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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侯之妻是吕禄之女，梁王之妃仍是诸吕之女。吕后许嫁吕氏幼女，并实行婚后分封，使吕、刘二氏势力迅速扩张。 崇尚早婚，历代相传。然而，这种违背生理和心理规律的早婚，其弊端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由于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体尚未发育健全，早婚使寿命缩短，不少人年轻夭折。以东汉皇帝为例，寿命从十岁到二十岁的有三个人，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有五人，寿命在四十岁以上的仅有两人。不少女子因过早生育而夭亡。同时，少男少女心理发育不成熟，难以担当父母重任，养育不好子女而导致婴幼儿早夭。历代也有过一些开明之士，给皇帝上书，认为世俗嫁娶过早，不知做父母之道，自然对子女教养知识甚少，儿童早夭，人口减少，因此主张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他们认为男子三十筋骨强健，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肉皮肤充盈，可为人母。但这并未能影响或改变崇尚早婚的习俗。 其次，早婚使身心发育未成熟的少男少女过早知道男女间的事，助长了淫风。在《汉书》本传中，记载有不少荒淫之事：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其生下一子，他又强夺弟妻为自己的妾，并且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乱淫。梁王立私通其姑园子。江都王建在其父易王薨后未葬之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淖姬，又与妹妹徽臣淫乱，他还命令宫女裸体卧地，与羝羊及狗性交，打算让人与禽兽交配生子。还有齐王终古，他让其所宠之奴与妾及侍婢奸淫，他在一旁观看取乐。 这些少男少女深居宫中，做出无数荒淫无耻之事。同样，由于早婚早夭，留下不少尚处青少年时期的鳏夫寡妇，由此生出许多私通淫乱之事。就是在民间，要一些十六七岁的女子守一辈子寡也是不容易的，尽管倡导贞女节妇，但终不能制止寡居少女的私情。 再次，这种早婚，实际上已使中国女性的生理年龄失调，导致心理早衰。中国古代对女子生理研究的结论是：“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充，太充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强，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内经·素向》）按此说，女子十四岁至二十一岁间为最佳婚龄，而三十岁已是“面始焦，发始堕”，四十二岁的女子已处于衰老阶段了。一个女子，十三四岁就出嫁，侍奉公婆和丈夫，恪守妇道，掩掩藏藏做媳妇，十四五岁即生子为母，那么，三十来岁就当了婆婆或岳母，四十多岁已是祖母或外祖母了，六十岁左右已是四世同堂的曾祖母辈了。也就是说，由于早婚，中国女性失去了青春期，从幼童少女即进入妇人阶段，虽二三十岁和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仍是风姿绰约，充满女性活力的时期，然而，种种礼教规范、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与操劳，以及四十来岁就列入了祖辈，都使女性心理过早衰老。长期以来，女性到了三四十岁，就从服饰打扮、礼仪交往以及兴趣愿望等方面过早进入“老年期”，自我封闭，适应所处身份，应有的青春活力和对美的追求都被视为异端。女性的性压抑以及心理负荷使中国女性的心理年龄大大缩短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早衰已根深蒂固，尤其是农家妇女，出嫁后，就把维护家庭安逸，侍奉丈夫公婆，抚育子女成人作为唯一的追求与希冀了。 此外，早婚还导致人口素质下降等弊病。当然，早婚的习俗不是孤立的，是与封建的婚姻关系紧紧相依的。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离婚（1）
离婚，在周朝叫做“绝婚”。根据古代的婚姻是缔结两姓之好这样一个观念，离婚即断绝两姓情分，因此称为“绝婚”。而这又是属于男方的特权，女方提出离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纵使夫妇感情不好，也只得容忍下去，叹息哭泣，别无反抗解脱之道。如《诗经》中有不少这样的诗句： “子子不淑，云如之何。” “不能我恤，反以我为仇。”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女子没有离婚权，只能自哀自叹，自怨自恨。当时，离婚的内容只是女的被赶出夫家，所以又称之为“出”，男子可以任意出妻。《谷梁传》说：“夫者妻之天也。”丈夫既是妻子的天，如果对自己的丈夫服从得不如意，伺候得不周到，使夫家看不顺眼，得罪了“天”，那么男方轻而易举地把妻子逐出家门。 古时，虽然结婚礼仪颇为繁复，但离婚却十分自由、简单。贵族家庭里发生离婚事，只需男家派一个使臣到女家去，对女方家长说：“我们主人不善处理家事，不能和你家小姐长处一起侍奉祖庙。”女家主人说：“不，不，这是我从前没有把女儿教好，现在我一定从命。”使臣把女子出嫁时的嫁妆退给女家，就算了结。普通人家则男方派人告诉女家，要她们领回女儿就行了。离婚，成为男子的特权。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休妻的“七出”之说。在《大戴礼记·本命》中的“七出”是这样的：（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多淫；（四）嫉妒心强；（五）有恶疾；（六）多嘴多舌；（七）盗窃。并为“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不顺父母”，即媳妇要依公婆的好恶而决定去留。