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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电视使用存在于其他活动中这样一种认识之外，分析人员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就是考察收视者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过程中不同阶段上的思维和情感的性质；而且，除了这点之外，他们还必须能够评估，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当人们在观看电视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人们是否在任何情形下观看电视时都会感到疲劳、厌烦、焦虑、警觉、放松或其他的什么感觉？在相同情形下，当人们投身其他活动时他们是否有相同或相似的这些感觉？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人们如何决定去收看电视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投身电视或做其他活动时，他们的思维是如何的？我所访谈过的电视收视者经常展示或表达出他们在把他们自己取向于电视或其他活动时所从事的决策过程，从纯粹的习惯到高度的反思性决策都有。投身电视或其他活动是出于习惯、逃避性愉悦、期盼一种游戏性的互动参与、还是出于对自己的选择更为认真的参与？通过考察观看电视时所发生的思维自觉性，然后把这种思维自觉性与投身其他活动时产生的思维相比较，人们把电视带入其生活的那些更为具体的条件就可以在分析上再建构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对电视使用意义的认识，如果我们直接地把注意力放在收视上，或只是研究观看电视活动本身，这种认识就不会成为可能。考察人们观看电视和其他活动的具体的、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可以使我们获得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他们作为自我而行动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
由于观看电视并不是人们在工作、学校、照看孩子和家庭责任之外所从事的全部活动内容，分析人员同样需要通过比较人们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中所发生的不同思维自觉性状况，评估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停止活动。当问题涉及到人们带入到不同活动中的思维自觉性方面内容时，不同的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潜力，如果我们试图比较分析电视使用的意义的话，做某些表格或图表是适宜的。当我们讨论活动时，我发现确定一种参与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个人能否控制活动的节奏，人们能否从一个情境到另外一个情境整合他们的参与——就是说，如果这种活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及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思、洞察自己、洞察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的环境，是特别重要的。总而言之，参与、节奏、发展过程和洞察的可能性是任何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它们的考察能够使对实际活动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包括人们经常参与的电视收视活动。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电视互动
当投身电视成为一种活动，影响这种投身的真实生活的脉络并不会完全隐退到背景中去。但是，收视者的注意力倾向于集中在电视图像上。尽管许多电视节目具有明显的简单性，而且电视机出现在人们家里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收视文化事实上依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世界。要企图确定收视本身的意义，必须考虑许许多多的因素，包括节目的不同符号形式在构造收视文化中的思维与情感的性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种种方式，另外，主要取决于人们是单独，还是与他人一起收看电视，还需要考察这种收视关系的意义是如何被不同地构造起来的。
在讨论投身电视问题时，我曾指出，对分析人员而言，认识到电视所拥有的结构性作用是必要的。电视使人们面对消费的话语，并且具有重复性，这种重复性是参与其他活动，除了听收音机和购物本身之外，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我所讲的收视关系：分析人员必须能够确定这种特殊话语所具有的某种权力，它指导和组织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体验。但分析人员要做得比这更多。为了考虑当人们把电视机打开以后，电视如何发挥作用，分析人员很明显需要更多地关注收视关系。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说明构成节目的符号形式的复杂性，因为收视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对这些符号形式的思维自觉的参与来构造的。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话语符号
