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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5）…（图）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疏远的时期。起初，她担心朗兹曼无法接受她和萨特的这种关系，另外她也担心自己和朗兹曼的过于亲密会造成自己与萨特之间理解的障碍。此时萨特也有了一个情人——米雪尔·维安，她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波伏娃和萨特共同的朋友，一个活泼开朗的机械工程师，他非常喜欢萨特的作品。米雪尔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但是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夫妻，他们的感情不太好。米雪尔和萨特从1947年开始就发生恋爱关系，不过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52年米雪尔与丈夫离婚后，她与萨特的恋情才公开。 这段四角恋爱是萨特与波伏娃感情历程中最安稳的一段日子。一方面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已经发展成熟，任何的移情别恋都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他们会为对方能够找到新的感情依托给予祝福。何况他们各自的情人都曾是大家的好朋友。萨特帮助朗兹曼的妹妹登上了戏剧舞台。而且，米雪尔性格温柔宽厚，不像奥尔加、旺达那么任性。四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波伏娃的交往只局限于她的小圈子——萨特、奥尔加、博斯特、旺达、米雪尔、朗兹曼。他们彼此心心相印，非常默契。只有在这样的小群体交谈才令波伏娃感到愉快。“相反，一旦缺乏我们所达到的默契，交谈则成了一桩困难无益的苦差使。”她对乍合即离的会面不感兴趣。一次朋友准备带她和美国作家福克纳见面，波伏娃回绝了。又有一次，萨特让波伏娃与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她宁愿与朋友们呆在一起。 波伏娃和朗兹曼共同度过了6年的快乐生活。44岁时的波伏娃风韵犹存，但是50岁时的她可以保持心态的年轻，却无法与生理上的衰老做斗争。而且波伏娃发现，朗兹曼看着她一天天变老，产生一种对衰老的恐惧，可他才33岁，还那么年轻。波伏娃同意和朗兹曼分手，他们慢慢地疏远了，分别退回到友谊的位置。“我真的老了。”她想。这是波伏娃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恋爱。 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她就老了。她和朗兹曼的年纪相差太大了，望着他年轻的脸庞，她时常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写下了讲述少女往事的自传《闺中淑女》。这本书让波伏娃再次赢得很大的声誉。许多朋友读者追问她后来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你不写下去就是你欠我们的。”一位读者对她说：“我不同意你的政治观点，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于是西蒙娜继续写了她的自传第二部《盛年》。 1960年1月的一天，朗兹曼打电话给波伏娃，他说：“加缪刚刚死于车祸。”他在陪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时，小汽车撞在一棵法国梧桐上，加缪当场死亡。与加缪决裂后，他们已经将近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波伏娃还是感到无比悲痛。她一边对自己说：“我不会哭，他对我早已无足轻重了。”眼泪仍然止不住滴落下来。她吃了好几片安眠药却还是睡不着。“我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那位50岁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他赞同法国犯罪，我早已把他从我心中赶走。我哀悼的是在我们抱有希望的年代里，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的作家。” 波伏娃的理想年代，随着好友加缪的去世也悄悄流走。他的死，抽走了波伏娃尚存的一丝年轻心态。她突然意识到，她已经52了。1960年底，波伏娃的自传第二部《盛年》出版。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为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
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她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 五六十年代，波伏娃和萨特出访了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世界各地的战后情况。《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成为了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她曾支持法国一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节制生育的活动。不仅如此，波伏娃已经开始全面参与政治活动。她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在解决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上，甚至曾被看作“反法”分子。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190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遭到殖民者的血腥镇压。50年代，不少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解放。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许多国家提出要加快民族独立的进程，阿尔及利亚是非殖民化要求最强烈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士兵在那里无恶不作。而法国政府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在大众面前掩盖了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恶行。 