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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养路费，保险费1050元，拉一趟煤要亏1330元。另一笔是一位拉原煤的师傅计算的，一吨原煤出厂价是85元，每吨原煤要交45元煤检费，5元出井费，这样一吨煤拉出厂就达到135元，如果运到河北宣化，卖价为每吨220元，每吨可获毛利85元，若载重12吨的货车只拉12吨煤可得毛利共1020元，而一趟来回过路费470元，柴油费800元，仅此就亏损250元，这还不包括货车每月2200多元的养路费，司机工资，汽车维修，交警罚款等其他费用。
看来，亡命超载，是刺激进京物流流动起来的唯一兴奋剂。
在此我不想给出关于如何治理超载之类的药方，面是想说明一个司空见惯的严酷现实，中国制造在崛起之中，并且质优价廉，但这种低价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很可能我们衣食住行中许多商品和服务，因为包含着血腥的生命补贴，才使得物品如此廉价。
暂且以煤炭为例，我们看一下其价格为何如此之低。
煤是要从地下挖出来的，网络上2003年最应该记住的十张照片中，有一幅是一个年轻人艰难背煤的照片，他叫王致中，17岁，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筐煤40公斤，从煤坑向上爬100米，然后再走1000米的山路，可挣1块钱，许多人为此流泪，而我的朋友飘渺亲历的事情比这残忍得多，他这么写道：
在离山西平遥有名的乔家大院不远之处，往南，有一个小煤窑。
一个刚刚从井下爬上来的矿工，一个全身上下只是眼睛和牙齿有许白色的矿工，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老板下窑，我一定用煤镐拍死他。”这个矿工一丝不挂，不穿衣服，因为穿不起最便宜的工作服，时已入秋，他的头上，身上到处是淌着泥浆一样的汗水，上得矿来，他先是拼了命似的喝一种很苦的草药水（不敢喝其它水，否则一定会虚脱），然后就用一块牛的肩胛骨，从身上往下刮汗水（从来不用毛巾，因为用不起），他刮得熟练至极，刮下来的黑水，一会儿就在地上无声的洇成双人床那么大一片，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伯身上能“搜刮”出这许多的水来。矿工说，他们拼命地挖煤，随时有丧命的危险！
煤也是要运的，一个标准的超载运输往往是专门的修车厂对煤车进行改造开始的，除了加宽加长，还必须更换底梁和轮胎，只要车头能托动就行。然后就是招收贫苦和不要命的司机，开着超载的卡车，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车根本不以有效制动，就算这样，司机为了躲避煤检罚款，还不得不把车开到山里或者二级公路上去绕行，以跑大同到北京昌平一红的煤车为例，走高速公路大半天就到，但高速公路有二十多个煤卡，每过一个都会因超载罚款，一个卡子起码罚二百元，一路下来连买煤的本钱也亏了，所以司机宁可摸黑走小路，这无疑是一种把命勒在裤带上的活计，每次出车回来时，司机的妻儿总是会在村口路边等候，没有知道，这些妇女等来的是尸体还是四肢健全的丈夫，一们记者曾经写过，开煤车的小杨在数年前的一个晚上和表亲开车到北京，到了一个收费站口，他刚把车停下来，“通”的一声，车尾就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下车一看，原来他的堂哥的车追尾撞上，当堂哥满身是血在他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瘫软在地上，感觉自己好像也死了一回，回来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过煤车，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小杨那样还有其它选择，他们不卖命家人就没有着落，卖命或许还能活命。
煤要变成电是需要烧的，司炉工的劳动强度，就不再另叙，每吨煤区区几百元的煤，不是“中国制造”的真实价格，它包含着青山绿水成为纵横沟壑，煤渣酸雨的环境补贴，更包含着从长眠于地的采煤工，到跌下山崖尸骨验难寻的司机们的生命补贴，没有这样，煤不会如此廉价。
