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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可以。
傅：感动不了别人，感动自己。
周：歌唱家唱才能感动别人。
傅：我觉得您的散文好的多是写自然的，像《猛禽》、《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等，至少给作为读者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但似乎您在写人上稍逊一筹，就是说您与自然的生命对话，是您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的特长。我觉得是不是您对人性的琢磨比同自然的契合沟通，在把握上欠一定的功力火后？
周：当然，但差一些不等于没有。我承认差一些，因为我这个人不大琢磨人。
傅：是不是人比自然难琢磨？
周：难琢磨，复杂。因为我比较简单，可以说为人处事比较喜欢简简单单，有什么事咱们直来直去的。
傅：您善于和动物打交道，不善于和万物灵长的人打交道。
周：万物灵长的人太聪明了，像我这样的人，脑子比较直，懒得琢磨人，也不太琢磨别人。这还体现出诗性和文性的一个差别，所以有的人是诗人，有的人是小说家，这里有非常大的差别。不但他们的文体，还在于他们的取向。
傅：我觉得您写起自然来灵性实足，而一写起人来好像就拙钝了许多。
周：诗人吧，关照内心，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琢磨自然和动物多。而小说家琢磨社会多，琢磨别人多。当然，他同时也琢磨他自己。因为没有自己的深度也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深度。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的本质区别，有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一种差别。
傅：现在散文界有个说法叫“南余北周”，南方余秋雨，北方周涛，您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周：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友好，他的影响肯定比我大得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出版了以后，我拜读了，一直到今天，不管别人说好说坏，我是不改初衷。我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散文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比如过去有很多学者，学问并不次于余秋雨，像徐志摩、朱自清那批人，都是留洋的，很有学问的。但他们写的散文还是作家散文，不是学者散文。他们并没有把散文和学者的某种长处结合起来。
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余秋雨开拓了百年来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周：他是第一人。他的文章写得很长，还很耐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是普及文化的一个学者。有些学者知识多，但没有他这么好的文才，才情。有作家有他这个才情，却没有他这么多的知识。他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
傅：我自己对您和余先生的散文区别，有一个小的概括，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玩笑话说就是我的“三性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多的透露出知性、智性和理性，而您的散文透露出的更多是感性、悟性和灵性。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出了哪怕一点您和余先生在散文写作和为人性情上的一点区别？
周：余秋雨他处的那个城市上海，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他做事情的时候也不像我在新疆，相对而言，有点古典色彩的地方。两个人地域和生活背境的不同，也造成两个人的区别。你这样概括我是同意的，也不知道秋雨是不是同意。怎么说呢，“南余北周”，我是有点愧不敢当。
傅：“南余”的书卖得非常好，除了书本身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外，读者好像更喜欢读余秋雨。相对来讲，“北周”在书的销售上远远赶不上余秋雨，在这点上我都有点替您吃醋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余先生是学者，给人感觉有谦谦君子的风度。而您有好多人误解您，觉得您好像很张扬，很狂放，整个一魏晋狂士，先让媒体记者畏惧三分，躲得远。如果用“炒做”这个词来说，就是媒体对余先生的“炒做”要远远大于您。您怎么看待真正好作品的好销、“炒做”及其内在的力量这三者的关系？
周：其实我也是谦谦君子。
傅：我的意思没有说您就不谦谦了。
周：我这个人吧，跟你说，光明，我的本质是非常善良的。
傅：这我知道。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3）
周：我可能没有好多人有知识，没有好多人聪明，但我决不比谁不善良。张扬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在战略上比较愚蠢，而这种张扬的作风，在某种意义上，毫不设防，直抒胸臆，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自己就说了。说了也不管它造成什么效果，说完就完了，对吧。明天自己都忘了。
傅：我也因您的张扬，开始时也先惧您三分。结果跟您一接触，一读您的散文，读出了侠骨下的柔情万种，大概也就是您说的骨子里的善良。
周：对。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和文化的差别在里面，差别就差别在我始终在批判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些腐朽的东西，我是仇恨这个。
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张扬个性的做法本身是不接受的。
