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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但一旦陷入爱河当中，条件什么都没有了、都不考虑了，这个阶段是必须要走的。
傅：这也可能是中国父母特别容易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傅：他们希望孩子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恨铁不成钢……您教育这个孩子，我就感触特别深，比如说逼着她学琴、上英语班之类，她非常反感，九岁的时候还离家出走一次。如果让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亲，审视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还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吗？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4）
叶：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事情上不会那么逼她，她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时没有这种觉悟呀。你一定得好好念书，一定得考上大学，都是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误导吧。我的孩子念英语，因为我不会英语，我让他念，站在阳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围不是博士生导师就是教授，谁都能听见，所以她就天天给我念英语——结果英语考试得两分。我跟她爸说：你还是英语系主任呐，你丢人不丢人？他大大咧咧说：还能考两分？我一去问，是没答。怎么会不答呢？每天我逼着她念英语，后来一问，是孩子把书丢了，念的都是前两年的书，骗我。就是她不愿意学，硬逼着她学，产生了那么一种逆反心理。如果在重新教育的话，因势利导吧，就不会那么严厉了。但当时，一顿臭揍是免不了的。
傅：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过的，女一中。到了您女儿这一辈，早就男女混校了。
叶：是。
傅：社会上很普遍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父母们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早恋问题。您怎么看待女儿的早恋问题？
叶：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初中、高中现在好像没有哪一个班没有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采取的政策是内紧外松，表面上对顾大玉早恋的问题不太在乎，甚至于我还开玩笑地跟她说：顾大玉，你看门口卖豆腐脑的，我每天去喝豆腐脑，卖豆腐脑的那小伙子长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他也认识我了，给我多搁点葱花、调料、香油，还挺会来事的，干脆咱就选他当女婿，你嫁给他得了，再去吃豆腐脑连钱都不用交了。我女儿也说：那你看看他去，给我提提。过几天我又跟她说：顾大玉这卖豆腐脑的不行了，卖豆腐脑的媳妇来了，抱着孩子在那儿帮着收钱呐。她就说：那你看看那个卖油条的行不行……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可我的心头揪着呢，哪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母亲不担心？我很注意。我们住在三楼顶层，下班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楼梯上用粉笔写的暗号，在这儿写个B，画个圈，明天又画个什么字又画个圈，我就想这肯定是顾大玉给小男生留的暗号。然后我就问顾大玉：顾大玉，你给小男生留的暗号是什么意思？她说：不是我留的。我说：你说谎话，从一楼到三楼有学问的就你一个，小孩还有个上托儿所的，托儿所的那个孩子不会在三楼写B、写什么的，不是你是谁？她说就不是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拿块抹布把所有的暗号都擦了。后来只要她一上学，我就在后边跟着，只要发现那个暗号就都给擦了，我就想我要断绝你们的联络！有一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个小伙子，他说：楼上这些粉笔字的记号都是你擦的？我说是啊是我擦的啊，谁写的？他说我写的。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广告的，我每天送到三楼得做记号，人家检查我，我确实送到了，你给我擦了算怎么回事啊？……就是说，那样的一种警觉，作为母亲是随时随地的，但是这样也是防不胜防。
傅：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种谨慎过于敏感了，作为母亲来说？
叶：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甚至于比我还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亲还是女孩的母亲，比如说翻抽屉，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翻过孩子的抽屉，悄悄地翻。但是孩子们还是知道。我女儿就在抽屉里给我留了一张字条：不许你乱翻我的抽屉。后来就不翻了。但是那种担忧还是存在。不担忧反而不正常了。
傅：听说您在陕西插队的时候，也有好心人为您热情介绍“根正苗红”的对象，有这回事吗？
叶：当时我正受苦受难，带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农场劳动。忽然有一天拖拉机手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西安市的一个翻砂工，他说翻砂工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你嫁给他，你的问题就可以清了，就不会老“提”你了。当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条出路，我就非常积极，希望这个事情能成。当时那个女同志给我介绍说，翻砂工在西安市每月的工资是四十几块，大概比别人多六块钱，因为他的工种特殊，你将来嫁过去以后马上就能当家，当家的权力都交给你。那个工人只有一个母亲，她瘫痪了，需要一个儿媳妇，这个儿媳妇需要善良、脾气好、还懂点医、能管家务。我心想这不是找保姆呢吗——但是就这样我还非常的愿意，希望能通过婚姻来改变我的情况。当时那个拖拉机手回去以后就把情况给对方说了，我还死等，不断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当时拖拉机手说：哎呀，这个大事嘛人家全家也得商量商量……其实是一种推脱之词，我还一头热呢，就是这样，人家还看不上我，觉得政治条件太差了。
