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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什么是话语的以及什么是社会的两者之间，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开放了对电视使用和其他媒体使用，或更一般地说，对实践的研究。批判性研究者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上，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年来一系列在文化研究领域之外没有充分使用过的更为传统的概念架构，用这些概念架构去研究构成能动性以及给予实践以形式的复杂过程。
在我跨越学科界限进行研究时，我发现有几种理论建立了主体性的概念架构，在这些概念中，生成的社会性这种要素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比如巴特勒，试图克服种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同时又重视话语和权力的重要性。比如，玛格丽特·马勒尔（Margaret Mahler 1975）在《人类婴儿的心理学诞生》（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Human Infant）中，利用她在文献阅读中发现的材料，以及她自己对婴儿和早期儿童行为的观察，发现在早期照料关系中的持续照顾能使婴儿培养起持续的模式，借以表达婴儿自己的身体以及构成婴儿周围环境的客观事物。这种表达的内在世界与那种照料的持续模式一同生成，成为最初的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照料的社会关系能够独立地继承存在下去，但表达的能力却成为婴儿生命中社会性方面内容。马勒尔当然认识到这种持续性——照料的、表达的以及自我的持续性——并不是婴儿和早期儿童关系中惟一的可以明确定义的特征，但是考虑到在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把能动性与主体性本质化的倾向，对马勒尔来说，注意到这种持续性并不是既成的，早就存在着的，是至为关键的，相反，这种持续性应该被理解为生成的，是在儿童早期体验中社会性地建构发展的结果。
另外，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 1977，1965）作为研究早期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他在产临床实践再建构过程中发现，在婴儿生命的早期阶段，照料的持续性有助于形成一种对身体的意识，身体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膜，使成长的婴儿与其周围环境区分开来。温尼科特称这为“自我边界”（1965）。如果照看婴儿的人继续以期待婴儿的欲望或行动的方式作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讲的“智力使用”的情形：婴儿能够发展并维持身体统一性意识的第一个实践基础（1965）。温尼科特认为，在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认同以前，婴儿在头脑中能够重复使用这种智力，使生活照料者不在场的情况象征化为在场的情形。温尼科特认为，智力的这种使用与诸多其他概念的架构相关，如象征化符号化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称之为游戏；另外，智力使用与符号化能力还与他所谓的真我相关，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又与他所说的“创造性生活”和“儿童的生命”相关（1971）。儿童的自我意识和其创造性地投入文化生活的能力是在游戏中形成的。和马勒尔一样，温尼科特认为，看得见的行动和表演总是与思维与情感的内在过程相关的。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温尼科尔与马勒尔一样，强调的是这种符号化和游戏能力的社会建构性，而不是其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本质论根源。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社会性及其主体问题（5）
在这些论述中，儿童的早期实践被理解为生成于重复的过程中——照料的姿势和社会关系以及稍后与之伴随的语言的重复。但与我们在文化研究有关实践的论说中所发现的不同，马勒尔和温尼科特所说的看得见的实践的重复，必须是与一种内在性、一种对体验的内部思维相关的。不管这种体验是来自于话语、来自于社会性或同时来自于它们两者。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心灵、自我和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中，在阐明他的社会性概念架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自我以及自我反思的暂存结构问题。他反复指出，只有认识到社会生活以后，自我，尤其是自我反思性才是可能的。在《关于现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中，米德说：
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系统化秩序，在社会中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分化的活动……只有当在他扮演自己角色的同时扮演他人的角色时，社会才能进入到不同的个体中去。正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组织，不断地在某种组织起来的活动中扮演他人角色的个体，才能发现他自己在相互关联的行动中选择某种共同的东西，并且承担我所称的一般他人的角色（1932：82）。
对米德而言，自我是由具有表演性的“主我”和“宾我”构成的，宾我在他看来，是个人对其外部构造的认识——社会角色、各种社会中的种种社会位置、以及在日常生活、社会际遇中人们被类型化的不同方式。米德认为，人们一般最起码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主我和宾我。人们同时拥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位置，就是他所指的自我的社会性。他认为，社会性就是同时成为不同身份的能力。生成于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具有不保持同一性的独特性质；他说，它的生成取决于差别的同时存在。