煤仅仅是可列举的一种，其它饱含生命补贴的“中国制造”何处不在呢以鞋帽箱包为例，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有报道说，1984年以来，大量外资鞋革企业涌向福建莆田。这上百家鞋厂中，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黏合剂，而在鞋厂里工作的从四面八方来的7万名少女，为了低微的收入，每天淹没在高浓度的毒气中工作十几小时。1993年一批女工在晋江鞋厂打工几个月便中毒住院。其中两位女工患白血病去世，临死之前全身腐烂、发肿发臭。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两位女工死时腹中七八个月的胎儿也一起夭折。这种现象并非福建所特有，哪个制造鞋帽箱包的基地不是如此即使是北京，在2001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当时北京天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陆续有好多女工因鼻子出血、牙龈出血而病倒，事后有20人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其中2人死亡。在东南沿海，打工妹、打工仔每月500元左右的微薄收入，几乎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变。
以五金加工为例，有多少操作冲床的工人能保全他的十根手指
以印染为例，还有多少江南小镇不是淹没在臭水沟中
以进城从事建筑的农民为例，为了追讨劳动所得，不得不爬塔吊、跳立交桥乃至自残。据非正式的统计，目前中国9400万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竟然高达1000亿元！
孙志刚事件折射出，赤贫的人不仅需要为工作付出生命，也往往不得不为生活也同样付出生命，很多本来可以健康成长的生命，在工作或并非工作时突然死去。目前全国打工者有1亿左右，其中珠江三角地区就集聚了上千万人，他们往往从事最脏、最累、最苦的工作。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衣、皮革、玩具、电子企业，老板因为赶着交货而无休止地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有的甚至三四个月不安排一天休息，员工昏倒、吐血、猝死的案例不在少数。有媒体曾经披露，这些工人的住宿条件极其恶劣，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住着20多个人是常事，甚至工人不得不就在生产车间休息；有的老板专门在市场买价低发霉的米给工人吃。此外，工人的人格尊严受践踏也每每见诸报端。广东曾经有抽样调查显示，1997年在外企工作被搜过身的工人多达10。4％。在一些韩资、台资企业，工人被辱骂、罚跪的不胜枚举。有个工人因被怀疑偷了东西，被保安拉到树林里用木棍毒打，打昏后，撒尿将他淋醒再打。有个工人因连续加班病倒，老板不许其请假，在证实工人的确身体已很虚弱后，被赶出宿舍，死于返乡的长途车中。当然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就是老板们不再傻到长期雇用同一批工人，而是会在他们工作几个月，那些病症还没有充分发作之前就赶走他们，换另外一批同样贫困而对自身生命缺乏保障意识的工人。中国有多少劳工是在有毒、有害甚至完全是亡命的状态下工作，有多少人死去，笔者始终找不到哪怕是不完全的统计。鉴于有统计显示，2000年全国工伤死亡人数为11。7万人，因此如果说每年有30万—50万中国工人因“工作”而丧生，应该并不过分。那些廉价的商品背后，是昂贵的生命代价。在此不得不提的，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和干部强调吸引外资以出政绩，或者以对内招商引资为能事，担心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外国资本、民间资本，与外商、民企老板交往过密到不恰当的程度，对劳工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对资方的恶劣行径姑息迁就。
和拥有资本、技术、资金者相比，除了拥有自己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能够出卖的就只有劳动力，甚至有时能够出卖的还包括尊严、健康和性命。他们在收入分配中，所能够得到的是最微薄的份额。因此，在我们下一次看到“中国制造”的价签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低廉的价格，很可能是以劳动者付出生命为代价补贴出来的血淋淋的价格。
也许是无意或者偶然，一位外国投资者一语道破了来华投资的秘密：“在中国，工人很老实，没有令我们不快和与我们作对的行为。”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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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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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克升
买车还差两万元。老婆说：“不如去找对门的老王看看他是做生意的，借两万元还不容易”
