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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跟你说老实话，我估计呀，最后说不定我得到的就是平庸。虽然我拒绝它，虽然我最不想要它，兴许到老了以后，回头一看，恰好得到的就是它。这是不可回避的东西。到了我这个年龄啊，不管人家原来说我多狂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呀，我真正感觉到了时间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淘汰起来毫不留情，谁也别妄存侥幸心理。全世界不说了，中国的历史也不说了，光现代文学史，就不知道淘汰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些人哪一个当年都比我强。
傅：时效性很强的，很快就过眼云烟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5）
周：当时的影响那要比十个周涛的影响大。
傅：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周涛一点不狂。
周：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一想，拒绝平庸，最后没准儿在老年就得到一个大平庸。
傅：但是在写作上又一定要有这种拒绝平庸的精神取向，至少是起点要高吧。
周：尽可能争取吧。 傅：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在送我书的扉页上给我提过那一句话：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我小的时候读书是迷信天才的，而且我是相信有天才的。读您的散文我，觉得您对写作人的天赋才能也是很看重的。我们有个习惯的说法，就是一个人付出的努力与他最后是否取得成功不能很好挂钩的话，我们说是命运的捉弄。那么您觉得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和他自身的天赋才华，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每一个作家个体才华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不是应该被看重？评论界好像不愿意承认这个，有人觉得作家只要努力写作，笔耕不辍，就可以成功。 周：我对萧乾前辈很尊重。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努力了，哪一个不努力啊！但最后为什么我们不如人家呢，就是那点天赋不如他，差之毫里就能差之千里。
傅：比如说您的一些散文，《巩乃斯的马》也好，《猛禽》也好，《山河判断》里的许多散文也好，只能是周涛的，不是那些刻意的模仿者通过勤奋的写作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周：咱不好说自己呀，我也不敢说我是天才，比我强的人多着呢。但我看到有一些作品，一些作家呀，真比咱们强。我也要思考别人呀，差什么呀？实际上上就差这一点。 傅：不能不承认确实有这点差别。
周：当然，天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侯宝林老先生去世之前，我在电视上看他的一个讲话，我想不光是说相声的，也不光是写文章的，各行各业，谁比谁差在哪儿呢，就差在那点天赋上。
傅：过去有个习惯的说法叫勤能补拙，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周：不行，脑子不行，补不了拙。我告诉你，真正的天才全勤奋，什么催的，根本不是理智。所有的天才都是这样，玩命似的往终点上跑呀，拉都拉不住。兴趣，使命，天然的使命，自己不知道。高更当着好好的职员，他凭什么画画去呀。他是天才，他非得画，你不让他画画他死。那才叫真天才呢！天才是很少的，咱们不能随便见谁稍微写得好一点，把他称成天才，著名也不要乱封。如果大家都著名了，著名的就没了。有些词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可是现在有一种滥用词汇的现象，反正不花钱。我白送你光明一个伟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用花钱，要是让他花钱他不干。语言这种滥用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傅：读您的散文还有一点觉得非常明显，就是您特别喜欢强调血统之美。您对自己有一个说法，叫“西北胡儿周老涛”，似乎对胡儿的血脉情有独钟。您自己在写作当中，或者是受西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肌理血脉当中有胡儿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您愿意把胡儿的这种历史文化和您自己生命里的那点东西结合起来？至少我从您的散文当中，品味出了一点胡儿的情感韵致。 周：我们家三代以上我也闹不清谁了，我们山西那个地方，历史上是边塞之地，是一个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我始终想闹清楚自己的根，自己的来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像咱们普通人，没有什么祖谱之类，也不值得留。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山西人，对自己一生当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一些不可知的东西在左右你。我觉得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经过几个民族交汇而成的这样一个汉人，虽然我的父母是汉人，但我觉得很早以前肯定会有一个胡人，一个游牧人，一个杀手，一个血统中有野蛮之美的祖先。这就注入了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傅：您的散文的一些题目，比如说《游牧长城》，您用了“游牧”两个字。另外，比如说您把自己的文学写作形容成是“放牧着五千个汉字”。这个可能同胡儿内在的历史文化有一种潜在的相通。
周：我从小就爱骑马，偷马骑；喜欢摔跤，无师自通。大概摔了一百多跤的话，输过没三五跤。没人教你的东西你能会，你也喜欢，愿意干；还有投掷，我当时扔那750个手榴弹，扔53米。这都是来源于一种血统的东西，祖先肯定是干这个的。
傅：如果说周涛为人有特别的地方，散文有独树一帜的地方，可以说是来源于他的基因里有胡人的血统。