周：排斥的。可西方人不这样，西方人一说就是，我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我是英国第一诗人。其实他第一百都不是。谁给他定的，他就这么认可。
傅：可当周涛说他是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
周：非常反感。好像触犯了别人。其实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自说自话，我自言自语，我自己给自己打气。这里面的文化差别来自于哪里呢？我周涛作为一汉族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西域文化。西域的文化当中缺少这种假谦虚，而这种假谦虚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中都还在相当的盛行。贬自已，骂自己。我先躺着，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最后赢得了人家的尊重。这正常吗？
傅：消解崇高。
周：我想活着应该是站着，是本色的。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北京文化当中就有这个，越是纯粹的北京文化当中越有这个。为什么说老舍伟大，老舍恰恰在这个文化当中，真正贴近了人民。它不是奴性文化，是灵性的，人性的。他能在这里找到人性文化，太不简单了。西安文化里就有那个奴性文化，流氓式的文化，变脸的，今天是奴才，一转眼就变成主子。这种文化是中国传统地方文化的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怪胎，我们至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还在崇仰那种东西。
傅：也就是皇权文化。
周：我不喜欢这个，无论走到那我都敢说，我永远不做那样的人。
傅：看来您对那种“辫子戏”、“清宫戏”一定非常反感。
周：反感。
傅：那里总是主子、奴才，喳喳喳。
周：我对演那种什么皇帝、皇城戏有那么大的兴趣，不能理解。一个被异族统治了三百年的民族，怎么可以如此热爱人家。光明，我还得说两句，那种文化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是能欺负的人往死里欺负，该巴结的人往死里巴结。
傅：这是二主子心态。
周：啊！鲁迅骂的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流氓的东西，比土匪还坏。我跟你说，生抢硬杀的土匪有时候动了人性，还挺善良的，匪亦有道嘛。但这种东西，已经把人性磨得干干净净了，纯粹剩下一个奴才了。而这种东西，我们在电视上大规模地播演。
傅：鲁迅批判的就是这种媚骨奴性十足的民族劣根性，但今天这种东西还现在很多场合在泛滥、延续。
周：现在演的电视里面，我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最好的一部片子，我很感动。真实、亲切，没有深刻的体验，决写不出那样的对话来，那样的人物来。石光荣是活活的一个形象，非常感人，老少大家都爱看。写这样的题材让青年人爱看可不容易呀。
傅：连我三岁的女儿都喜欢看。
周：这样的片子，从题材上从人物上从精神状况上，都体现了我们这个军队身上最可贵的东西，甚至现在这种东西我们已经快丢了嘛，不多了。
傅：您最早是以诗歌写作步入文坛，写了很多年的诗，到了不惑之年，诗集《神山》获奖了。在您获奖之前，写了那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出现过创作中的困惑，甚至恐惧感，就是您肯定不会为获奖来写作。但获奖无疑是对写作很好的认可。在您获得这种正式的认可之前，您对自己有没有一种创作上的持续不断的自信，中间有没有出现过那么瞬间的不自信？
周：可以这样讲，我对文坛上的现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经常发生困惑的。但我从来没有对自身的才能产生怀疑。只要我有一天怀疑我没有才华了，我立马不写作了。反正我越是早期，这种对自身的认可越是不坚定。肯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但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义的故事，就是1975年《将军，你不能那样做》还没有发表的时候，叶文夫到了新疆，到了我那儿，当时在我家吃了一顿便饭。他在当时，那才叫狂，从北京来，又是现役军人，才华横溢，已经在中国诗坛上大名鼎鼎。我是一个在边疆小城什么都没有写过的诗人。
傅：小边塞诗人。
周：那还谈不上。然后他又朗诵了诗。我听了非常感动，而且可以说，我当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可想象我能跟他比呀。但到吃完饭，最后他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句话，这表明了我当时内心有一种自己都不明白的力量。从现实意义上说我对他五体投地、望尘莫及，永生都不能超过他。不知怎么搞的，从内心窜出来那个声音，我说老叶，你确实厉害，了不起。但是我希望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就在新疆喀什这个小屋里，有一个人，就是我，肯定要超过你。他当时听了以后，非常自然的反应，你怎么可能超过我呀。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是说我能超过他，但当时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它不是理智造成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它告诉你一定要超过他。
傅：是否能超过他是另一码事。
周：但精神上没有被打垮，没有完全折服。完了以后我感到很惊讶，我哪儿来的这个力量，其实客观上讲我完全服了。
傅：那个时候您已经开始写诗了。
周：也写了。
傅：写多长时间了。
周：就在小报上发表一下，一般写的小歪诗。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4）
傅：反过来看，获奖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促进？按理说您性情上比较狂狷，并不在乎获奖，但是获奖对您进一步创作是不是有一个促进和推动。
