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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受宠不变，誓雪国耻。当得知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兴师伐吴时，她细心绘制了姑苏城四周地形及军事设施图，折成一朵花，机智地使人送回越国，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了大功。又如三国时期，司徒王允家的歌姬貂婵，美艳绝世，她为了帮助王允除掉祸国殃民的奸臣董卓，设计嫁到董家，巧妙地离间董卓和吕布，借吕布之手杀死了董卓。且不去考证西施、貂婵的史实曲直，至少，以美女联姻来达到报仇雪耻的政治目的的事例，历代为数不少。 也有为民族关系而嫁女和亲的联姻。魏文帝曹丕为了同鲜卑相亲，把女儿嫁给鲜卑宇文部大人邱不勤为妻，对稳定东北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北魏的孝文帝为了联合汉士族共同统治北中国，以巩固鲜卑贵族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下达了鲜卑人汉化的命令，并把与汉人通婚作为鲜卑人汉化的重要措施。规定皇家子弟必须娶汉人士族之女为正配，已成亲的皇家子弟也得重娶汉士族之女为正配，降元配为侧室。孝文帝自己也娶汉族士人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入宫，还命令自己的弟弟元禧聘陇西李辅之女；元干聘代郡穆明乐之女；元羽聘荥阳郑平城之女……成为鲜卑人与汉士族通婚的范例。 历史上流传着不少为民族关系而嫁女和亲的动人故事。 西汉初年，匈奴贵族经常率领骑兵骚扰汉朝北部边郡，抢掳人口和牲畜。汉武帝为了加强与西域乌孙国的关系，以联合夹攻匈奴，决定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公主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美丽多才，虽也明白结交乌孙国于民族有利，但也因自己乃一年轻弱女子，千里迢迢远嫁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习俗迥异，心中不免忧虑。汉武帝亲自召见她，鼓励她以国事为重，并准备了丰盛的嫁妆，派了属官、宫女陪同远赴乌孙。细君公主嫁往乌孙，促进了汉与乌孙两族间的友好，发展了两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只是，细君公主思念故国亲人，曾作诗寄予情怀：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此外，“昭君出塞”的故事也历代流传，家喻户晓。王昭君是西汉约公元前五十年至公元元年之间在世的人，十七岁初选入宫。王昭君不仅美丽异常，仪容楚楚动人，而且聪颖伶俐，吟诗抚琴，样样出色。因不愿巴结奉承人，而被冷落宫中。当时，北部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上书汉朝求婚，为达到安抚和亲的目的，汉元帝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王昭君闻讯，她不甘于长久冷落宫中，就主动要求远嫁匈奴。她怀抱瑟琶，路漫漫，雪飘飘，踏上通往匈奴的边塞之路。呼韩邪单于得到昭君这样的绝世美女，对汉室感恩戴德，他收敛抢掠，不断贡物于汉王朝。至此，昭君出塞广为流传，成千古佳话。 唐朝文成公主进吐蕃更是著名的汉藏和亲佳话。文成公主原是唐太宗宗室养女，美丽多才。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应允吐蕃松赞干布的求婚，他特派礼部尚书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入藏，并鼓励文成公主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文成公主的嫁妆中，除了珠宝、器物、绫罗、饰品外，还带去大量文史典籍以及开发西藏所需的天文地理和生产技术书籍，如《艺林三百六十法宝鉴》、《工艺六十法》等等，随同前去的还有许多工匠。唐太宗又特别赠送了金佛像，朝廷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文武百官济济一堂。文成公主带着侍女、乐工、工匠百余人，辞别故土，取道青海，前往西藏。文成公主进藏，使整个西藏为此沸腾，松赞干布亲自率领大队侍从，从拉萨赶往青海迎接，并专门修筑了华丽的宫殿，举行隆重的婚礼。从此，汉藏两族增进友好往来，并使西藏的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入藏汉族工匠传播了冶金、农具制造、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等技术，并改变了那里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松赞干布崇尚唐朝政治、经济，他模仿唐制，不断派人到长安学习先进成果，汉藏和亲促进了两民族的友好往来和繁荣。 