周：以后科学可以把这个搞清楚了，可以研究得很透。实际上我们始终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决定着，不可知的力量不是由理智决定的。就是你体内那些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多年代，一代代传递下来的那种基因、那种力量，那种要求，包括你对某个生物的感动，它是这样传递下来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基因差不了多少，99％都是一样的，它就差这么一点点，但就这一点点就造成了个体的差别。
傅：那您觉得汉人、汉文化、汉文明是否具有一些血统性？
周：当然有啊！在某种意义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高度融合性和这种母性语体文化，它接纳了多少东西进来啊。它收容了多少部落，多少民族，形成今天这样的大民族，它是非常伟大的！它不伟大的话，怎么能越来越大呢。
傅：有容乃大。
周：它肯定在道德上，在某种意义的文明上，有很了不起的东西。否则它早四分五裂了。
傅：从咱们的考古发现上来看，中国的华夏古老文明，好像是从西北发源的。黄河文明的缘起似乎是在兰州附近。这点好像您在《游牧长城》里面都提到了。最后我跟您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今年《山西文学》第四期上有位大概是青年评论家，写了篇文章题为《周涛的末路》，文风略带调侃，大概意思是说您的文学感觉要比余秋雨好一些，玩了一把新边塞诗，然后就抵挡不住年轻一代的试验、先锋啊，然后被迫转向，去写散文，仓皇败下阵来。当时能够跻身当代几代散文家之列，而这几年来，灵性已经卖光，是在做一种疯狂的挣扎。从《山 河判断》里边可以看出来。您对这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是具有指摘性的评论怎么看？对他所说的是否认可？
周：年轻人童言无忌嘛，不必在意。他讲的话当然没有任何东西，是吧！这种讲法带有某种别的意思，我也知道。就是这些人，在一两年前，还在给我寄贺卡，写歌功颂德之言，寄书，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批评指正。一转眼，就跟自己原来做过的事不一样啦！180度啦！是不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不是都这样，有个别的人，我觉得有点穷凶极恶。你种一分地长一分粮食，靠胡说不行。那明明是东，你偏说是西，那就不是东西嘛。我的回答就是：不是东西，不需要理睬。我作为一个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我，只要他说的稍微沾一点边我都会接受。
（采访时间：2002年8月28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1）
傅光明
傅：余先生，您好。我在访周涛先生时，是从请他谈对自己人和文的定位开始。我今天依然想先问您这样两个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散文家，您对自己以及许多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觉得哪一个更准确，也就是您怎么样看待自己？
余：一个人有很多社会角色，其实很多定位就是说，你在社会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体现的身份确实是多元的。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个不对。比如说教师，我确实是教师。你说我是写散文的，也确实是。都对。而且，随着时间的不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角色最重要。比如前不久，我的一些博士生要毕业，要给他们做论文答辩的各种各样准备。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我每天所想、所做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要做的事情。
傅：一个纯学者。
余：而且是教授。有时候学者也不一定教书。而我是一个认认真真教书的，我还招生，今年也招了一些学生。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教师。有的时候，比如当我前些年在编《世界艺术大词典》的时候，那你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学者，因为这书绝对不是销畅书，是大词典嘛。
傅：您定位的这个角色也在不断的变化。
余：一个人不应该定在一个角色上。特别是现代，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如果你还精力富裕的话，应该尝试着了解社会各个迅疾的变化。这时候你的身份不是要去采访的作家，你应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样对社会的了解会比较广阔。
傅：就像您有的时候是教授，有的时候是学者，有的时候是旅行者，行者无疆的文人知识分子，有的时候还是电视青少年歌手大赛的评委。
余：对，都可以。每个身份都是正确的，不能说这个身份就压倒什么，在你不断做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这个身份是这样，不要叫错了。比如我在和凤凰卫视及其他一些传媒出去旅行的时候，身份非常明确，此时此刻就是电视人，千万不要摆出学者的派头来。你也同样一定要跟大家扛摄像机，同样要忙忙碌碌的。当天晚上我们可能住的地方找不到，你要和整个电视人的队伍一模一样，这个身份一定要确认。
傅：一旦加入了一个团队之后，就是团队的一分子。
余：对，而且你面对镜头的时候肯定是毫无准备的，因为今天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毫无准备的。马上要对镜头讲话，不能说像学者一样，我要准备几天，要看资料。这就不是个电视人了。身份一定要习惯这种转变。作为旅行者的时候，就要习惯于风餐露宿，要习惯于面对危难。这都需要有，你要对每天遇到的事情非常好奇。你的行李里面可能一本书也没有，因为你拿不动。我们去“千禧之旅”的时候，一个车里能够放多少书？放不了什么书。而且，中文书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英文书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所以这个时候你学者的身份是脱离了。这时你主要是旅行者，一个道道地地的旅行者。