我硬着头皮来到了老王家里，嗫嚅着说明了来意。老王正翻着一份报纸，头也没抬，回答十分果断：“太不凑巧了，我刚从外地进了一批货，手里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估计现钱一时半会也周转不过来。”我一脸的沮丧，两手空空地从老王家里晃了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老婆还在睡梦中，老王就敲开了我家的门。他把一叠钱塞到了我手里，一脸诚恳：“朋友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这是我从别处想办法弄来的两万元钱，你拿去用吧！”我和老婆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天我们就把车买回来了。晚上，我去老王家里拜谢。老王正在接电话，我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一份报纸翻了起来。当翻到某一版时，发现有一段话被红笔重重地勾了出来：将钱借给别人是有技巧的，可以先拒绝他的请求，让他陷入极度绝望，忍受心理折磨，然后突然出现并满足他的需求，可以起到先抑后扬的效果，使他对你感激涕零。。。。。。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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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凭什么给富人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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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涌
二十年前，我住的地方有许多民房，老百姓临街开店，生意火得很。可后来有人觉得破旧的民房碍眼，就盖了一堵墙，把民房封在里面。墙外侧粉刷成红色，上面还加了琉璃瓦，颇为可观。但内侧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老百姓原来临街的门窗，对着一面劣质砖头，一点儿阳光也没有，可谓“未敢出门已碰头”。更糟的是，这一堵墙，把一条街的个体户生意都给封了。后来干脆连墙带民房一并拆掉。许多人家在那里住了半个世纪以上，说走就得走。
你可以说穷人应该希望富人都住上好房，这样缴税多，国家用来补贴穷人住房的资金也多。但是，穷人也不是要饭的命，只配等人家施舍。当年地坛一带的居民，个体户甚多，许多人仗着他们居住的风水宝地，不少赚钱。等几年人家也成了富人了。而现在，由于一些不合法的拆迁，把穷人都挤走，把人家致富的机会给砸了，腾出地方给富人盖房，然后再说穷人惟一的指望是等富人都住上好房、缴了税后，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救济。这是否有些太傲慢呢
老百姓恨的不是富人，他们恨的是掠夺致富。房地产开发商，很多人欠着这些被赶走的穷人的债。我并非反对市场竞争。相反，我主张在保障竞争者权利的前提下的充分市场竞争。用违法拆迁赶走老百姓，这是合理的市场竞争吗
再有，贫富分区虽然各国都有，而且永远无法根除，但发达国家大都把这种分区看成社会问题。任先生忽视了这一点。比如他讲到洛杉矶贫富区之判然可分，字里行间，透露出赞赏之意，仿佛这就是天理。他似乎忘记了，十几年前洛杉矶大骚乱时，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地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贫富分区。去年年底法国骚乱，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分区。在社会管理成熟的国家，很少有人天真到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救治，但也很少有人玩世不恭到认为全社会不值得努力缓解这样的问题。
任先生作为一个开发商应该明白，城市规划、住房建设，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这对一个社会而言，是莫大的威胁。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他们拒绝承担，社会就要强迫他们承担。比如我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义务在新建的住房中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更有专家讨论如何建设贫富混居的住房体系，在凝固的架构中创造社会流动的“动感”。