大多数法国人都被遮蔽了，他们都不愿意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面对这种情况，波伏娃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的一边。许多法国人纷纷指责她“反法”。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暴乱，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大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法国政体面临严重危机。法国各界纷纷要求戴高乐复出，他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一提议遭到了以萨特、波伏娃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5月28日，波伏娃和萨特带领大家在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但是这次游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久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波伏娃参加了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反对修宪，但都事与愿违，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上台后，波伏娃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活动进行得更为艰难。但是她坚信，阿尔及利亚最终会独立，她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1960年一位名叫波巴查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在集中营遭到法国士兵的强奸和虐待，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折磨。波巴查向媒体披露这一事件之后，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然而波巴查非但没能得到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法院还准备对她进行审判。一名叫吉泽尔·哈里米的法国女记者抱打不平，决心为她出庭辩护。她希望通过波巴查事件，让被法国政府蒙蔽的法国人民看看阿尔及利亚人民到底处在何种生存状态之下。哈里米特地邀请了波伏娃来帮助呼吁。因为波伏娃是当时法国最具声望的女性名流。波伏娃很爽快地答应了。 波伏娃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这一案件，要求法院推迟审判。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报》之后，很快在法国民众中掀起千层浪。法国民众纷纷倒戈，支持波伏娃，谴责法军的罪行。波伏娃号召了一大批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声援波巴查，要求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将罪犯绳之以法。阿尔及利亚法院不敢触犯众怒，只得推迟审判。但是法院仍不死心，他们企图收买波巴查，让她承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只要撤消指控，就放她出狱。波巴查没有答应，这一案件只得继续审理。 女记者将波巴查事件写成书，波伏娃为该书作序。这本书里披露了一系列新的证据表明两名高官在波巴查事件中也犯了罪，将矛头直指法国高层。波伏娃为了分担女记者的风险，作为合著者也在书上署了名。不久，阿尔及利亚法院迫于压力放弃了该案的审理，波巴查获释出狱。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121宣言
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就是著名的121宣言。 1960年3月，《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让松被捕。法国当局指控让松领导了一个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法国组织，并散发地下报纸《真理》。 让松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加缪《反抗者》的文章，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萨特与加缪决裂。后来他写了《萨特传》，是萨特的好朋友，政治立场也很一致。萨特公开表示让松的做法是正义的，并撰文发表在让松主编的《真理》上，为他辩护。萨特的这种行为无疑于引火烧身。因为萨特在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当局虽然恨他恨得牙痒痒，却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1960年夏，法国一些知识分子起草了一份宣言，抗议戴高乐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去阿尔及利亚，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萨特、波伏娃等121个人在宣言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121宣言。波伏娃支持反对法国殖民战争的秘密行动组织，并多次参加该组织的游行示威。 萨特还接连在《真理》、《现代》上发表谴责法国当局做法的评论文章，导致两本杂志先后被查封。这些事件让法国当局痛下决心要除掉萨特这个眼中钉。他们开始逐个对签名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指控。8月，波伏娃和萨特出访巴西，巴西人民十分欢迎他们，里约热内卢还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称号。而此时已经有几名签名者被捕。 法国当局趁波伏娃和萨特在国外访问无法归来，对让松进行了审判，萨特特地写了一份支持被告让松的证词交给朗兹曼，让他在法庭上朗读。法国当局又气又恼，他们指责萨特的行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是对法国政府的挑衅。与此同时，当局加紧了对“121宣言”签名者的迫害活动，宣称萨特等人将被监禁5年，不久，一些人就被捕了。当时，波伏娃与萨特还在里约热内卢，那里的报纸上也竟赫然写着：“萨特回到巴黎就会被捕。”在政府的组织与鼓动下，巴黎5000名退役老兵上街游行，他们高喊：“枪毙萨特！” 