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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创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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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我不认为我会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和写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接班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傅:这可能跟媒体或者评论家的那种惯性思维有关系,看你像谁就给你贴上一个标签。    
    陈: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但是我非常喜欢张爱玲,我觉得她的细节非常有力量,而且她的细节证明她的天分。我很喜欢好的细节,看她的书会感到非常满足。还有,一个好的作家是像她这样子的,被完全抹杀几十年以后,完全由读者选择,从新再阅读她,然后再从新这么多人喜欢她,她不是被推荐的,但是她是被喜爱的。我觉得这是由她作品的生命力决定的。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我的作品在不被推荐的情况下面被读者选择,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文学作品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自然,而且也非常动人,在这一点上我真的非常喜欢她。    
    傅:张爱玲好像特别痛恨一个天才的女子早婚,而您是才女早婚的典型,好像大学毕业一年以后就结婚了。您的爱人是您大学的同学,好像上英语大课就坐在您后一排,您能简单说一下你们两人是怎么恋爱的吗?    
    陈:同学当然就认识,这是很简单。那时候,他说:你的样子没有长大,我不能跟小朋友谈恋爱的。他那时候是有女朋友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慢慢好起来的,我们两个单位很近,常常共同去采访一件事情,所以会碰上。他比我大一岁,生性非常温和,很照顾别人,他常常照顾我去采访。我们一起的,他总让我拿到采访最好的材料啊,就这样子。    
    傅:然后就把小妹妹照顾到自己家里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的空间(9)

    陈: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希望结婚。那时候我那个单位的总编辑不让我结婚,他说:你要学英文,不能结婚。我们准备送你去学英文,你怎么能结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结婚就生孩子。我就向他保证:我肯定不生孩子,肯定不影响工作,让我干嘛,我接着干嘛。他不肯给我开证明,到我们家去问我爸妈是不是同意,为什么不劝阻。我觉得我没错,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    
    傅: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对自己来说早婚好吗?给您带来了什么?    
    陈:我觉得好,但是也很乏味。一个人在二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他,一辈子没有选择地跟这个人过,其实是乏味的。但是,是完满的。    
    傅:那乏味也是真实的,实在的。    
    陈:是啊。是这样子,有的人选到五十岁,然后才选到那个人,这个过程风起云涌,很有意思。    
    傅:但是谁也不敢说到了五十岁选的那个人就是对的。    
    陈:是。但是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我选的那个人是对的。    
    傅:不用等到五十了?    
    陈:不用等,也不用再找。所以你一直不在寻找的状态,有的时候是很乏味的。    
    傅:按人们习惯上说,女人有了家有了孩子,她全部的牵挂都在这个家上了,您是这样吗?    
    陈: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会关心的更多一点,不会全部的牵挂都在这上面。    
    傅:女人在做母亲之后作为一个女人,生命的东西是不是比做母亲之前更成熟了?    
    陈:我觉得我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她慢慢有一个她看世界的方法,你从这里面得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母亲照顾孩子非常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也很烦闷这种照顾。但是你同时在另外的地方也得到这种照顾的收获与心智的成长。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下楼梯没走好,从楼梯上滚下来,那楼梯很长,很长地一路滚下来。那个妈妈摔得头破血流,但是那个孩子一点事情都没有。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母性会像一个动物一样非常强有力地爆发出来的。这种体验对作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体验,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十全十美的,你体验了这个就丢掉了那个,只是你选择。如果我不生孩子,我也不会觉得是特别大的缺陷,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是我没有理解的。    
    傅:听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叫太阳。您当时怎么想起来给她起这么一个名字?    
    陈:我丈夫插队落户的时候,那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叫太阳,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他一直的记着,我们有孩子的时候他说:这孩子将来要叫太阳。那后来就叫太阳。    
    傅:没想着用这太阳去照耀别人?    
    陈:没有,没有。但是她自己认为要照耀别人的。名子可能有暗示,所以她很照顾自己周围的人,特别是对小孩。    
    傅:她好像给您起了一个昵称叫“妈妈精灵”。    
    陈:也不是,小时候我吓唬她。小时候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觉得:你们要当新式父母,不能够打骂小孩。但有的小孩很玩皮,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只能吓唬她,就编很多故事吓唬她。    
    傅:太阳有没有对妈妈的作品做过什么评价?    
    陈:她小的时候她不看,说你写的书都很烦。后来上初中学时候,他同学说:你妈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她说:对,但是我不知道那故事是什么,我没看。 她同学就叫他世纪文盲,“你是个世纪老文盲”。然后她就回来看。后来她长大一点,开始谈恋爱了,她跟我讲:你写的《鱼和它的自行车》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故事啊?我说:有一些细节是,但是我没那么伟大,没那么厉害,所以我干不了这样的事。然后她说:我跟你很像很像的,我很喜欢一个人,但是第二天我会突然觉得他太讨厌了,我就想一直让他难看,所以我跟故事里的那个人很像。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这种讨论。她不是阅读,她是想知道从前跟她的对比,她是这样子的。    
    傅:在您和您先生之间,她是不是更愿意跟妈妈倾吐心事啊?    