傅：人有时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记忆就越是弥足珍贵，特别是1968年您离开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您今天回想起来，给您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
叶：那是非常凄惨的，我当时决定到陕西去，我母亲脸上长了很多疮，当时她是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拿着十块钱领我妈去看病，医生把我留在房间里，说你知道你妈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说她得的是亚奇性播散性红斑狼疮，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当时读初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就是这样，我也没有理由留下来。走的那天我就去跟我母亲告别，当时老太太躺在床上，脸朝着墙，我说：妈我要走了。我母亲一声没吭，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又说，妈我要走了。这个时候我妹妹就把我给拉出来了。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上了火车，当时车上的人都有亲人来送，我是什么也没有，身上只有几块钱。我妹妹说你中午饭怎么办啊？我说：没事就不吃了。她就下去拿出两毛钱（那时候火车站买烧饼是不要粮票的）买了一个烧饼，想从车窗给我递上来，就在她买烧饼的时候，火车开了。她回头一看火车已经走了，就举着烧饼在站台上追这个火车。我就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举着那个烧饼。那个景象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就这么离开了北京，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从1968年到现在，后来我每当到火车站的时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极不愿意坐火车、到火车站去，因为一到那儿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情景。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弄到农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无辜，当时是觉得蹂躏太大了。等有了一把年纪了，到了今天，我才觉得这的确是一笔财富，没有这个坎坷，成为一个作家是不可能的。我记得从维熙说过一句话：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以后，才会把文学给你。确实是这样。
傅：我也记得从维熙先生说过一句话：对一个作家来说，苦难是一所大学。
叶：是的。
傅：您说过，写作写到一定的档次和境界需要人格的磨练，人熟了作品就熟了。
叶：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包括对人的宽容，我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熟的，必须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会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社会，对待自然。
傅：一别北京三十多年，有了这么丰富的坎坷的人生的经历，您觉得自己的人成熟了吗？自己的作品成熟了吗？
叶：哎呀，人成熟不成熟，我想，从作品来看吧。现在的我不会再计较什么了。
傅：我记得您特别欣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一句话：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您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您觉得您达到了吗？或者在这上还需要做什么努力？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5）
叶：那是一种目标吧，但很可惜的是，我又是一个很浅薄的人，我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我在菜市场买菜，在家操持家务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个作家。我90岁的老公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作家，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每周一歌》。老先生非常喜欢那个主持人，他说：那个主持人好，人家这么小小的年纪还是个编辑呢，多好啊。当时我在旁边我就想：我也是个编辑啊——但是在老人的眼里我是个儿媳妇。所以人应该有他的角色感，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角色，这个要把握的住，分寸的拿捏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准，往往在分寸掌握不好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不熟。
傅：是位置的一种错位？
叶：对。在面对电脑的时候，我是一个作家，面对亲人的时候，我是个母亲、妻子、儿媳妇。
傅：家里面挂着您先生送您的四个字：难得清醒。他是怎样一种初衷想起给您写这样四个字？
叶：他说我糊涂——一个是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再一个就是写的文章太浅薄，甚至有的时候错白字、病句还得他来帮我改。他是搞语言的，他就说你这个作家是怎么当的？就你这样还能写出小说来？你这样糊里糊涂还想让别人清醒？当然，我的确也不是一个多有生活能力的人。
傅：我记得看过您的一篇小文，您送您的先生一个绰号叫“大学问”，您说您在家里什么活都干，修保险丝，修自行车，修录像机——您对您的先生说：你什么都不会干，就会“修理”我。他说：女人的完美是男人创造的。不知您当时有没有想回应他一句：男人的成功是女人娇惯的？
