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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好比把您关在天鹅绒制成的一间“牢房”。觉得这种给作家定标签，评论家的作法也好，读者的作法也好，对一个作家有没有不好的影响？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去摆脱这种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4）
刘：按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多数的评论家，或者这些人他都是很善意的，而且这是他们的专业。比如分类，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不搞分类行吗？他必须要分类。但一个写作者就不必为分类焦虑，说我这个东西写出来算什么呀。比如一篇短文是散文呀？是随笔呀？是札记呀？是游记呀？是小品呀？中国这名堂很多了，是不是？但我不为这个焦虑。那是图书管理员的焦虑，他该焦虑，他揽的就是那个活儿，是吧？
傅：他为分类焦虑。
刘：是。他不分也得分啊。他得做目录备检，是不是呀？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有点儿反感呢？就是因为有的评论家和有的这个论说者，有点强迫性，把你归为某类以后，你要一出这个范围，他就不高兴，他下一篇文章就开始抨击你了。
傅：觉得您怎么不照他规定的写了呢？
刘：对。他就说你怎么搞乱了，怎么好像越轨了，或者怎么样了。这就让人觉得不愉快了，对吧？等于你评论我的作品，或者你归类我的作品；我除了感激之心以外，我不该有别的反应。但你干预我的创作，你指责我在这方面的自由，这个有时候我就有点儿不愉快了。所以我有的文章里面对这种不愉快有所流露。
傅：我对您有篇短篇的散文印象特深，《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您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是吧？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最近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呵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傅：您努力摈弃文学以外的因素。
刘：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当然，我并不反对你进入一个你喜欢或者能适应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你，支持你，使你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不是讲了哥德的例子嘛，哥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他都不远游的。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八十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
傅：跟小女生恋爱。
刘：对，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傅：拿哥德来说，您是不是觉得对一个作家，天赋非常重要？
刘：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不管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你的写作资源要非常丰富。你要善于开掘写作资源。过去我们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虽然我们给他从政治上平了反，但是他的文艺理论，他的创作，经常被人们遗忘。其实胡风有的理论，他讲“处处有生活”，你说他是完全去反对特定的深入生活吗？也未必是这样。像他的大徒弟路翎，也响应号召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是不是？他哪里不去深入生活，对不对？他也去参加“土改”，他没有抵制，而且从文字中体现出收获。但是，他们的理论就告诉你，比如说写作资源不是特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掘出自己的写作资源。所以我现在的写作框架就是，我掘一口深井。因为我的经历确实很单纯，我上过学，然后在中学当中学教师，又到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到作家协会当一个专业作家，从北京市“文联”又调到中国作协，又当了一个杂志的主编，后来从主编的位置下来以后，现在又写作。经历很简单。那为什么我现在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么多作品呢？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按不同的版本计，海内外已经有122种，重复再版的不算，文集也不算在内。
傅：纯粹单行本儿？
刘：还不算文集。
傅：不算文集，就是单行本儿？
刘：对，就光单行本儿，海内外不同的版本已经达到122种。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比较善于开掘，我总是能找到写作的资源，这和我掘一口深井有关系。我觉得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
傅：是不是对一个作家来说，他不一定有丰富的经历？体验生命和深入生活是不是两个概念？