因此，社会性既表达了一种意识，一种内部的对自己由客观社会现实所构造这一事实的反思，又表达了社会行动本身。在米德的框架中，实践既包含了表演即行动本身，也包含了这种内部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使人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实践目标。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和其自身，意识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同时也能意识到社会关系所强加的规范限制。个体能够作出判断、监测思维、进行体验和行动，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发生在与外部话语世界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在这种关系之外，或先于这种关系。而且，米德的社会性概念与温尼科特关于游戏和符号化的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他们二人那里，实践被理解为社会性地建构的，认同的形成区别于自我，而符号化行动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发生于两者之间的。
在所有的这些论述中，如果存在着某种前话语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某种没有完全成形的“主我”，这种主我游离于社会情境之外，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在其机体形成的起始阶段上所具有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特点。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人类躯体的自然因素，与尼采（Nietzscht；1968）、德勒兹（1983）和其他人所说的生命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也与在拉康的主体性概念中有突出表现的不好把握、但却总是存在着的欲望概念大同小异。另外，用我的方式讨论社会性，只是叙述实践故事的一部分内容。心理学家会首先指出，这种社会性总是会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脱节等关系的作用下而偏离讨论的中心。更加全面的讨论主体性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此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只是想承认，它们的存在和潜在的影响力，使我所描述的社会性概念更为有效。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结论
社会性是生成于实践之中的。它的独特特征——符号化、想象、反思性思维、内部意识——在话语概念架构中没有得到充分把握，甚至在那些声称集中讨论解读或文本诠释，或讨论实践的表演性的那些人那里，也是如此。尽管令人费解，但在文化研究关于主体性、能动性和实践的论述中，社会性概念只是得到了不明确的表达，或干脆就没有出现。分析人员似乎偏爱于假设人们的这种内在领域的存在，包括这种内在性与在话语和权力的标签之下所体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如果不能具体地说明这种社会性概念架构，关于权力和抵抗的论说将依然处于不必要的模糊之中，即使抵抗被理解为由权力生成的，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返回到巴特勒关于前话语“主我”的审慎的论述中去，分析人员如果愿意，就可以应用一系列事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架构，而避免重返本质论思维的危险。在话语概念本身的框架之内，有关社会性的思想——内部领域、思维、反思性等等——就可以用来说明实践的生成性方面的内容，在面对权力时，这些内容最起码向人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如果不是独立性的话。社会性生成于话语环境之中，但不能归结为这种环境。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收视文化的要素
电视收视者的社会体验并没有被社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充分地进行概念化或考察。与早期的社会学观点不同，文化研究事实上确实在其关于权力的论述中给予了电视收视以合法的地位，但它不能把电视收视理论化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形式，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文本作为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力的典范来加以研究，根据产生文本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来理解它们。但我认为，除非批判分析人员能够创造关于接收、使用的概念范畴，去考察电视的社会功能，强调观众的文本解读才可能是完整的，才不会遗漏电视使用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使用社会性这个概念架构，试图超越话语和文本的观念，系统地探索电视是如何被使用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不像文化研究已经做过的那样仅仅关注权力和抵抗的动力机制。我的策略是考察有关权力的思想，使这些思想具备经验基础，重新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电视的实践性使用。
电视使用的社会世界无疑是复杂的，其复杂性——生成于其中的思维上的差别，人们建立与他人关系的种种方式、电视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之间的相互适应的种种方式——当然可以作为权力效应来理解，但不应只作为权力效应来认识。我们用来分析和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语言，应该能够清晰精确地表明，除了权力和抵抗之外，它们还有什么内容。
总体上说，对电视使用进行概念化包括，重新建构电视收视者在日常生活中置身于媒体的实践方式。与表面现象相反，电视使用是一种多面性的活动，要比我们眼睛看到的复杂得多。评价它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意义，必须进行充分的再建构，把它当作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这也是我在其它地方也谈到的“收视文化”（1994）。
