惜那时“文革”虽已结束，对上头唯唯诺诺的习气并无太多改变。因此屈正中先生的声音微弱得立即湮没在拥护的声浪之中。但他坚持，直到离开工作岗位时，他说：“我还是那个看法。”
重点学校一办就是二十多年，或许它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尖子”，但是否也毁了一批本来可以成材的孩子，也毁了一批本来并不坏的学校？差不多也二十年了，我在北京曾采访过一所中学。校长告诉我，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这所学校的升学率有百分之六七十——此话不虚，我的一位表妹就是从这里毕业，后来考入北京大学的。一搞重点校，好学生都奔重点了，这所学校，成了所谓“兜底儿”的学校。生源的基础既差，又因进了非重点，以为前途无望，破罐子破摔，连正常教学秩序也无法维持，教师也因此失去信心。还是那所学校，还是那些老师，后来的升学率竟连年是零。听了校长的介绍，我一下就想到了屈正中先生，想到了他引用的那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保证了一小部分重点校，放弃了一大片非重点校。照顾了少量的拔尖，忽视了大批的提高。对基础教育是福是祸，当是可得而言。后来择校、乱收费、上学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同办重点校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得失利弊，很值得重加估量。有消息说，今后将逐渐取消重点校，要在师资、资金等办学条件上加强非重点校。我想，这该是教育行政部门反思的收获吧。因此，我又想到了屈正中先生，想到在一片拥护声中他的那些反对意见，想到他对被拥护湮没了的意见的坚持。
以往历次运动对反对意见的排斥和打击，已经养成一些人把“一致拥护”当作一种主张正确与否的标志，似乎一有不同意见就有碍于主张的正确，甚至有损于提出此主张者的形象或威望。因此，即便实际上存在不同意见，也要维持表面上的完全一致，于是便有意无意忽视或压制不同的意见。久而久之，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人愿意说了。敢于说并敢于坚持的，真是凤毛麟角。
现在讲和谐。所谓“谐”，《说文解字》曰“从言，皆声”。且来做一回拆字先生：既然“从言”，自然同说话有关系。“皆”是声部，但本作“俱”解，也就是一齐、一同的意思。大家一齐讲话，为什么就“谐”呢？因为这样才能沟通。有沟通，才能互通款曲，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融洽无间。如果不是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果不能集思广益，各种事情能办好吗？若是进一步只许一些人说话、不许另一些人说话，或者只许说拥护的话、不许说反对的话。凡拥护者皆引为同志，凡反对者皆视为寇仇，求其和谐只怕是难矣哉了。基础教育的问题源出多般，重点校的成败只是其中一个不算太大的问题。但当时如果多听听如屈正中这样一些意见，或者至少允许在办学方式上有多种实践，或许事情会做得更周到，效果也会更好的吧。
因为他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了他的名字，尽管在他的家乡知道这位前前前前教育局长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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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余光中
莎士比亚先生：
年初拜读您在斯特拉特福投邮的大札，知悉您有意来中国讲学，真是惊喜交加，感奋莫名！可是我的欣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年来为您讲学的事情，奔走于学府与官署之间，舌敝唇焦，一点也不得要领。您的全集，皇皇四十部大著，果真居则充栋，出则汗人。搬来运去，实在费事，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分量并没有这样子重，因此屡遭退件，退稿。我真是不好意思写这封回信，不过您既已嘱咐了我，我想我还是应该把和各方接洽的前后经过，向您一一报告于后。
首先，我要说明，我们这儿的文化机构，虽然也在提倡所谓文艺，事实上心里是更重视科学的。举个例，我们这儿的文学教授们，只有在“长期发展科学”的名义下，才能申请到文学研究的津贴；好像雕虫末技的文学，要沾上科学之光，才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您不是研究太空或电子的科学家，因此这儿对您的申请，坦白地说，并不那样感到兴趣。我们是一个讲究学历和资格的民族：在科举的时代，讲究的是进士，在科学的时代，讲究的是博士。所以当那些审查委员们在“学历”一栏下，发现您只有中学程度，在“通晓语文”一栏中，只见您“拉丁文稍解，希腊文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面有难色了。也真是的，您的学历表也未免太寒伧了一点；要是您当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剑桥什么的注上一册，情形就不同了。当时我还为您一再辩护，说您虽然没上过大学，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大学敢说不开您一课。那些审查委员听了我的话，毫不动容，连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说：“那不相干。我们只照规章办事。既然缴不出文凭，就免谈了。”
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到您的作品，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一股脑儿缴了上去。隔了好久，又给一股脑儿退了回来，理由是“不获通过”。我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去，发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