政治婚中，还有为巩固团结、安定内部而联姻的。 隋末农民军将领王世充把妹妹嫁给单雄信；元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郭子兴嫁养女给朱元璋；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高迎祥嫁女给部下闯将李自成；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嫁妹妹给西王萧朝贵，将侄女嫁英王陈玉成等等。 其他，有为仕途晋级而嫁女联姻的，有为奉承权贵而嫁女联姻的……总之，政治联姻的形式随目的的不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清代，为屯兵戍边而产生的官配政治婚。 清代乾隆年间，清军收复天山南北之后，为了巩固边防，遣送一大批罪犯到新疆屯田，其中有农民起义被俘的义军兵士、有文字狱下越轨犯忌的文人墨客、厌战逃跑未遂的兵丁……乾隆末年，新疆有遣犯数十万之众，而且清一色是男人的世界。没有女子，就后继无人，而且，数十万男子屯边，如无家室，极易暴动；逃亡。清朝官府就遣送女子到新疆繁衍人口，其中有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妻女、灾区逃难的女子以及犯罪女子等，由官媒决定，将这些落难女子配给安分守己的遣犯，官媒乘机勒索聘金。在那个男子多于女子数十倍的地方，能用重金聘得一女子，实是万幸。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遣犯陆续入籍为民，享有平民一样的待遇，至此，官配的夫妇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政治联姻，实质上是无视个人情感和意愿，突出政治目的的异化了的婚姻。从某种角度说，婚姻已被赋予了更深更广的买卖性质。无论是对巩固统治、发展民族关系有利还是无利的政治联姻，婚姻都已不是建立在男女情爱、血缘关系上了，而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因此，中国的女性在这里只是充当了一个砝码或一件礼品的价值，如充当贡品的“献美女”，充当礼品的“赐美女”等等，充当政治手段中砝码作用的“嫁女联姻”等。当然，正由于这种婚姻形式已完全渗透入政治，也随着政治上的起伏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历史上多次形成了“后妃与政”与“外戚专权”等事端。延至现代，则因这种与政治荣衰连结一体的政治婚，造成任人唯亲、投鼠忌器，而有碍于政治廉明。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自由婚
自由婚，应是真正建立在男女之间自由交往、互相爱慕基础上的婚姻，然而，因为对于婚姻问题，中国传统认为家族利益比个人情感重要，延嗣后代比恋爱重要，“大婚，万世之嗣也”，因此，纯粹的自由婚颇为艰难。 《诗经》中有不少诗篇反映男女间的恋爱。《召南·野有死麇》中：“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说姿容丰美的男子将死麇包在白茅里，作为礼物来诱惑怀春的女子。《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是描写男女在僻远处幽会。《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描写了男女相悦，订期会面的情景。《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是描写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互相爱慕的情景。而《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则反映了男女互相求婚以及女子在婚恋上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情形。 在汉《乐府》中，也有不少表现女子自由恋情的民歌，如：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道逢游冶郎，恨不早相识。 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愿得无人处，回身与郎抱。 在秦汉以前，尚未具备严格礼制时，男女间的交往和恋爱还是较自由的，且尚无一整套束缚女子的宗法礼教，贞操观念也并不很受重视。自由婚不论在皇族还是民间，或多或少存在着。如《左传》中所记载的，被后代史家斥为“春秋淫乱”的一些史实： 卫宣为其子娶于齐而自娶之。 鲁庄公从孟任私奔。 鲁哀姜与夫弟庆父通。 声伯之母不聘，无媒。 鲁泉邱人女奔孟僖子。 陨阳封人女奔楚平王。 楚平王为其子娶于齐而自娶之。 这些都是礼教初成时期的自由婚恋情形。此外，如齐襄王法章和他的王后自由恋爱婚配的故事，也颇能反映礼教初成时期的婚恋： 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国联合秦、赵、魏等举兵伐齐，齐王逃往莒城，为人所杀。