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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我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是《四牌楼》。
傅：为什么呢？
刘：因为《四牌楼》可以说熔铸了我更多的生命体验。而且我觉得写《四牌楼》的时候，我个人也经历了一些成功以后的坎坷，或者说是曲折。我觉得我的思维更成熟，我的美学感受也更幽微了。当时，《四牌楼》也得到了鼓励，得了上海的一个优秀长篇小说奖。
傅：您是成都人。现在几乎被当成是写北京的了，而且作品中有很浓郁的京味。您怎么看“京味文化”？
刘：我是八岁到北京来，然后就再没离开过北京，因此，从我的生命体验来说，我主要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我所感受的人生也就是北京的人生，我所使用的语言，我和我周围人交流也是用北京话。这个地域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地方的语言也构成一种特别的一种资源，可以被文学家们所利用。所以我觉得，凡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能捕捉到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长期积累的文化特点的人，以及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这个语言资源的人，他所形成的文学都有可能被评论家认定为“京味文学”。我自己倒没有这样一个设定的前提，说我要从事“京味文学”创作。但是对一些评论家，根据我的作品把我定位在这儿，我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评论我的创作。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来反映老北京的这种“京味文化”。
刘：嗯，《四牌楼》就是这样的。《四牌楼》里面有这个内容，《钟鼓楼》完全是这个内容，是一个四合院里面一天的生活。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的生活刻意来反映它具有的老北京的一种“京味文化”的特点？
刘：我不刻意这样做。因为我的作品里面，展现了更多的从时间性来说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
傅：是新北京的人们的生活。
刘：对，表现他们的生活，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这些老人；老的这种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
傅：其实就像您说的：我的写作资源就在我当下的生活中。您总是有新的可写的东西。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2）
刘：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最新的作品，去年发表的两个中篇：一个叫做《泼妇鸡丁》一个叫做《站冰》，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这些生命到哪里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
傅：您有过一种担心没有？比如说在写作过程当中，担心写作的素材会枯竭？
刘：我觉得写作资源枯竭的话，就是因为你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你可能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傅：生活体验多了，自己要表达的也多。
刘：积累得很多，资源很多。
傅：写都还来不及呢。
刘：我没有资源匮乏的感觉。
傅：有人说好的作家应该是不断地创新和超越自己。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刘：做得很不错。因为在《当代》杂志去年发表我的《泼妇鸡丁》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去年我还有两个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一点不过分。
傅：您总是进行着文体上的一种尝试。记得当初，1985年您写《五一九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时候，是将真实的新闻背景和虚构的人物情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好像还挺轰动。
刘：挺轰动的。其实那个人物不能说是虚构的，人物、故事都是实有的。这些人物原型都是经过很具体的采访。但是，我在构成文本时，为了能够不拘泥于真实。因为真实有时使人在阅读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联想，那我就把它又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但距离那个原型又非常之近，这当中虚构的成分又非常之少，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本。
傅：今天来看，觉得当时的这种尝试还是成功的？
刘：非常成功。后来我又写了这个连续的一组文章，我还把大量照片穿插进去，就是《私人照相簿》，在《收获》杂志进行了两年的连载。
傅：图文写作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
刘：是。这个图不是插图，它是和文字本身融为一体，构成一个新的文本。我在1999年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树与林同在》，现在法国已经翻译出版，那里的《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对这本书都有报导或评论。这本书也是把真实的人生用小说的形态来表达出来，里面把文字和200多幅照片和图画融为一体。
傅：曾有人有这么一个戏说的说法，说没本事的作家把一个短篇拉成一个长篇；有本事的是把一个长篇内容浓缩为一个短篇。您是长篇、短篇、中篇，包括纪实，什么都写过。有没有觉着自己特别喜欢哪一种文体，或者觉有哪一种类的文字更适合自己表达对于生命的一种阐发、体悟？
刘：我现在主要有四种写作，都是我最衷情的。一种是小说创作，除了你刚才提的，我还写小小说，我发表了大量的小小说，最近集成一个集子。
傅：袖珍短篇？
刘：是。有人叫掌中小说，有人叫一分钟小说，有人叫超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不管怎么叫，就是把文字控制在一千字左右，两千字以内。我的这种作品也不少了，也集成集子，最新的一本叫《天梯之声》。长、中、短，就是根据你的灵感，根据你的素材，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多长是多长。我另外还写大量的随笔、散文。
傅：好像最近几年您写得特别多？
刘：特别多，集成很多集子。跟我约随笔集的特别多。我最近刚出一个集子，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集子书名叫《在柳树臂弯里》。有人说你不是去年刚出了一个，新华出版社给你出的那么厚一本《眼角眉梢》吗？你别自我重复呀？编好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也很自信，这本新集子和那本《眼角眉梢》一篇都不重复。说明我随笔写作的量是很大的。
