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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这个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的，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是吧。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
傅：所以喜欢一个什么的人物，跟自己的性情、性格是密切相关的。
刘：妙玉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傅：作为一个作家，您总是不断出新，最近还有一个“新”，您把“老舍之死”写成了歌剧。
刘：对。
傅：您自己觉得有很多的新意，比如在艺术上这种浪漫的氛围的营造。您怎么想起把“老舍之死”这样一个题材以歌剧的形式来表现？
刘：老舍之死这件事情首先是一个写作资源，老舍之死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写作资源。记得1986年我到《人民文学》去当常务副主编的时候，正好是老舍辞世20周年。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情结，觉得这事应该写。那个时候就想写。
傅：那时候就想写歌剧吗？
刘：不是。怎么写没考虑，是把它写成小说呢，还是一个大的随笔，还是一个剧本，或是一个什么东西，长诗？没有考虑。我因为当时刚去了以后要忙于编务，我打电话约稿时见人就说这事，当时有两个人呼应我：一个是汪曾祺，一个就是苏叔阳。苏叔阳当时已经写了一个剧本。
傅：《太平湖》？
刘：写了一个剧本《太平湖》。我觉得不成功。他的写作动机非常好，但艺术创作是很难说的，我觉得不成功。当时他的《太平湖》已经演了，不成功，他同意再写一个小说，汪曾祺也写了一个小说，这两篇小说我都发表了，作为对老舍辞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两个小说也都不成功，没有什么反响。这是两个大家，他们也很努力。不成功的原因我想还在于对于“老舍之死”的诠释，还有落点的问题，形势的问题，等等，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人启发我，说你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资源上来。我就忽然突发奇想，写了这样一个歌剧剧本。当然也不仅是可以用歌剧的形式来演，也可以用别的形式来演。这个剧本，法国人很喜欢，他们已经把它翻译成法文了。四月份我去参加巴黎读书沙龙活动，书已经出现在展台，也有人来买，签名售书也有人来买。我对“老舍之死”进行了我个人的一种个性化的诠释，而且我把它完全诗化了。
傅：您这种诗化，是不是考虑说，躲避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老舍之死”的错综复杂性，而把它艺术艺术化、浪漫化？
刘：也没有完全躲避。我的这个作品虽然是一个非现实的情节；但里面有很重要的剧情；讲到“文革”当中的“大字报”对人性的扭曲。我使舞台上出现了老舍笔下的人物，祥子和《月牙儿》里面的那个妓女，实际上是没有没有名字的；因为“月牙儿”作为一个符码是可以的，代表里面写的那个主人公。这两个人物在太空当中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那就是老舍，是他塑造的艺术人物嘛。结果在“大字报”的怪兽的诱使下，居然也来批斗老舍，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类文化悲剧呀！所以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控诉，是对这个政治事件的回应，没有回避。你写的那本书，采访了很多人，考察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我和你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你做你的那份，我做我的这份。我在这里面还提出历史的“黑脚印”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命题。试图通过一个歌剧来唤醒读者，进入一个很大的哲思，就是关注历史的遗忘问题，历史记忆的恢复问题，等等。这当然是隐藏在剧本文本背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写这个剧本还是很努力，而且我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傅：我注意到您是把老舍先生作为一个弱者来描写，把他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下。
刘：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弱者。
傅：显出了个人的渺小。
刘：对。
傅：同时又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的自尊。
刘：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动乱当中，竟然连这样一个善良的，弱小的，甚至于毫无反抗性的，没有反抗意识的人，这样一个生命也要把他毁灭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我是这样的看法。
傅：我还对您说过的一句话印象特深，您说巴金是中国作家的“良心”，巴金的这个“良心”和老舍的死，您觉得应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或者说您怎么来思考？
刘：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老祖宗曹雪芹的一个很痛苦的思考，在这个大的政治格局下面，个体的生命有时候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经过内心的挣扎去超越，去凝结出最精美的艺术作品。他们两个都提出了一个前提，但停留在这个前提是不行的。在巴金这个“良心”、说真话的前提下，你要往前走。他们是在这个起点上指引了我们往前走，老舍以他的死，启发我们要在这一点上往前走。
傅：生的和死的两种不同的启示？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7）
刘：对，对。他们启示我们往前走，往前怎么走？虽然个人命运自己有时候无法把握，巴金他也没能把握住他自己的命运，他也在他的后期的文章里面深刻而痛苦地讲述了这一点。老舍就通过他的死，更说明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以死来划上一个巨大的疑问号和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但是他们都启示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丢的。比如说，我们对良知的崇拜，对事实的尊重。另外，我们对个人的尊严，对人的尊严不能放弃。这是起点，从这儿往前出发，可以出很好的文学。如果没有这两个起点，我觉得我个人是不认同那种文学的。
傅：您觉得您现在处于一个边缘化的状态，或者说您努力追求一种纯粹的作家的感觉，您现在觉得自己达到这种感觉了吗？或者说您觉得现在自己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刘：我觉得我很难得地达到了这个境界。记得已故的吴祖光先生说过一句话，他有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刘心武，我觉得你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最大的赞誉。我不反对别的作家选择别的赞誉，用别的办法来生活和写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我对他们所获得的，比如说，名位，荣誉，金钱，乐趣，我都非常高兴，我为他们祝福。但是就我目前来说，我这些都不需要。我有过名，也引起过轰动，也得过奖，也挣了一些钱，也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穷困的人，但是，我现在就是真是做到了，我不要求通过我的作品，去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名位，获得什么奖项，进入什么排行榜，或者再引起轰动，或者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畅销书，赚大笔的钱，我都没有这个要求，真的没有。我并不反对人家，他们有都挺好的。我现在这样，就挺好！我觉得我进入这个境界，我为自己高兴。