    陈:因为我比较好奇,比较对她多话,所以她跟我说的多一点。我经常贿赂她。    
    傅:怎么贿赂?    
    陈:你跟我说我不告诉别人,然后我来帮助你。我是很想要跟她保持一种沟通的关系,我希望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丈夫常常会比较严厉,小孩做那些犯规的事情不太敢说。    
    傅:那女儿肯定是愿意近慈母,远严父。    
    陈:但是我看到她从心里是跟父亲亲的,只不过是那些需要帮忙的事情来找我。真的是女儿跟父亲是非常亲。    
    傅:您有没有嫉妒?    
    陈:我就更多地贿赂,保持这种优势。    
    傅:那最占便宜的是女儿。    
    陈:对。    
    傅:作为作家妈妈您对她的个性成长有什么有益的影响?    
    陈:我现在觉得是有的,就是可能琢磨人多了,会对她比较放开。我知道她的性情在变化当中,不会跟她十分较劲、十分认真,我觉得我给她的自由度比一般的父母要大,我相信自由这个东西是,你给她,她就成熟。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她永远不会成熟。所以我觉得她能够应对很多事情,她从来没有做过太幼稚的事情。    
    傅:您的写作有没有跟家庭的很私人化的柴米油盐矛盾的时候?     
    陈:有的时候有,你写到那个时候,应该要做晚饭了,可是还没写完,可是又不想马上放下来。我觉得好像这不是不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们大家那天晚上都到外面吃饭就解决了。如果我们不能到外面吃饭,必须要在家里吃饭,那我就停下来。这不是很隆重的,我的写作有很强的伸缩性。    
    傅:可能还是人们观念当中觉得,你事业要成功,肯定就要丢弃一些家庭的东西。    
    陈: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矛盾的时候,就是你对家里的事情照顾得少了一点,等写完了多做一点,把积累的事情做完了就可以了,我不觉得是特别大的矛盾。    
    傅:只要真的想解决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陈:肯定可以解决,比如我丈夫也是有时照顾不到家里的,这他当然能够理解。    
    傅:你有一部小说书名好像有点费解,《鱼和它的自行车》是讲一个女孩和四个男人的故事,您讲:一个男人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女孩的成长,也同时意味着她的衰退。你觉得一个女孩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和男人的出现,同男人交往的经历是成正比的吗?    
    陈:我觉得常常你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成长。    
    傅:有人说爱情是女人生命过程当中的兴奋剂,您认可吗?    
    陈:是有兴奋的作用,但是兴奋剂肯定有很多种,不只是爱情,爱情是显而易见的那种。    
    傅:您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您不太喜欢拿爱情作为作品的主题,现在让您谈一谈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呈现一种什么样子?如果很简单描述的话,您会怎么样来形容?    
    陈: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陈丹燕:虚构的提供比非虚构更大空间(10)

    傅:对,好像小男生小女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同形态的爱情,向往各种各样的爱情,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成熟的女性,怎么审视他们所处的爱情的状态?呈现一种什么样爱情的方式?    
    陈:我其实也不是太了解现在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情,我相信这跟每个人吃饭、睡觉一样是自然的事情。但每个人吃饭、睡觉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对和平年代大概很多事情都失去了浪漫的性质,在动荡的年代有些事情因为动荡变得很强烈。我觉得和平年代很多事情好像不是那么激动人心。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讲:现在的流行歌曲有意思吗?成天的你爱我的我爱你的,连古诗词的含蓄都不懂。这是他很真实的想法。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感情方式,这样的时代消费得很厉害,对感情的消费也是很厉害,不停地消费。    
    傅:您觉得当爱情成了快餐的时候,爱情本身的那种意义会失去很多吗?    
    陈:我相信人类在早期的时候是比较漂亮的,那感情是比较纯正的,像希腊神话的时代是这样子的,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人已经把自己变得容易得到,容易得到得东西都是速成的,所以它的滋味都不是那么好。    
    傅:现在的爱情诗不是体现出一种很物化的东西?    