刘：我觉得要结合起来。作家深入生活是有必要的，我也要深入生活。比如我写《五一九长镜头》，我到公安部门采访过，也到体育行政部门采访过，跟当事人的家属接触过。这都是刻意的，不是我的现成生活积累。就地掘深井掘不出来的，我也要去，也要跑动。《公共汽车咏叹调》更是这样的。我有的作品也要这样做，就要结合起来。但是，你强迫我，说现在的哪个农村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在发生，让我去体验生活，写一个作品，我可能拒绝。为什么？它和我自己过去的生命体验衔接不上，和我本身的性格，我的写作的追求点，我的敏感点，也对不上。这样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傅：现在有很多写作的文学青年，特别勤奋，但是往往没有什么大的文学上的成就，他们经常用一个成语来为自己加油，“勤能补拙”。您觉得就写作而言，“勤”能补“拙”吗？
刘：不能。勤很重要，但“勤”不能补“拙”。所谓“拙”就是说你不懂得技巧，你不知道怎么从你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发展成你的作品，你不能越过这个艺术想象的槛儿。迈不过这个门槛儿，你再勤奋也没有用。这个你必须要承认，写作需要技巧，写作需要天赋，写作需要灵感，这些是不能否定的，光靠勤奋是不能的。当然勤奋很好，疏懒的话，有时候作品会比较少。
傅：没有天才不勤奋，其实每个天才作家，或者说天分高的作家其实大都很勤奋。
刘：也不尽然。文学史上也可以举出一些懒惰的作家，有这种例子。（笑）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5）
傅：知道您除了写小说之外，您还有另外一大项，研究《红楼梦》。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也有十年了，在作家堆儿里，您和王蒙先生是被公认的作家中的“红学家”。最初您研究“红学”是一种什么大的触动，或者说什么使您对《红楼梦》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
刘：刚才我讲过对《红楼梦》的兴趣，从小就有，家族的影响。那怎么就进入研究领域，还有这么一个坎儿。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派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起了震荡波，这是件好事。过去“文革”特别禁锢，对西方不了解，一下子信息大爆炸，发现有那么多有趣的作品，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于是，很多作家就要艺术创新。有一个人说过，不是我说的，艺术创新好像疯狗追人，你得狂跑。我当时也很认真地从西方现代的文学当中去汲取营养，这对我也很重要。但我不懂外文，通过翻译当然就隔了一层，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人，对我们的民族传统，对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小说创作的积累，那些财富，采取了一种比较轻蔑的忽视的态度。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嘛，有的作家宣称说，我从来不读《红楼梦》，没读过《红楼梦》。当然，他可以不读《红楼梦》，但不读《红楼梦》成为一种美谈，我觉得就是个问题了。
傅：写小说的不可以不读《红楼梦》？
刘：可以不读，我仍然认为可以不读。那是他个人的爱好。但认为不读《红楼梦》应该推广成为一个写好现代小说的前提，我觉得就荒谬了，是不是？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的现代派文学的营养，一方面我要在从我们这个祖传的这些小说文本里面寻找资源。这时候我开始有些出国访问的活动，国外有一些邀请，接触到一些汉学家。我深刻意识，我是不可能用西方的语言写作。后来，中国出现比如像哈金、戴思杰，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写作的路数，路数也是很不错的。但我不能那样做，我就是要汉语写作，我始终是一个汉语写作者，我的首要的资源应该是我自己的汉语文学。
傅：母语。
刘：对，应该是母语当中的这个资源。从这儿，我就对《红楼梦》从一个爱好、感兴趣，或者说是一般的借鉴，进入到研究的境界。
傅：有人觉得您研究《红楼梦》，好像对现实关注的少了，或者说是觉着现实中值得写的东西少了，您觉得研究《红楼梦》对您写作反过来有帮助吗？
刘：那他可以看看我的作品。我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推出了多少的作品啊。正是在研究《红楼梦》同时，我推出了我的长篇《四牌楼》。后来，又推出了很多个中篇，很多短篇，都是写现实生活的。我并没有转去写一个三十年代妓女的故事，或者我出生以前一个朝代里面的野史，那也是很好的创作路数，是不是？你看我写的恰恰说明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促使了我对现实生活的拥抱。我这些营养不是都融化进我自己的肌体，生出我的新的“孩子”嘛。
傅：您研究《红楼梦》坚持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入手，由曹雪芹的暗示“画梁春尽落香尘”来解读《红楼梦》，并且现在，很自信地说，可以确立一个“红学”的新分支叫“秦学”，由此引起“红学”界的一些争论。您怎么看待他们对您的这种不同的评价？