《礼记·内则》中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就是说，尽管夫妻感情很好，但公婆看不顺眼，仍然要休弃。 著名乐府诗《焦仲卿妻》中，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就是因为婆婆看不顺眼，逼迫儿子休妻：“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一对恩爱夫妻，就这样活活被拆散。结果。刘兰芝誓不改嫁，投水而死，焦仲卿也自缢殉情。 宋朝诗人陆游，与妻子唐婉情深意笃，但是，唐氏受婆母虐待，并残忍地逼陆游休妻另娶。离异后，他们曾相逢于绍兴沈园。陆游眼望爱妻，欲语不得，怅然赋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凄楚泪和：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尝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类似夫妻恩爱，婆母看不顺眼而出妻的，历代都有。另外，也有公婆、丈夫均看不顺眼而被休弃回家的。 “无子”，按理说，未必就是女方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男子不育造成的，但是，千百年来，一直把无子看作是妇女的罪过。不管妻子何等贤惠，只要她不能为夫家延嗣香火，就可以休掉。唐代的慎氏，因婚后无子，被丈夫休弃，慨然登舟，作诗倾吐心中的怨愤： 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晌间。 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有的夫妇虽互相恩爱，但因为无子的原故，父母兄长要休，做丈夫的也无法挽留。商陵牧子的《别鹤操》中说：“将乘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据说牧子娶妻数年而无子，他的父兄将为他休妻改娶。他妻子知道后，半夜里倚窗哀哭，牧子听了，心中悲伤，抚琴作了这首痛夫妇别离的歌。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离婚（2）
有的女子自知“无子”应出，只有自悲自恨，虽留恋丈夫，也只得含怨抱屈被休出门，曹丕的《出妇赋》中说： 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常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悲谷风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 也有的女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主导下，为了不使夫家断香火，主动要求被丈夫休掉。据西晋皇甫谧的《列女传》记载，沛人公孙去病结婚后没有儿子，他妻子悔疚无比，主动要求丈夫照“七出”规定把自己休弃。但公孙去病不肯出妻，于是，他妻子又要求他多娶几房小老婆，以期有后。 不过，许多生了儿子的妇女，也同样会被休弃。《孔丛子》上记载，战国人尹文子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他左看右看总觉得面容不像自己，于是大发脾气，用棍子痛打妻儿一顿，把妻子休弃了事。 “嫉妒”，实际上，大多是指女子对丈夫纵欲的反抗。“妒”，是爱的极致，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在奴视女性的时代，“妒”是女性一种可怜的反抗，而且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视为恶德。不论丈夫纳妾、狎妓还是宿娼，做妻子的不应有异议，若“妒”，则可以休妻。南北朝宋明帝时，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宋明帝说：“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表示愿听从圣旨，当天傍晚，宋明帝赐药杀了彦远的妻子。又有记载，说有个叫刘休的，他的妻子反对他纳妾，宋明帝知道后，叫刘休的妾打刘休妻子二十大板，还叫刘休在后门开了个杂货店，命刘休妻子在店里卖扫帚之类的杂物，以此羞辱她。有的妇女因丈夫纳妾宿娼而心怀怨恨，言语稍有不慎，即被休弃，并被斥为恶妇。 “口多言”实质上也是对女子声辩是非曲直的剥夺。女子嫁到夫家，必须温顺贤淑，尽三从四德，没有发言的权利。宋朝有个叫李翠莲的女子，自小心直口快。嫁到张员外家后，因几次多言多语，惹得夫家大怒：“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哪见过这样的长舌妇人！”执意休弃。这样被休的女子，父母也是深以为辱的。张翠莲虽然挑描刺绣，大裁小剪，浆洗缝联，劈柴担水样样勤快，终因夫家休弃，娘家不容而含怨到“明音寺”出家为尼了。做媳妇的，不论叔侄姑姨如何无理、刁难，均不得申诉，否则，会因“多口舌”，“离亲乱家”而被赶出门去。 至于“七出”之一的“盗窃”，则主要是限制妇女“蓄私货、私蓄、私产”而言的。因为婚姻既是两姓之合，且又带有买卖性质，自然不容许妇女蓄有私货，以在遭弃时带走，或偷偷接济娘家。 不可否认，“妒”而生恶的妇女，说三道四、挑拨离间、惹事生非的妇女以及不孝公婆、苛刻丈夫的妇女也不是没有，但是，丈夫若要休妻，易如反掌，即使没有触犯“七出”之规，也会遭到休弃。如汉人韩婴著的《韩诗外传》中说：“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去。”孟子仅仅因为妻子在内室中的举止看不顺眼，就休弃了。又如孔子的弟子曾参，仅仅因为妻子有一次“蒸藜不熟”，即做饭有点夹生，就把妻子休弃了。此外，所谓的“不顺父母” （或“不事舅姑”）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全看公婆是否高兴。一些有名的孝子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可以休妻。