齐王之子法章为避乱隐姓埋名，在莒城太史敫家当雇工种菜。太史敫的女儿同情法章的遭遇，又爱慕他的人品相貌，时常帮助法章，在接触中，两人互相爱慕，并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后来，齐国大臣抗燕平乱，法章做了齐国国王后，就立自己避乱时的恋人为王后，齐襄王与王后的自由婚触犯了礼教，诸多人反对，连太史敫也认为女儿不是明媒正娶的，有辱家风而不认女儿女婿，但齐襄王始终与王后互敬互爱，终于得到齐国人及后代人的赞美。 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由婚在婚姻形式中所占的比例就微乎其微了，虽男女互相爱慕，恋爱至深，也只能深锁心田，或双双殉情，或私奔犯律。流传较广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颇有代表性。 卓文君是西汉时期四川临邛一个富豪的女儿，聪敏美貌。婚后不久，丈夫病逝，她十七岁就守寡了。在一次酒宴中，当时的才子司马相如爱慕文君美貌，即席抚琴唱出一首《凤求凰》，卓文君深解其意，同时，也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便双双私奔，逃到司马相如的家乡成都。但两人家徒四壁，身无分文，典卖尽了衣物也难以温饱。于是，他们回到临邛，借些银两，在城郊要道处开了个小酒楼。身为豪门千金的卓文君为了爱情当垆卖酒，她的父母闻之，气得终日闭门不出。后来，司马相如以文才得到汉武帝赏识，封官加爵。卓文君父母悔而认亲。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私奔向来被视为女性败坏门庭的奇耻大辱，但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的事却历代相传，足见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婚的向往，特别是青年男女。 中国的女性真正获得婚姻自由，是近半个世纪开始的。而在当代，自由婚已经以法律形式得到保护和社会的公认。但是，真正自由婚的比例还不是很高，并且，有些人从包办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恋爱至上，男女一见倾心，自由“乱爱”，今天同居，明天分手，闪电式恋爱结婚，又闪电式离婚，不慎重对待婚姻与家庭。有的把婚姻仅仅看作两人间的性爱，置伦理道德于不顾，把结婚视为可有可无的形式，而热衷于追求第三者，或任意找情人，把恋爱与家庭对立起来。 当然，真正的自由婚使女性从形形式式不合理的婚姻形式中得以解放，是一种在尊重人格、尊重人的情感基础上的合情合理和平等的婚姻形式。
第二部分：女性的婚姻早婚
汉以前，中国男女结婚的年龄就很早，女子许嫁往往在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少年时代。 《礼记·曲礼篇》注里有：“女子十五许嫁则十五着笄，未许嫁者则二十着笄。” 《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男子二十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礼记·内则篇》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的说法。说明女子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出嫁的年龄，如有特殊缘故，那么延至二十三岁。 《周礼·媒氏》注里有“男子二十至三十皆应娶妇，女子十五至二十皆应嫁人”的说法。 《墨子·节用篇》说：“古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无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 此外，《韩非子》等论说中都有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之说。 汉代的妇女也是早婚的。《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罗敷“二十尚不足，十九颇有余”，已是一位官吏的妻子了。《焦仲卿妻》中，兰芝“十七为君妇”。女史学家班昭十五岁出嫁，汉代女子大多是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 事实上，若把民间女子出嫁年龄计算于内，那么，中国的早婚历代相袭，并且大多是在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出嫁成婚的，包括历史上有名的妇女也是如此。比如三国时期曹丕的妻子、女诗人甄氏，十六岁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为妻，十八岁被曹丕纳为夫人。汉朝的卓文君十五岁出嫁，十七岁就守寡了。唐朝的杨贵妃十七岁入宫为妃。武则天十四岁就选召入宫。唐长孙皇后十三岁初召为李世民的嫔。北魏冯太后十四岁为贵人，十五岁立为皇后。十六国时期前秦首创回文诗的女诗人苏蕙，十六岁嫁给符坚的部下窦滔为妻。