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得到准确的理解。首先，分析人员必须认识到电视是一种权力媒体，其权力通过各种符号同时发生作用，而且这种符号客观结构可以被经验地考察。我们有一系列的研究，有的属于文化研究，有的则不属于这个领域，把权力理解为电视的构成性特征，但这种研究必须与收视文化的分析相结合。然而，由于人们一般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分析上把握电视，所有媒体的权力不是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即使有时候他们会认识到电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再建构电视使用的最好方法，是不把重点直接地放在电视权力（或抵抗）问题上。第二种策略与这一思想相关。收视文化分析人员必须认识到电视的权力，但他们必须暂时搁置权力的概念架构，以便审视那些特殊的收视者，即以特殊方式处置其生活的收视者，如何具体地建构他们与电视的意义关系。一旦电视中的各种惯例化实践被重新建构了，权力的概念架构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之中，去考察电视及其符号体系如何在建构这种收视实践的社会性中发挥作用。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投身电视（1）
一般而言，人们必然从其他的生活领域走近电视，同样，人们也必然会关掉电视，使电视适应他们的生活。从投身电视，与其互动，到离开电视，使电视适应人们的生活，这一过程是一种基本的文化模式，人们在这样模式中使其与电视的体验具有意义。当一个人考虑收看电视时，这通常发生于某种特定的情境之中，并和该人的思想和体验有关。当人们置身于电视或选择些其他事情的时候，在不同的人们的心灵中会经历到不同的事物，而且他们会体验到一系列的事物。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情境的某些部分，连同人们在其中所具有的思想和体验，会规则性的重新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殊的情境，连同伴随着的思想和体验，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离开电视收视的点，让收视者从事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投身电视就如同投身其他活动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性内容。因为投身电视发生于构成日常生活偶然性的多种因素之中，因此它是富有意义的，与收视活动本身相当不同。而且，因为投身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仪式，它以反过来影响人们生活脉络的基本形式。最后，正是人们生活的这种脉络，包括电视使用发生的场所，极大地影响着收视意义本身。
要理解投身电视给人们带来的意义，分析人员必须从社会方面具体考虑，引起电视使用的情境脉络之中什么方面的内容参与其中了。由于人们通常不会全部围绕电视组织他们的生活，分析人员必须首先离开投身电视一步，然后再试图探究投身电视活动本身，获得人们在其他生活领域中做些什么的某些理解。他们工作吗？如果他们工作，他们轮的是什么班？他们轮班是变化的还是固定的？如果他们不被要求做轮班工作，他们还会保持正常工作时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是什么样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工作中做什么？他们在工作前后做什么？如果人们不为家庭之外的老板工作，他们如何支撑他们自己？如果说这对他们而言不是问题，那么分析人员就必须询问他们通常如何组织他们的生活。他们是自谋职业者吗？他们的每一天都忙于照料孩子和家庭责任？他们经常上学吗？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人士上，与人们的想法一致的是，在家外就业对于人们组织其日常生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也同样发现，家务、照料孩子的责任和学龄儿童的上学与放学等，是独立的因素，与就业情况一齐发生作用，构成了人们在家里的日常活动。工作、家庭和家务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人们是否有闲暇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相互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结构性脉络的组成部分，决定人们开始投身电视的活动。
一旦这种较为基本的情境脉络的结构被理解了，这种脉络本身的意义复杂性就必须加以说明。即使是在一个分析的宏观层次上，分析人员也不试图唯一地关注投身电视这种活动，因为在任何情境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投身于其他活动中，包括各种爱好、手艺、使用其他媒体、探访邻居、家人和朋友，以便使他们自己得到放松，享受生活。一旦掌握了人们的工作、家庭以及家务活动等情况，分析人员就可以进一步探询哪种情境一般能够提供机会让人们去收看电视或做其他任何事情。人们在上班以前、下班以后，上学以前、放学以后，晚饭以前、晚饭以后做些什么？在深夜，或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情境的客观决定因素，需要加以说明。在任何一种典型的情境中，确定投身电视给人们带来的意义，必须首先说明电视在这些其他活动中的地位。人们是否专门观看电视，观看电视是否是其他非媒体活动中的一种替代性活动，投身电视相对来说是否不那么频繁，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投身电视（2）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影响人们体验的电视权力必须成为这种分析的有效组成部分。电视首先是，而且根本上就是消费的对象。它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取决它的型号、样式以及特殊的形状，电视机可以作为消费者地位及其生活品质的标记。与朋友关系、家庭关系、爱好、手艺，甚至是家务活相比，投身电视，就如投身收音机一样，使人们面临消费话语，使他们被取向于市场，不管他们是否被说服去购买产品，或认同于推销图像。人们有多频繁地、多长时间投身电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说明消费话语如何扩大到人们的家中的私下的个人的领域中去。通过把投身电视置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作出的例常的选择之中，分析人员就能够考察在不同的人那里，电视如何不同地发挥作用，把它的消费话语扩大到人们的有意义的体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