南北朝时刘谳的妻子正氏在墙上钻孔挂鞋，墙上的土不慎落到刘谳母亲孔氏的床上，孔氏不悦，刘谳立即将妻子休出。《旧唐书》中记载：崔颢登进士有才而无行，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晋文公重耳在十九年流亡期间，几乎每到一国，就要娶妻妾，但一离去，就弃之不理了。而女方如果提出背夫离异，便是违背纲常、有悖妇道的事，根本不为社会所容忍。唐律规定，妻子背夫逃离，处徒刑二年；明、清律杖一百，交丈夫另外卖嫁。若擅自逃离改嫁，唐、宋律处徒刑二年，明、清律处绞监候。反之，丈夫弃妻而逃，妻子必须等上三年，不归，然后告官府，方得正式离婚。 历代有不少妇女仅仅因为年老色衰，便被丈夫休弃，如顾况的《弃妇词》：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本家零落尽，痛哭来时路！忆昔来嫁君，闻君甚周旋，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物情弃衰残，新宠方妍好。 女子数年相守，盼得丈夫归，却被休弃。白居易的《妇人苦》中叹息：“生人莫作女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历代也有少数妇女为反对不合理的“七出”而抗争的，如被载入《妒妇记》中的东晋时期谢安的妻子刘氏，她反对丈夫狎妓纳妾，夫家人以周公的诗斥责她性妒，刘氏说：“周公是男子的缘故，如果是周姥撰诗，就不会有这样的诗了。”又如东汉末年的黄允，年轻貌美，才华出众，司徒袁隗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黄允巴结袁氏高门大族，隐瞒已婚事实。但是，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十分贤淑，实在挑不出休出门的毛病，于是，黄允以实情相告，要妻子主动离去。夏侯氏知情后表示同意，但要求召集诸亲六眷告别。在亲属会齐后，黄允的妻子当众揭穿黄允十几件劣行，然后自己离开了黄家，至此，再也没有人赏识黄允了。 当然，真正男女公平地处理离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再婚（1）
在群婚时代，男女之间暮合晨离，无所谓嫁娶，无所谓离婚再婚。但随着个体婚的产生及嫁娶礼仪日益隆重后，再嫁再娶也就有了限制。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再娶，一夫多妻，被视为“礼”所当然，而女子再嫁却大有非议。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贞女不更二夫”，“从一而终”之说。《礼仪·丧服》中，把再嫁称为“再醮”，含有贬义。对于女子再嫁，历代波折时起，忽难忽易，并一直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丢人事，就连妇女本身对再嫁也觉得羞辱难当，认为自己不干不净，因此，“宁死不当再醮妇”。 在宋朝以前，对妇女改嫁虽有种种非议，但人们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礼，尚未形成严格的社会习俗。虽然，也有人倡导“贞女不适二夫”，认为女子改嫁是违反妇道的，朝廷表彰贞节，提倡妇女守寡。也有不少女子接受这种观念，节烈、守寡。如东汉女诗人徐淑，丈夫在外做官客死他乡，当时，徐淑年轻美貌，她的兄弟们要她改嫁，徐淑毁形明志，誓不再嫁。 南朝梁国卫敬瑜的妻子王氏，年仅十六岁，丈夫就死了。她的父母公婆都劝她改嫁，她执意不肯，并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上，以誓决心。 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不少妇女崇尚贞节，誓不改嫁，但从兄弟、父母和公婆劝她们改嫁上，也说明了当时妇女改嫁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上载有不少妇女改嫁的史实。 比如汉代，社会对贞节并不怎么看重，妇女有再嫁的自由。西汉朱买臣家贫，砍柴为生，但他刻苦读书。朱买臣的妻子嫌他贫寒，打算再嫁，朱买臣说：“我五十岁就能富贵，今年已经四十九，用不了多久了。”他妻子愤然说：“今天都快饿死了，还等到五十呢！”于是，离他而去。不久，朱买臣考试及第，做官上任途中，他看见前妻与她的新丈夫，就把他们带回府中，供给食宿。但朱买臣的前妻自觉无颜，自缢身死。这说明，妇女再嫁还是自由的。 东汉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最初嫁给卫仲道，卫死后，蔡文姬回到娘家，被匈奴掠去成为左贤王之妾，相处十二年，生两个儿子。后又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再嫁给董祀，夫妇恩爱相处。蔡文姬连嫁三次，也没有遭到非议，这也说明当时社会对改嫁的认可。此外，汉代的吕后、文帝、成帝、哀帝等均放出宫女，并允许她们再嫁。中下层人家妇女再嫁也较自由。 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女子改嫁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尤其是唐代，对女子的改嫁没有约束。唐太宗贞观二年下的诏文中，还有鼓励再婚的：“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服纪已除，自己不愿守志者，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节者除外，宜令有司，所在劝勉，令其婚媾，以解旷怨之情，免奔淫之辱。” 据《公主传》载，唐代公主中，再婚的有二十三人：高祖的四个女儿，太宗的六个女儿，中宗的两个女儿，睿宗的两个女儿，玄宗的八个女儿，肃宗的一个女儿。其中高宗、肃宗、睿宗和玄宗各有一个女儿嫁了三次。这是皇室女子再嫁。书香门第，文官武将等也是如此。如韩愈的女儿先嫁给李氏，后又嫁给樊宗懿；孤独郁娶相国权文公寡居的女儿为妻；杨贵妃本是寿王瑁的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