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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妇人》一文，介绍美国妇女的社交、婚姻、家庭、就业等情况，胡适称赞美国妇女“自立”的思想，并希望中国女子“把这种自主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能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周作人翻译了日本妇女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提出贞操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如若夫妻之间没有爱情，而强迫女子对丈夫保持贞节，这是虚伪的，对于女子便是“极大的苦闷”。 贞操观念，是封建宗法制下，为保持继承人血缘的纯洁以及与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紧密相联的万世不变的成规，妇女已被逼到了“从一而终”的绝径上，这是压制妇女最严酷的规范之一。要使女子成为独立的人，成为能公开社交与就业谋生，乃至参政，能否破除封建贞操观是一个关键。《贞操论》发表后不久，胡适写了《贞操问题》一文，他指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是男女双方相互的一种态度。中国的男子要女子守贞节，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这是不平等的。他认为“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此外，鲁迅先生作了《我之节烈观》，他指责用“节烈”这一畸形道德来欺骗愚弄妇女，他分析了“节烈”观念给妇女造成精神上的惨苦和生活上的苦痛。他指出：“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己，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妇女也在为寻求自身解放之路著书立说，奔走呼号。有的女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感受与理解，致力于妇女问题的探求。如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曾在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专注地探究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她呼吁妇女的“人的恢复”，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她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从妇女的主观意识上剖析造成女子依附地位的原因。她认为有的妇女懒散惯了，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安于过寄生享乐生活；有的妇女存在封建观念，认定“男治外女治内”为真理，甘愿做—个无个性的贤妻良母；还有就是许多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家，竭力反对妇女投身社会，制造出许多压制妇女的奇谈怪论来。因此，其结果只能是：“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只好躲在男人背后，受尽他们的支配，任他们去宰割，爱之当宝贝，弃之若敝屣，便造成畸形的病态社会了。二，失掉了社会地位。人类对社会负有义务，当然也享有权利。而女子们对于社会似乎不负责任。她们把自己锁在家里，使男子得有垄断社会事业的机会。第三，埋没了个性。人类只有个性的差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所以，女人们虽有喜欢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喜欢做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医生种种事业。而既往的妇女，为了回到家里去，埋没了个性，牛马般地做着不愿意做的工作。这不但是妇女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还是人类的损失呢。”庐隐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代表了已觉醒女性的心声。 总之，对于妇女解放道路问题，五四时期从反对封建礼教、婚姻自由、社交公开、职业平等、家庭关系、贞操与娼妓等诸方面展开探索与论争，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打破封建封闭式社会格局，中国数千年沉沉女界开始觉醒，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争取男女社交公开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有别，国之大节也”。因为封建式婚姻把男女两性的结合看作是宗族延嗣之本，为求其纯种正宗，极重视性行为，使男女两性隔离甚远。“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表面上似乎已物化了，但其影响仍深留于中国人的心中，由此，男女社交是不允许的，被视为伤风败俗的行为。 辛亥革命时期，女学堂的开办和女学生成立慈善会，上街义卖，接济灾民等活动，曾被封建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以年轻女子，横行街市，成何体统”。他们认为女子到社会上活动，男女公开社交，会使国民道德败坏。对男女之大防，防范甚严，尚有伤风化之事发生；一旦公开社交，会造成社会混乱。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假道学者，对色情感觉很强。他们对于女子，只视为男性的玩物，他们所注意的也只是女性第一性的特征或第二性的特征——乳房，当时的南北官宪干涉女子服装，其用意也只在于防止女子裸露肌肤。如有的军警维持风化禁令中有“短袖临风，高裙映日，肌肤隐露，肘腕横陈”等词。《顺天时报》有一篇题为《游园客饱览曲线美》，副题为《卖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谑浪；无情警土焚琴煮鹤太冬烘》的文章，叙述了因为穿短袖衣而被捕的女子，其中指责道：“且见该少妇赤露双肩胸背迄至膝上，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纱衣服，胸乳毕现，并无穿裤，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过膝长腰袜，成为半裸体之形状。”可见，社会上所以反对男女社交公开，反对女子上街，参与社会活动，其根源仍在于视女子为男子藏之于秘室的玩物。一方面，对女子严加防范，紧紧禁锢于深宅大院；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色情。 男女社交不公开，妇女解放就无从谈起。