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十八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清朝的庄妃十七岁入宫……此后自清末民初起，早婚已成习俗，即使当代，某些落后地区还信奉“早生儿子早得福”，女孩十五六岁就受聘出嫁了。早婚，成为目前违法婚姻个案中比例最大的一种。据中国大陆一九八七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二十岁以前的已婚人口有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人，占全部已婚人口的0．064个百分点。在十五至十九岁的年龄段人口中，有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八人有配偶，四十七人丧偶，三百零三人离婚，甚至在十五岁的少年中，也有结了婚的。一九八二年中国大陆有四百四十二万四千余早婚青年，其中女性是男性的1。5倍。一九八七年全国则有六百多万人早婚，最小的妻子八岁，最小的妈妈才十三岁！ 探究时兴早婚的缘由，主要有这么几种： 第一，为人口增殖，强盛国力。 如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他卧薪尝胆，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为使人口增殖，对男子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者，要处罚其父母。秦汉之际，七八年中，战火连绵，人民流离失所，饿死与葬身沟壑者不可胜计。汉朝建立后，人口稀少，田亩荒芜。只有增加人力才能尽地力，因而政府强制女子早婚，把女子当生育机器来使用。汉惠帝有令：“女年十五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算。”当时的“五算”，相当于谷价十石以上，这不用说贫苦人家，就是对中等之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然大家也绝不会为使女儿迟嫁几年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北朝，魏文帝下诏令：“男女娶嫁失时者以礼令之。”周武帝在北周建德三年有诏云：“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魏晋南北朝时，晋武帝九年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总之，历代统治者倡导早婚，为人口增殖以强盛国力，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帝妃、贵族阶层以身作则，示范早婚，形成身份越尊贵，定婚年龄越低的时尚。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周文王十五岁时生了武王，而武王还有兄长伯邑考，这样算来，周文王十三岁就结婚了。 《左传·襄公九年》中有“国君十五生子”的说法。特别是汉朝，为鼓励早婚，宫中帝妃婚龄更小。昭帝八岁即位，上官皇后才六岁。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在北朝，魏文帝以前的诸王到十五岁就被赐于妻子，离开皇帝另外居住。魏文帝后，皇族成婚年龄更低。太子晃十三岁就生了文成帝，文成帝十五岁时生了献文帝，献文帝十三岁时生了孝文帝，文帝的幽皇后十四岁、昭皇后十三岁，宣武帝的顺皇后十四岁就送进宫中。（《南史》、《北史》、《后妃传》）北齐的王族高俨被王降罪时，年龄十四岁，而他的妾中怀孕者已有四人。高俨的兄长齐后主也是十四岁生子恒。他执政时曾发出“将女年在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出嫁者全部集中在省，隐匿者，将其家长处以死刑”的命令。这种皇族早婚习俗一直沿袭至清代。 由于皇室帝妃示范，士族官僚及豪门贵族乃至平民百姓，普遍时尚早婚，并以此为荣耀。女子十三岁至十七岁被认为最佳出嫁年龄，女子年过十八而未聘娶者，已经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剩货”、嫁不出去之嫌了。 第三，为了壮大亲族，延嗣后代。 早婚，与中国婚姻重视家族的承继有关。“大婚，万世之嗣也”，“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福”等已成为封建社会公认的哲理。因此，早婚带来的儿孙满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也成了人人仰慕的殊荣了。此外，政治联姻的存在也促使一些统治者以早婚为手段，迅速壮大自己的亲族。如汉朝的吕后，她嫉妒心强，猜疑心重，只信得过和她是一个血统的人。诸吕之女，常常是在幼童时就许嫁奉为正宗的汉王族刘氏。如赵王友之妃是吕产之女，少帝之后及朱虚侯之妻是吕禄之女，梁王之妃仍是诸吕之女。吕后许嫁吕氏幼女，并实行婚后分封，使吕、刘二氏势力迅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