傅：那您还在一篇随笔中说啊，在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您怎么来看待这三个？出生好像是被动的，自己被动地出生。
刘：对，对。
傅：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好像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人如果在生的时候经历了成功的场景，才会觉得在三个当中只有这一个是可以体味到的华彩乐章？
刘：是呀。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但是我们可能遗忘得很快，懂事儿以后，我们反而忘记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不一定是用金钱来衡量，也不一定用名誉来衡量。用一种什么来衡量？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了保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还一个，他是否对他人有益，他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这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对人生是很重要的。
傅：我知道您自创了六种心理操，是为了说保持自己创作上的集中精力，还更多的是为了保持一种心态的平和？
刘：这是一个低层次的东西。好像马斯洛对个人的心理需求列了很多个层次，这个是生理保健层次，或者叫心理保健层次。是心理卫生的一种方法。
傅：您自己觉得在心理卫生上做得如何？
刘：心理卫生要经常做。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每天要扫地，要擦桌子一样，是万万不可忽略的。我是一个十足的凡人，我有很多的怪脾气，很多乖戾地方，不近情理，蛮不讲理，都有，说明自己心理上是经常出现问题。焦虑，无端的烦躁，佛教叫“无名火”（笑），都是很糟糕的，要经常搞心理卫生。
傅：用它来调剂？
刘：对，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傅：在写作习惯上，您还像以往一样，晚上十点钟开始写，凌晨四点睡觉？
刘：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傅：您觉得自己在体力有没有承爱不了？
刘：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我原来觉得写作完全是脑力劳动，现在我开始觉得；尤其写长篇，写长东西，有体力劳动的感觉，这可能是生理上的变化造成的。
傅：除了写作之外，您主要的其他的爱好、兴趣有哪些？
刘：我主要两个爱好，一个是绘画，我不用宣纸、毛笔作中国画，从小就画不来。我画水彩和油画，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油画画家，没有专门的画室，会把家里搞得很脏，家里人都反对，味儿很大。所以油画儿我的产量特别少，水彩画儿很多。
傅：水彩您画了多长时间了？
刘：水彩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水彩画写生，创作的画儿比较少，写生画儿比较多。我现在经常到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傅：节假日您还会主动提出来和夫人去逛商场吗？
刘：现在比较少了，但那曾经是我们两个的一大乐趣。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
傅：我看您在散文里写过这段儿。
刘：对，对。
傅：非常有意思。
刘：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它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
傅：是一种什么心理？
刘：这值得心理学家去探究，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傅：现在去了还是照？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8）
刘：对，现在我也不改，现在我还有这毛病。
傅：您出的书非常多，为了保持自己创作上的集中，您有很多清规戒律，包括不参与人家的饭局，拒绝出席不限时的会议。
刘：不能说人家的会议都不限时，限时的会议，我觉得少我一个，也无碍于他们限时。
傅：记得有一次给您打电话，您跟我说，您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儿是“不可以”。
刘：“不可以”，是这样的，对。
傅：而且觉得这是个人权利最大的一种体现。
刘：对，对，对，对。现在有一些编辑、记者，还有其他一些人，跟我联系感到很惊讶。我很直率，从来没有人这么回答过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我哪天来采访您呀？那我就回答他“不可以”。因为你问的问题，你的句子是“可以”“不可以”，我觉得我回答得非常正常，我告诉他，“不可以”。
傅：您从来没有一种担心，比如说怕得罪对方，怕让对方觉得您不近人情？
刘：我不担心。我没有什么有求于人的。另外，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理解我，我对他也很尊重，因为他要我回答就是“可以”或“不可以”嘛。难道我应该选择别的回答吗？
傅：他希望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可以”。
刘：但是他很尊重我呀，他问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吧？前些天我接了一个电话，说“作协”安排一些作家到杭州的修养地方，叫“创作之家”，去安排休息，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因为他问我，您去不去？那我回答很明确，我不去。
傅：您关注跟您同代的，或者说比您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吗？
刘：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
傅：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刘：有特别喜欢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你说我没有饭局，我有饭局，我有时就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呢。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傅：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您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
刘：为什么要不平衡？我觉得很奇怪。
傅：后辈要超过自己了，心理觉得好像…
刘：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忌妒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告诫自己，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呀。我就要我的后辈超过我，是不是？不超过得了吗？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就是一定要让后辈超过前辈。
傅：如果有这种不平衡，用您刚才的话说，也属于一种心理不卫生。
刘：这种心理疾患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只为他们感到高兴。
傅：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您也是其中的评委，您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刘：“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了，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