萨特并不惧怕被捕，但是朗兹曼考虑到国内的局势，劝说波伏娃和萨特暂时不要回巴黎。他俩同意了，离开巴西后，他们又来到了古巴，见到了卡斯特罗。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安全抵达巴黎。他们俩主动上门，坦然接受了当局的指控。不过，审讯的日期却一推再推，最后当局宣布取消指控。因为波伏娃和萨特在国际国内的声望实在太高了，法国政府害怕触犯众怒，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场官司很快不了了之。 明争结束了，暗斗更可怕。波伏娃和萨特因为继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和袭击，法国当局是铁了心地要致他俩于死地。1962年1月的一天，半夜两点，波伏娃和萨特的公寓被炸弹击中了，三天后，萨特母亲的公寓又被轰炸了。所幸这两次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波伏娃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小心，今晚你将炸成碎尸。”最后波伏娃只好搬家。 阿尔及利亚终于在1962年7月5日宣布独立。在戴高乐政府就是否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在法国进行全民公决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在7年前，当波伏娃提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她“反法”。这差异是多么大，过程又是多么艰难。波伏娃对这一天的到来感到欣喜不已：“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阿尔及利亚劳工们笑逐言开。”她的心里也舒了一口气。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拒绝诺贝尔奖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 1964年夏，瑞典皇家学院把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的自传——《词语》。这部小说是为了还债才写的。它在50年代就已完成，后来一直搁置，1961年，他开始重写自传，因为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他得写《词语》才能还上债。这部自传讲述了萨特的童年，但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书中将叙述、分析、议论糅合在了一起，看似随意，其实非常精巧奇特。出版后也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获诺贝尔奖是件喜事，但是萨特决定拒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一开始波伏娃劝说萨特接受这个奖，因为这样可以拿到一笔奖金，此时他们正缺钱花。对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项一事，众人有许多猜测，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认为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得诺贝尔奖，萨特嫉妒，于是拒绝诺贝尔奖。其实以前萨特只因一次实在缺钱而无奈接受过一个奖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拒绝。 早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们那个爱搞恶作剧的朋友佐洛想捉弄一下萨特。那时政府文化部开始了一项活动：把荣誉勋位勋章授予那些在抵抗运动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佐洛知道萨特拒绝官方授予的荣誉。佐洛暗中替萨特申请了荣誉勋位勋章。想像萨特在突然接到荣誉勋位勋章会是怎样尴尬，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结果萨特的一个在文化部的亲戚告诉了萨特，萨特惊呆了，马上给在文化部当副部长的朋友雷蒙·阿隆打电话，让他千万不要把这个奖颁给自己。雷蒙·阿隆主管这次颁奖，他很不高兴，觉得萨特不识抬举。不过他还是同意了萨特的请求。 萨特一直对荣誉名声都很不屑，尤其是官方的荣誉充满了一种等级制度和观念，令他十分厌恶，他不喜欢诺贝尔奖将作家分成了等级。波伏娃见萨特心意已决，便也不再劝说。 主持国际审判战犯法庭 通过促进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让许多人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感召力影响力刮目相看。1965年2月，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左翼组织邀请萨特去美国就越战发表讲话，萨特放弃了，他很明白，这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波伏娃则说：“我彻底讨厌美国人的干涉和对越南人民自决权利的蔑视。” 越战是二战结束后最惨烈的一场战争，直到1977年方才结束，时间长达12年。美越双方都死伤无数。1967年7月，罗素基金会秘书长舍恩曼前来拜访波伏娃，他向波伏娃介绍了伯特兰·罗素勋爵以及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代表的计划。他们将效仿纽伦堡审判，成立一个罗素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舍恩曼希望波伏娃与萨特成为罗素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成员。舍恩曼补充说他们不必全程参加，只要在最后审判时出席一下即可。但是波伏娃和萨特还是从始至终地参加了罗素法庭的全部活动。萨特还担任了这项活动的执行主席。全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罗素法庭第一次听证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针对美国是否犯了国际法所定义的侵略行为以及是否对纯民用目标进行轰炸展开了陈述和讨论，最后审判委员会投票一致控诉美国的侵略行为和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当萨特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会堂里的人们都激动不已，掌声雷动，甚至有人抱头痛哭。 1967年秋，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