刘：有争论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现在只怕什么呢，只怕他不来看我的东西，他哪怕看一两篇也好，我对那种看都不看就予以否定，或者甚至就封杀的；是反感的。看了以后，干吗非得人家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我之所以腰杆儿硬，也是因为有“红学”老前辈支持我，像周汝昌先生，他跟我通信当中，很真诚地支持我。他不尽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认为只要你有几分有理的话，这几分就很可贵。
傅：三分学问，七分尊重。
刘：对。他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说我的研究是开辟一个“秦学”分支，也未为不可。我是这样一个看法。我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比如说上海有一个陈诏；他原来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编辑，研究《红楼梦》，他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而且也形成一些文字。我觉得我对他保持一个很亲切的感情，因为他读我的文字，对我做出的反应，是根据我的研究呈现出来的部分成果。我也不要他全读，他把代表性的文章读了以后，做出反应。他不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觉得很愉快。
傅：是学术上的一种探讨。
刘：对。怎么能认为自己就一定正确呢，是吧？（笑）不好这样来看问题。
傅：您觉得您的“秦学”研究对当前“红学”研究来说，算是一个突破吗？
刘：突破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推动，应该是一个刺激。特别是周先生和我通信，他公开和我通信，而且内容就是关于秦可卿的探讨。我们在《文汇报》的“笔会”上通信，还得了《文汇报》“笔会”的一个大奖，周先生很兴奋。后来我们俩对这个奖项的这个通信，又在《文汇报》的“笔会”上刊登出来。他个人认为，当时跟我开玩笑说，你因为得过好多奖，我确实得过一些奖，文学上我得过一些奖，他说你不稀奇。但是对他来说，他是第一次得奖。他说是以得奖的形式肯定了我们在“红学”研究上我们的基本取向和我们的基本成果，他感到非常高兴。
傅：您的“红学”研究和其他“红学家”很不同的一个路数，是您写探佚小说，是用这种探佚小说的方式来把您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出来。因此也就会引起人们说，您是小说的形式，学术上不太严谨。您怎么样回应这种批评，您觉得您的这种探佚小说是不是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写的？
刘：这种批评它没有道理在哪里呢？如果仅仅是发表探佚小说，就说自己是在学术上开辟了一个领域，这个比较牵强。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我有大量的“红学”研究的论文，有大量的“红学”随笔。这个都几次更新，出了三本书，现在我要出第四本，叫《红楼望月》，明年年初就出来。我是有学术论文论证的。我只是为了在“红学”上实行普及，觉得“红学”不应该是宫殿里面的、象牙塔里面的学问，或者是一个机构里面的学问，或者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学问，要把它推向民间。这点我也是向周先生学习。
傅：大众“红学”。
刘：对。周先生，比如说他的《红楼夺目红》，几个月之内，现在“七刷”，第七次印刷，每次一万，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什么？他把他的学问化为深入浅出的、很有趣的、很亲切的文字，使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能读得懂，读得愉快。因此我也把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地向民间推广。为了把我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我把它写成探佚小说，是我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副产品。
傅：是延伸出来的副产品。
刘：对。所以探佚小说只是我学术论证一个整体当中的一笔，不是整体。我为了让大家读起来比较顺畅，所以我加脚注，基本上少或者没有，但是我目前公布的这三篇学术小说，探佚小说，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都是建筑在我个人考据的基础之上。
傅：是基于学术研究本的。
刘：我只是没有罗列那个繁琐的脚注而已。
傅：您怎么评价高鹗的后四十回？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6）
刘：我认为后四十回也还是有优点的，比如说写宝黛的爱情悲剧，写黛玉焚稿，它之所以后来能被改成戏曲，特别是通过越剧的进一步传播，造成很大的影响，说明它本身在这部分文本里面是有优点的。但整体来说后四十回是不行的，它不光没有能够按照前八十回提供的那些线索来续书，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而且有一些地方还恶意地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他有很多政治见解、社会见解、伦理道德见解，包括他的美学见解，和曹雪芹是相抵触的。这例子就很多了，大量的是这种文字 。
傅：我记得周汝昌先生用四个字来形容高鹗，说他“居心叵测”。
刘：是周先生对此有他的一个完整的论述。不过我没有正式去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傅：在红楼人物中，您好像最喜欢的是妙玉。
刘：对。
傅：为什么？
刘：这个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