我的隔壁邻居，就是一位靠给人家看孩子度日的穷人，几乎很难支持自己的生活。但另一个邻居则是位富人，女儿几乎一天公立学校都没有上过，一路私立贵族学校上下来，今年哈佛毕业。有一次听《纽约时报》一位女黑人专栏作家讲，她刚搬进一栋公寓楼，第二天一位白人家庭主妇就来敲门，问她能否给他们家看孩子。这位作家的主旨是说，因为她是黑人，白人天然就认为她是个保姆，想不到她也属于纽约的上流社会。不过，她无意透露出来，这栋公寓《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住，大概保姆们也有住过的。否则，她也不会一搬进来就被盯上。
如果常常把大片老百姓的居住区拆迁，然后建豪华住宅和豪华办公楼、购物中心，不仅不限制贫富区的分化，而且人为助长这种分化，老百姓当然要愤怒。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住房建设连接而非分化不同的阶层。社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所建的20％的住房，必须以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而且地点就要在“富人区”内；当不得不拆迁时，必须就地给被拆迁户盖新房。如果这样的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照样有市场竞争。聪明的开发商会想出解决不同阶层人需要的办法。这样当然提高了开发商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最终会部分转移到富人头上，让他们买房贵一点而已。而如今赶走穷人盖富人区的作法，实际上是让穷人补贴富人。这不叫市场经济。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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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堡小镇上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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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蔚文
那只猫，那么蔓妙，那么憨肥，意态从容，我想它是只女猫。在瑞士铁力士山的英格堡小镇（Engelberg）上，小镇笼着薄薄的寒雾，木屋、草地、鲜花。。。。。。各种趣致的庭院摆设，女主人从二楼窗口探身打理那些姹紫嫣红的花儿，冲我微笑——她的人也像其中盛放的一朵。
有户院子，木门扉装饰得像格林童话，正举着相机左拍右拍，就见那只白猫悠闲地从马路对门的院子踱了出来，它兴许刚用过早餐，或许还有小片干酪，它的神态表明它对它的早餐以及生活的满意程度。
隔壁出来一家子，夫妻和两个漂亮孩子，他们正要去车库，高大的男主人微笑着先向猫走去，兴许，他想向它问声早安我的第一反应是那只猫当然要跳闪开，像我通常见到的那样，那些猫们，无论是小街巷院的杂种平民猫，还是朋友家中据说是贵族种的蓝眼睛波斯猫，它们无一例外见到人都如人见到鬼，弓背，一蹿老远，像缕风一样不见。它们总是习惯在暗处打量世界，在树丛，灶台下，或床底，在它们自以为安全的一切幽暗旮旯，目光警惕，随时准备像道闪电逃避它们感知的人带来的危险。
然而，这只白猫，它从容地立在那儿，接受男人亲热地抚摸，像仁爱的皇上允许子民吻他的鞋。是因为男人和它很熟吗阳光下，它闲适地穿过马路向这边走来，我走近，做好它逃窜的准备，小心翼翼地伸手，手触到它丰满的背脊，温顺皮毛，我抚摸它，它看来似乎很放松，享受，毫无抗拒之意。
一会，它又向几步外我的同伴走去，在她白裤子边趴伏下来，把她吓一跳，不敢相信自己对一只猫会有如此的亲和力！倘若它是只男猫，那就是吸引力。总之，这是她在自己的祖国无论如何不可能遇上的猫的礼遇。。在她记忆中的猫，同样紧张恐慌。背脊紧绷，如随时离弦的箭，它们总是为恐怖片中一桩吊诡事件即将发生前铺垫：静寂碜人的黑暗（伴着坏水龙的滴水声），一只猫的身影猝然闪过，它们碰翻花瓶或一盏瓷器，尔后骇人的事件悄然登场。
这只铁力士山脚小镇上的猫，它看来和夜晚毫无瓜葛，它那么兴之所致，毫无设防，像邀宠的婴孩要占尽人们抚爱。它对世界的认识仿佛从只有爱，良善，它理所当然地以为全世界都该是爱它的！爱它的憨肥，爱它的白色皮毛。
它的主人，邻居，那些路经的游客，它应当从未从他们那得到过粗暴，凌辱，甚至扬言要剥它的皮，吃它的肉的恐吓——且还不仅止于恐吓！我外婆曾养的一只肥肥的猫真被人捉去烹了，我一位朋友家养的猫也曾遭遇过此下场，有阵子，她闻见所有厨房窗口飘出的肉味都觉可疑，都觉得和那只叫“阿福”的可怜的猫有关。更不幸，不久后她去广东出差，一位热情的男客户竟执意要请她吃名菜“龙虎斗”（猫蛇烩）！
从德国去往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加油站，正赏景吃东西，一群叽喳麻雀飞来——在欧洲，鸽子不避人原不稀奇，可它们是麻雀啊！和猫一样，也是极警惕、机敏，随时提防着人的小东西，但加油站的这些麻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