五四时期对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十分热烈，并实施成立男女共同主持的社会团体，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家庭，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尤其在男女教育平等，大学开放女禁，中学男女同校等方面，都破除了数千年的陈规戒律，首创新风。 在争取大学开放女禁方面，最先站出呼喊的是西北甘肃循化籍女学生邓春兰，她渴求入学深造。一九一九年四月，她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大胆要求北大增设女生席位，表示自己愿为女界开一个先例。不久，她决定自费赴京求学，她与五名考入北京女高师的兰州女学生为伴，乘牛皮筏离兰州顺黄河而下，到宁夏中卫易船，绕道包头乘坐火车，历经艰辛，行程一万余里来到北京。邓春兰在报上发表一封《告全国女子中小学生毕业生书》，提出征求同志，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此后，要求大学开女禁的声浪日益高涨。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陶孟和文学院教授胡适都积极支持开放女禁，实行男女社交公开。蔡元培公开表示：“改良男女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 一九二○年寒假后，邓春兰、王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奚贞、查晓园等九名女学生分别进入北大哲学系、国文系和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 随着大学开放女禁渐成风气，中小学男女同校也开始促成，至一九二二年，已有近十所中学实行男女同校。男女之间的戒备开始松懈，男女社交逐渐公开和合法化，这在禁束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是颇为不易的。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就业与经济独立
五四以前，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女工，但社会其他职业向妇女开放的都极有限，从事较多的是小学教员和保育员，再就是医务工作。女医生主要从事妇科及小儿科专业，也有少数祖传女中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仍只是在家里做主妇，抚养孩子与操持家务，包括许多女校毕业生，因为就业范围限制，只能出嫁成家，生儿育女。 女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对于妇女如何能获得经济独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种种设想，还把西方妇女理论家对妇女参加社会职业的观点介绍到中国。许多知识妇女尝试从商、经营。一九二○年，广州有几位女师毕业生自动发起，集资在广州较繁华的惠爱马路上创办女子竞业商店，经营杂货，但由于资本不充裕，又缺乏经营经验，不到一年便在竞争中倒闭了。但这毕竟是女子自谋职业的最早的尝试。一九二一年春，广三铁路用考试的方法录取了高小水平以上的四十名女子，首开录用女职员的先例。不久，上海等地银行和商店也相继向妇女敞开大门。上海银行女子部的职员严顺贞和欧谭惠然又发起成立了女子商业银行，她们集资五十万元，开设练习生班，招收初中毕业的女青年学习银行业务。总之，除女工和教员外，银行、商店、照像馆、电话局等都陆续招收女职员。正如陈友琴于一九二四年发表于《妇女杂志》十卷一号上的《最近十年内的妇女界》一文中所述：“十年前，除了教师及医生，只有少数人从事卑微的不熟练的劳动，现在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向女子开放了，如银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会社的职员等……就是大学的教授里，以及官署中的官吏等，也颇有以女子充任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 然而，由于中国家庭的组合形式还是封建旧式家庭，男持外、女持内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能力尚落后于西方，家庭并未普及自来水、煤气、电灯、电炉等设施，妇女还要承担洗烧煮扫、养育幼儿、侍奉老人等家务事，因此，不少职业妇女最终还是回到家庭。比如女教员，一周担任二十几个小时的课，回家还要带孩子、烧饭、洗衣、打扫庭院，晚上批改作业本和备课，稍有空暇，还要打毛衣，做小孩衣裤鞋袜。 即使雇有女仆，许多事还是要亲自做的。如果怀了孕，生儿育女，哺乳操持，那么，就业的意志锐减。一般妇女婚后就不再就业了。这样，妇女自立意识不强，大多数妇女仍把理想建立在嫁一个好丈夫上。 但是，妇女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谋取社会职业，这是妇女解放的必经途径，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关键。五四以后，妇女走出家庭，谋职求生，取得经济独立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4．妇女参政 自辛亥革命以后女子参政低落，但是，由于女子能入学接受高等教育，女界中也逐步产生不少人才，她们对女子参政，伸张女权一直没有停止过。 女子参政对社会、对女性自身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她们认为有八个方面： （一）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思想上的影响：选举制度有一种政治教育作用，女子得选举权后，对于种种政治问题应比从前留意，于是，她们的眼界可以扩大，知识可以增加，判断力可以较前敏捷。 （二）女子参政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反对女权的人以为女子参政后，家庭生活必大受影响，不知女子如不以政客自任，则执行选权，事亦至简，不必妨及家庭职务。又有人疑夫妻如政见冲突，易生离异；不知男女若都有政治思想，结婚时彼此思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妇关系转而随之巩固。 （三）妇女参政对于女子生活的影响：参政后，女子职业的范围较前扩大，如司法行政各种官吏，女子都可充任，女子求生校前容易。同工同酬的原则也可能实现。 （四）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权利人格的保障：参政后，可使结婚的女子财产权与男子平等；父母可以不吝惜女子上学；孕母与寡妇可得特别辅助。 （五）女子参政对于儿童保护的贡献：女权派认为儿童教育、儿童卫生、贫儿救济、儿童道德种种问题，须待女子参政始能完满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女子切身问题，而女子的性情能力最能帮助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六）女子参政对于男子恶德的纠正：男子种种恶德，其影响不仅及于本身，并且间接害及妻子，要求参政的女子对于禁妓、禁酒、禁赌、禁烟等事，都要竭力主张。 （七）女子参政对于政治道德的贡献：女权派以为女子道德较男子纯粹，倘令女子加入政治，尚可刷清政治上恶习，增进一般人的政治道德。 （八）女子参政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一般关心人类前途，关怀人道的人，在女子身上寄极大的希望，他们以为爱和平的心理，女子远胜男子，如令女子参政，人类战争或可消灭。（引自王世杰《女子参政之研究》，北大出版部） 五四期间，以女学生为主干的女子参政热潮复又掀起，除了在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下直接参与爱国政治活动外，还筹建女子参政组织，由北京中国大学、法政专科学校以及女高师等部分女大学生组织了“参政协进会”。她们在宣言上表明目的：（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二）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三）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 继尔，上海也建立了“妇女参政会”。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又成立“女权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江苏教育会召开，与会者四百多人，推举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她提出“国家、社会、家庭方面，女子俱有与男子同等参与必要”的主张。当时，许多知识妇女为妇女的解放或奔走演讲，或著书立说，积极寻求中国女性的出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宋庆龄女士陪孙中山先生访问日本时，曾在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以流利的英语向一千多名女学生作过呼吁妇女解放的演说，她说：“一个民族的发展莫过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当今世界之大国，无不承认这个真理。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能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国家的共同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跟你们并肩作战，推倒古代反对我们妇女，反对我们参与政治事务的歧视的围墙……让我们表达这样一个希望，即日本和中国的妇女要努力创造一个不受制于兽性而受导于理性的人类世界。” 据统计，自五四运动到—九二三年，各地建立的主要女权组织有：广东女界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全浙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一年）、湖南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一年）、北平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北平女权运动同盟会（一九二二年）、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江西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四川省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三年）、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一九二三年）等大约有二十几个较有影响的倡导女权和女子参政的组织。在此势态下，妇女正式出任政界要职的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这在中国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是一次创举，也是中国女性恢复独立人格的开始。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花界的觉醒
废娼运动作为现代妇女解放的一个内容，在五四时期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不仅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倡导、呼吁废娼，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反对妇女卖淫和男子嫖娼的呼声此起彼伏。有的杂志开辟专栏，讨论妇女解放和废娼问题。一九一八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论娼妓性病传染情形，主张禁闭妓院的论文，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许多报刊杂志也纷纷载文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与危害。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和封建制度，但是，清末施行的公娼制度被保留下来了。据鲍祖宝的《娼妓问题》等资料统计，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平约有娼妓一万一千人，其中公娼约四千人，私娼约七千人。一九二○年以前，上海共有公娼达六万余人。一九一九年，北平娼妓与居住总人口的比例达1∶81；而与女性人口比，达1∶21。也就是说，每二十一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上海和北平的公娼人数密度居世界之首。这是令人吃惊与痛心的现实！ 一九一九年四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娟问题》一文，他认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他阐述了废娼的五大理由，并提出废娼办法：“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她们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她们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这些还只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的办法是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非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一九二○年八月，李无三在《妇女杂志》上发表《废娼运动意见》一文，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