傅：人家可能是觉得刘心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着推出两个集子，而且不重复。
刘：对，它就没重复。当然，我还搞建筑评论，这个就是种边缘文字了。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搞建筑评论，已经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最近又出了一本，也是专业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的，这本是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的，叫做《材质之美》。
傅：您是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的？
刘：对。到现在也快十年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3）
傅：您当初写建筑评论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您？
刘：我想，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因素是外在的因素，城市发展，难道你不觉得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你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吗？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变化多大呀？强迫你审美。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再加上旧的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是吧。所以，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傅：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
刘：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
傅：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
刘：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最喜欢北京？
刘：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那新的发展呢？上海？
刘：我还不敢断言。因为最近几年没有去过，它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很难说。但是就城市的改造以及城市和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来说，天津是一个典范。因为上海，没有调查，究竟市民是不是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接触天津人没有？天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二十年来，天津人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是最根本的感觉，他们喝的水，生存的空间，行走的马路，发生了和他个人生活很密切的良性的变化，我觉得天津值得研究。
傅：等于说，您觉得北京现在从建筑方面来说它的发展不够？
刘：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是吧？另外，说的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傅：就您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您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给您的印象最深？您觉得哪个城市从建筑上来说最漂亮？
刘：当然是巴黎。
傅：罗马呢？
刘：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傅：中外合起来谈，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选一个您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
刘：哎哟，这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个人…
傅：撇开个人，比如说生长在北京几十年什么的…
刘：是我很愿意游览的城市，还是我愿意在那儿定居的城市？咱把这概念搞清楚。
傅：您最愿意去哪个城市游览？又最愿意在哪个城市定居？
刘：游览，我觉得巴黎当然是百游不厌，包括西欧的一些其他城市，都是可以多次去游览，每次游览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本身的语言是汉语，所以我如果要是定居的话，我要住在东方，我要住在中国，想来想去，尽管北京有那么多让我失望的新的发展当中出现的那么多败笔，我还是要选择北京来定居。
傅：这是不是跟您在这儿生活的时间长有关系？
刘：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惟一的因素，也不是完全因为生活的时间长，我有迁徙自由呀，是吧？现在不移户口，我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买房子，我可以选择度过晚年的一个空间，现在无论从法律上，或从我个人的能力上，都不存在问题。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个人的品性，北京与我的性格吻合点很多。
傅：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我也一直想有机会问您，您的写作有没有受过谁的影响？谁的作品的影响？中国的或者外国的？
刘：一般问这个问题都是问，从你已有的作品里面，已有的作家里受到什么影响？但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是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都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和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傅：更多是来自家庭？
刘：来自家族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
傅：那是很短的一个长篇。
刘：篇幅也不能说很短，当然比那种大厚本的长篇要短一些。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很大的。
傅：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给您的小说贴上标签，包括比说“伤痕文学”、“京味文学”什么的。记得您有一个比喻说，这好比把您关在天鹅绒制成的一间“牢房”。觉得这种给作家定标签，评论家的作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