    陈:我觉得现在很容易变得很亲密,在我们那个时代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它很有光芒。如果一个很亮的地方,多一个蜡烛光你不觉得,在一个很黑的地方有一个蜡烛光,还是很漂亮的。我有的时候跟我女儿讲:很遗憾的就是,你不会经历一种在很长的时间里渴望一种感情,那种很真挚的感情经历,我觉得你大概不会有。因为她跟我讲:她爱上一个男同学,是七八个人在一起,他说我很喜欢你,我也很喜欢你,那我们当男女朋友吧。就是那样子,那是一个小孩的。我觉得跟我们的形态不太一样。    
    傅:已经是王子和灰姑娘的现代版。    
    陈:我不知道,一个时代都有她自己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一些东西他们体会得到,我们体会不到。让它这样子生长就是了,我觉得不要随便挑剔不知道的,或者没有体会的东西。    
    傅:您担心你自己女儿的爱情选择吗?    
    陈:我不但心,我觉得她在她这个时代她会作她认为好的选择,因为她有这个能力去做。我相信她会做她要做的事。    
    傅:太阳会像她妈妈一样对爱情做出正确地选择?    
    陈:我相信,我相信她会。    
    傅: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采访时间:2004年2月22日'录音整理:林静'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1)

    作家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    
    '对话录'    
    刘心武  傅光明    
    傅:心武老师,您好!您的《班主任》被看成是您的成名作,也被认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有海外学者认为,您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不良后果的作家。今天您怎么看当时《班主任》所引起的轰动?有没有觉得它幼稚?    
    刘:《班主任》如果说幼稚的话,是在艺术上当时考虑得比较少。在文本的布局和语言的使用上,本身能有突破的就比较少。从这方面来说,它还袭用了过去那种大家习见的文本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但从内容上来说不能说幼稚,到今天我自己还是坚持认为,要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一定要尽量使每个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文化素质上,能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从古典到近代)衔接,与世界、人类的优秀文化衔接,不能割裂。《班主任》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呼吁:救救孩子!就是要把他们从极左政治特别是“文革”造成的断裂当中解救出来。    
    傅:您觉着在技术上它可能是幼稚的。    
    刘:对。    
    傅:但是从思想和内容上来说,不能说它幼稚。    
    刘:对,是这样的。    
    傅:您能写出《班主任》,是不是跟您当过十五年的中学老师和十年的班主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刘:当然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职业和工作经验的话,还不足以构成这个作品。恐怕还是凝聚了我个人的很多超越这个职业和具体个人处境的深入思考,跟这更有关系。    
    傅:十五年的中学老师经历,给您感触最大的是什么?    
    刘;十五年是个笼而统之的说法,其实当中几乎有十年都是“文化大革命”。有一段也无所谓正常的教学秩序,处于停课的状态,所以真正像样的教学生活也就是三年的样子。这种混乱当中的教师生涯也促使我去思考;这场混乱给我带来了什么?给师生带来了什么?产生了《班主任》。    
    傅:您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到1977年写出《班主任》,是不是到写《班主任》的时候,您觉得写作上才真正找到一种感觉了,或者说有感觉了?    
    刘:还不能这样说,我在写《班主任》的时候,只是我的思想上有一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一度也是卷入“文化大革命”。我是个年轻的生命嘛,不可能逃离当时那样一个大的环境。我也努力去认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一度要为这个理论本身逻辑上的魅力所征服,也试图进入这个理论框架去解释我所经历的人和事,写过这样一些文字。但是后来,很痛苦地发现这个理论下所进行的实践是有害的,我觉得我有话要说。“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我觉得有一个时机,可以说出我心中所想的话。从文学上的考虑,确实当时不是太多,无非是利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达一种我对社会的认识。我真的在思想和文学都融为一体以后,进入一个很愉快的文学创作的境界,应该是从《如意》这个作品开始,而在《立体交叉桥》这个作品当中得到成熟,而在《钟鼓楼》当中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长篇的展现。    
    傅:您有意识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这种感觉是在写《如意》和《立体交叉桥》的时候?    
    刘:对,我是一个小说家,定位在这儿了。我不仅是一个有话要说的社会上的普通人,或者只是一个偶尔利用一下小说来表达我的某种对社会认识的看法的人。应该说比较自觉地进入一个文学的境界,应该从《如意》、《立体交叉桥》到《钟鼓楼》。    
    傅: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找到了这种自认自己是小说家的这种写作感觉是不是非常重要?    
    刘:我觉得好像不好这么类推。因为世界上可有各种各样的写作者,比如像俄罗斯曾经有一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写小说,他写的一本小说叫《怎么办?》,他就是通过小说来表达他的社会政治见解,而始终不放弃这样一个角度。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小说留传下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他当然也是一个小说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多元状态,不好用自己的一个经验去把别人都概括进来。    
    傅:有人说您的小说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而且您还很关注市井的生活和小人物的性格命运,像您的《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等等。在您已经有的这些中长篇小说中,您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是哪部,是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吗?    
    刘:我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是《四牌楼》。    
    傅:为什么呢?    
    刘:因为《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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