我在作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我是道道地地的行政干部。这个时候如果我整天想着，下午想写一篇散文，这个就做不好了。你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是学校的建筑问题，是老师的工资问题，下岗的人怎么补助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要认真做好。所以我觉得，身份多都可以。但是你每时每刻你要确定一个身份，而且把这个身份做道地了。
傅：当转变成另外一个身份之后，就要恰如其份地适合那个身份。
余：非常道地。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是这个身份，但你想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这样的话哪个身份也做不好，人家对你也会有一点感觉酸溜溜的。明明在和大家一起旅行，却老觉得自己是学者，没完没了，这烦不烦。明明人家开办公会议，你说我本生就是个教授。根本不能这么说，这不对。你今天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干部，就要是一个干部。身份要干脆。
傅：您的散文《文化苦旅》出版之后，可以说令一时洛阳纸贵，也给中国的散文界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评论界也有人说是为中国散文开拓了一种散文写作的新的境界。很多评论家也送您一个称谓——学者散文家。现在给散文加了很多的冠冕，有许多的提法，比如说学者散文、思想散文、大男人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等，不一而足。我想听听您怎样定位自己的散文。
余：在我们叫做文体学的领域里边，有不同的等级，有的人等级越高他划分得越简单，比如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级越低，他的划分越细致。我讲的等级越低，不是说说这个话的人文化等级底。在分类学上的等级，越细密它越小。我相信有的评论家为了自己论述的方便，他会营造和创造很多新的名词，来划分自己文体学上的等级。但是作为一个创造者，不要在乎。如果在乎的话，你会死在这个等级上，死在这个划分上。学者散文，我如果相信我是学者散文，我突然要写一篇回忆我祖母的文章，我就有点缩手缩脚了，因为这篇文章里边一点学问也没有。只是一个老奶奶。我因为毫无障碍，所以我也会随手写一篇有关我祖母的散文。
傅：如果自己有一个定性的话，反而容易把自己给限定死了。
余：限定死了。中国的散文界也不要做这种名词的游戏，就是谁是什么散文，谁是什么，这个也可能把你所评论的对象限死了，说傅光明就是写学者散文的。感觉他不像了，不像了就进行批评，你为什么后退了？其实你觉得很委屈。因为学者散文就是你们定的，我没讲过我一定是学者散文。我是个人，我什么都可以，回忆我小学的同学可以吧，回忆我的乡亲邻居可以吧，都可以。这里边没有任何学者痕迹，所以我对我的散文不做定位，甚至于夸大到这个程度，我在好几篇文章里讲，说我的文章不像散文也不要紧，你不叫我散文家也可以。我只是说我是写文章的人。我的有些文章如果按照散文的标准来看，好像太长了，比如我研究科举制度的文章，有近五万字。哪有这么长的散文，一篇散文五万字，好像有点学术论文了。但作论文来说，又不对，因为它有好多好多感性的概念。这样的话，只能说是一种文体交杂的文体，文体交杂的文章。文体交杂的文章怎么来划分不重要，就像我始终在讲，我在北京旅游的时候，我不在乎我现在脚是在海淀区还是在朝阳区，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是今天天气好，我在逛北京，到了哪个区不太重要。有的人就非常在乎，你到底今天上午到了哪三个区？我说我忘记了，我不太清楚。
傅：评论家有时就爱只揪住作家的某一点。
余：对，或者说，为什么他今天主要到了西边，他可能对东边的北京有偏见。不能这么划分。这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角度。散文也是这样，或者说散文不合适的话，文章也是这样，都可以。所以我一直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古人的散文观念。这你知道，古人的散文观念实在是很宽泛，他写的策论，就是上书给朝廷的一些奏折，很有文彩，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散文；他写给妻子的信，也可以当作散文；他的好多便条，也可以当作散文。这都可以当作散文，范围极其宽泛，即使有些是讲哲理的，他也当作散文。我们都算在散文的范畴里边，非韵文就变成散文了，就是不压韵就变成散文了，这个很宽泛。我们现在的散文研究家们，也可以在讲述的时候，谈论自己研究的对象应该怎么样。我也研究理论，我对他们也有劝告，干吗非要把给作家分类当作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2）
傅：不要把分类学的概念引进到对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类的散文家的界定上。
余：界定完了，等后来他离开了这个界定以后，你还生气。其实他本来就没有自己限定过，。我想讲的就是，文学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我们往往缺少思维的自由，至少要给我们文体上的自由。思维的自由当然不能轻易获得，文体的自由首先要给你。如果当思维的自由还没有获得，文学的自由还没有获得的时候，文体的自由也被剥夺的话，那文学的自由空气就太少太少了
傅：那就很可悲了。
余：对了。
傅：我记得60年代初，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台湾文坛第一个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号，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阐述自己散文理念的文章《剪掉散文的辫子》，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现代散文”的概念，强调散文的语言至少是要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他用这种语言来写作新的现代散文，或者叫一种新的学者散文。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所期待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