周：它有了这样一个刺激，画了一个句号。我非获这个全国奖不可，不获全国奖我不能干别的。 傅：如果您到40岁的时候还没有获奖，您还会继续写。
周：我还得写诗，
傅：直到获奖。
周：对，我必须把这个句号画圆。
傅：您心里还是把获奖作为对自己诗歌艺术成就的一个认可，终结，然后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理由：我可以干别的。有一些评论家、有一些学者说，您从诗到散文的转向是周涛江郎才尽了。
周：那肯定不是，哪那么容易尽，他们不理解我。
傅：那您的这种转向，您觉得是您生命流向当中一个自觉、自动的转向呢，还是有一种什么外力推动您突然把诗笔放下了。
周：和那获奖没有本质关系。我20多岁时就说过，我40岁以后不写诗了。这很多人可以证明。我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计划，我为什么这么说，也是不可知的一种力量让我收笔的。
傅：您20岁时就给自己定下一个谶语，到40岁的时候不写诗了。
周：对，我说过。
傅：可要是您没获奖。
周：那我还得写。
傅：那那个谶语就不灵了。
周：不获奖那我完不了。起码说，只有获了全国奖，你才好意思说，我是全国性的诗人。否则人家老把你闹成是地域性的。
傅：比如边塞诗人。
周：地域性我是不接受的。虽然地域性本来不是对文学的一种限制。
傅：就是说，您还是看中这个获奖对您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的认可，也是说自己对自己作为诗人的自我价值的认可。
周：但我不认为中国诗坛对我的诗有真正的理解。
傅：您主要指哪些方面？
周：直到今天我不认为他们了解了我的诗，真正理解了我的诗，而且我不承认他们对我的诗的那种低估。我去年在你们文学馆演讲过一次，后来《文学报》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周涛在现代文学馆出语惊人，说自己的诗比散文好。我说了这个话，有人说我撒娇。
傅：这一点不惊人，您说的是事实。
周：我说的是事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诗比散文好。我后来又编了一本《英雄泪》，回过来再看我的诗的时候，我没想到它这么好，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啊。现在还有的评论家说我这个缺乏情感，我的作品里冷冰冰的，没有情感、没有激情。我都不知道这些评论家，是外星人呢，还是哪国的人呀。我不知道。
傅：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周涛很娇情，读着读着自己的诗就说，我没想到我的诗这么好。我觉得这是您对自己诗歌的一种……
周：我一点也不矫情。他敢拿来他的诗跟我比吗？他能超过我的诗吗？他能超过就算我娇情。读懂了没有？他们好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你的几篇东西。凭那么一二篇的印象就给你下结论，你要是做学问就得认真呢！现在这个文坛上有好些人，有一种不好的作风，就是胡说八道。你得有理有力啊，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必须和客观实际有所关系吧。你不能明明是东你偏要说西，那就不是东西呀。说的话得沾点边是不是。
傅：我再跟您拉过来谈散文啊，就是在散文写作上，像我小学老师就教给我形散神不散，这似乎是中国历代对散文审美的一个判断吧。似乎写散文形可以散，好像只要神聚即可。那个时候我是接受这个的，但慢慢的我对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就不敢苟同了。那么您呢，我记得您引用毛泽东一句词叫：“万类霜天竟自由”，其实我倒更愿意用这个“竟自由”来界定这个散文的“形散”，真正好的散文是不能形散的。您自己在写作当中，或者是看待散文时，对这个形散神不散在审美的价值判断上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周：我当时有一篇访谈里说到这个事，我觉得是当时啊，是求得文体解放的一种借口。
傅：就是从骈体文解放。原来是讲四六对丈。
周：对！人讲普通话，随便写了，不就散了。然后就说，我是形散神不散，它其实是找一个借口。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从这个四六句对丈的因文害义中解放出来。
傅：但到了现代尤其是当代，把这个借口扩大了，学散文的似乎形散是可以被原谅的、被接受的。就是写散文是可以形散的。我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真正好的散文是不是形也不该散？而是形神相聚。
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口号，一个提法，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它特定的历史意义上。但使它成为一种规范，永远套在人物的身上，是不可取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现在不是讲与时俱进。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越自由越好。先说小说吧，可以说，小说每一次的进步都是更自由，造成一个巨大的震动，嘿，还可以这么写啊。
傅：您的散文有的也是被很多读者看到的时候说，散文可以这么写。
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做了个好事。是不是？我更注重的是小说，在小说家里面，最优秀的小说家就是最自由表达的，找到了他的表达方式。
傅：但同时它又不是不讲文体。 周：当然。比如莫言的小说，当时它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没有想到它像诗一样，灵魂的暴发嘛，是不是？像喷泉一样出现的那种语言状态，更自由表达的一种心态，多好，没有说写着写着回归到章回体上去了。
傅：我对您早年诗中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从您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不管是在做人上，还是作文上，您有没有把它当成，是座右铭也好，或生活指向标也好，你有没有以“拒绝平庸”来立意要追求创作上的精神崇高？
周：跟你说老实话，我估计呀，最后说不定我得到的就是平庸。虽然我拒绝它，虽然我最不想要它，兴许到老了以后，回头一看，恰好得到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