叶：我确实是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女性在对待男性的这方面有过多的宽容和支持，我先生是天津人，跟冯巩长得有点像。我写过一个小说，叫《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写的是结婚证的事情。我爱人在广岛，二十年的夫妻，政府给一个奖励，他就打电话来说找找咱们的结婚证，给我寄来我去领一笔奖。我说：好。然后就找结婚证，发现找不到了。我很着急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没关系，你去公证处公正一下，证明咱俩二十年没离婚就行了。我就去了。可是公证处的人说：你说你没离婚，还让单位开了介绍信，但这不具备法律效应，你在哪开的结婚证你到哪补去。于是我就去了西安的北关派出所，可是那个小伙子说：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我说：1976年。他说：1976年我还没生呢。我说，不能以你出生的时间为界限呐，你生以前出生的就不算了？他说：现在结婚不归办事处管了，有专门登记结婚的地方，你去那吧，况且七十年代结婚的早就不知道去哪了。我一想这回麻烦了，我跟我爱人什么关系这回说不清楚了，我不为二十年而奋斗了，我就为我和爱人的名分去奋斗了。我跑到公证处问：我怎么能证明我和丈夫是夫妻？他说这也很容易，你们重新办一个结婚证不就行了。我说行：咱们不要二十年了，重新办一个结婚证。我就跑到单位开结婚介绍信，现在的结婚介绍信和以前的不一样，我要添几个表，有一栏就是初婚/再婚。我们那个办事员问我：你是初婚还是再婚？我说肯定是再婚，要是初婚的话，我的孩子上大学了就是私生子。他说对，再婚你去登记的时候，要交离婚证，要办离婚证又得要结婚证。我进入了一个怪圈儿，到现在也没有办出来。
傅：现在没有名分了？
叶：对，一点名分也没有了。我觉得很恼火，就写了这样一个小说，后来改编成一部电影《谁说我不在乎》。
傅：当初您是以太太的身份跟先生到日本去留学的？《茶馆》的第一稿也是在日本改的，那段在日本改剧本以及和您先生相处的时光给您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叶：我纯粹是个家庭妇女。我到日本，一下飞机，我丈夫见到我第一句话肯定是：今天晚上我做饭，烹大虾、米饭。每年我去他都说这句话。他的烹大虾也确实好，但一年就只此一次，从刷碗开始就又是我的事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做饭，他说，什么简单咱们吃什么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炸酱面。我说好，炸酱面简单。可你不知道在日本做炸酱面——首先我要买肉和酱炸，这还好办；最难的是面条，因为在国内，面条都做好了，不会为面发愁，在国外才知道没有切面，买的艰难，就像我们身上哪个“零件”有毛病了，我们才知道它的珍贵，在日本要擀面，还没有擀面杖，就用注射器的芯擀。好不容易面做出来了，我丈夫还说我要吃蒜，中国蒜……所以每天他的吃，说起来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麻烦。他动不动还爱请客，一说：我们教研室教中文的老师们都请到咱家来吃饺子，加上我一共九个人。那些日本人一个人就吃30多个饺子，吃完了还要带回家去给家里人尝尝。每回一吃饺子我从早上就开始忙，他们在屋里连吃带笑，我就在厨房一锅一锅地煮，我就是个炊事员的身份。所以我在日本至多待一个月，我毕竟还是个作家，我还有自己的工作，不能专职作“太太”。有的时候我真羡慕别人的丈夫能洗衣能做饭。
傅：那您有没有抱怨过，为什么总是女人做所有的家务，服侍男人？
叶：当然也抱怨，我一边擀饺子皮一边说：我再也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但下回还是又来了。
傅：您先生每次一顿烹大虾就揭开了您在日本的……
叶：漫长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想我要是没有工作，我也会心甘情愿地干这些事情的，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性。可能到了我女儿这一代，她们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
傅：因为您的姓氏，经常有人把您叫做“格格”作家，您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她们老爱评论什么叶广芩小说的贵族倾向。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点误解。我在陕西就是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反而我邀请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作家来，他们给我提的问题是：那儿的厕所怎么样，住的条件好不好？——我说，谁是贵族？
傅：从《环珠格格》开始，社会上闹起一股“格格热”，您对这种“格格热”怎么看？
叶：热就让它热去吧，反正它有凉的时候。
傅：您离开北平那么多年了，但是仍然有着浓重的北平情结。这种情结也成全了您的家族小说的写作，您觉得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叶：一个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习惯。应该说，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9年，还没有我在陕西呆的时间长，但是从我的语言到我的饮食习惯到我看待问题的方式还离不开北京。自己青少年生活的那个地方永远成为一种创作中的积淀，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在一个破落的满族家庭里，这个家庭对我的教育又是非常的严格。并不像有些人想的八旗子弟一个个都是不学无术，提笼架鸟；相反，满族人对子女要求的严格程度和礼貌的周全，是很讲究的。这样的语言环境就使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要写北京，而且更得心应手，比写陕西更顺畅一些。更何况我在生活上在经历上和京师作家的差异不一样，是一种别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像我刚才跟你说得那样，在离开家的那一段，没有离开北京的作家，是没有离开北京的感受的。你离开了，你觉得它更珍贵，你没了的东西，你觉得它更美好，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就和京师的京味作家们有了区别，那是一种悲凉。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6）
傅：可是现在您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是写动物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陕西，到了周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