首先，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我们可称之为“诱导逻辑”的东西，它们表达了不同个体、群体和法人精英的市场营销策略。比如，广告商、政治家和直接的市场上的商人，他们的符号各有不同，从硬性推销到麦迪逊大道上的公司所作的更令人舒服的全国著名品牌的广告图像等等，不一而是；政治家讲究形象创造和文辞修饰；即将上映的电影或电视有宣传推广策略；家庭购物网最近又推出大量的似乎永无止息的商品促销活动，这些策略可能可以更理性化，这主要取决于传递购买决策正确性的语言作用，也可以是情感化的，这主要取决于感觉和视觉图像，它们能以微妙，有时认识不到的方式暗示你获得某种产品所能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从符号上说，这种策略的净效应能够使收视者持续地经历商品和图像推销这样的不同际遇。
需要考虑的还有叙事传统。一般而言，人们注意力中最重要的聚焦点是节目的风格、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因素是在表现社会行动真实性中最突出的特征。它们为人们一系列的诠释节目提供了符号基础，诠释的对象包括场景，故事和人物塑造，人们发现这些内容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值得批判的。在一个典型家庭内，由于同时能够接收差不多四十个频道，电视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趋于折衷性的叙事传统。在所有方面——场景、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传统或多或少地都有仪式性特征，这主要取决于对营销的考虑胜过对艺术的关心的程度有多高。叙事传统也是文本，常指在电影、以前的电视节目中的情节刻画和人物塑造。叙事传统中的符号体系所具有的可能性意义，被置入对社会生活的相当复杂的描述之中，人们的意义创造活动的参照点，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收视阶段内，可以轻易地从真实生活中转移到文本之中，再回到真实生活之中。诱导信息和叙事传统所指的却是有关社会生活的观念，当节目中的行动开始进行时，这种社会生活能够暂时地呈现出来。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表象符号
在使用表象符号这个术语时，我采用了苏珊娜·兰格尔（Suzanne Langer 1975）的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讨论图像如何唤起或表达意义，而同时又不能依赖叙事传统或诱导信息线性的或时间上的发展。
表象符号的一种形式是视觉图像的美学。创作人员的工作；包括对话脚本书写、演员的表情与表演、视觉图像留给人们的印象，如灯光、合成、摄影角度、色彩对比和编辑技术等等的效果——所有这些内容在收视者面前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表现出来。它与节目一齐为人们形成一系列的心灵与情感关系提供了客观基础。但这些心灵与情感关系并不必然地显示出人们在诱导符号和叙事传统符号的际遇中所发生的意义的一致性。从收视者的角度看，这种美学是通过空间而不是通过时间逻辑发生作用的。社会行动的展开并不是节目成为有意义所必需的。视觉图像发生作用时会沿着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968）所说的“休克效应”的线路进行：情感强烈的际遇刺激人们的想象力，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在瞬间把许多不同的意义层层叠加起来，这是思维与图像多维关系的表现。
表象符号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文化生活的刻画，这种刻画更多地是视觉的而非观念的。这包括节目中表示社会行动场景的图像；使收视者投入故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视觉图像；在不同风格的节目中重复的能为人识别的画面或动作，等等。比如，家庭内部的家具、装饰、布置和建筑风格等能使节目的场景获得中上阶层家庭的意味。同样，综合性地适用言谈举止风格、衣着、发型以及脸部特征，优秀的演员在电视上可以借此表达这类节目所具有的中上阶层的品味，传统的性别差异和人物的异性恋取向，等等。
通过把这类文化生活的刻画说成“表象”性的，我想说明的是节目的符号如何能够发挥作用，但同时却不要求收视者的注意力如同他们在诠释诱导信息和叙事传统的符号时那样集中。文化生活的每一种刻画，以及视觉图像造成的印象的确可以追溯到创作人员的意图那里去，包括节目的制片人和编剧的意图，但这些刻画和印象的总体模式并不一定是有意图的，然而这种模式却的确客观存在着，而且能够作为一种符号形式，被收视者经验到、感知到并影响其意义创造活动。这种表象符号模式接近于德勒兹（Deleuze and Parnet 1987）及其他学者所称的“集合”，即无意识地产生的文化生活的刻画模式，因此可以说生成于意图之外。对德勒兹和其他学者而言，这种模式发生于文化领域。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符号的商品形式
最后，存在着我所定义的符号的商品形式，这是节目市场逻辑的最直接的扩展形式。在电视商业中，网络执行人和节目安排人员最关心的是维持和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在此过程中，他们能够增加广告收入。毕竟是这种利润冲动才能使这些节目进入到百姓家里。但为了能使利润增加，这种经济利益必须转化为我们际遇到的节目的文化传播。在此过程中，独特的符号形式生成了，并且成为收视者意义创造过程中重要的内容。首先，会形成节目流，导致图像的持续性传播。第二，存在着片断式的节目结构，由15秒、30秒和60秒的电视广告组成，也由半小时，一小时或二小时的节目块构成，从而打断节目流。整体上看，节目流和节目片断产生了节目符号领域内的脱节现象，与话语符号、诱导信息和叙事传统不同的是，图像的运动与组合并不形成规范的持续性；而且，甚至与表象符号不同，这些运动和组合的逻辑可以动摇视觉图像本身的符号所刻画的那种文化一致性。第三，叙事传统在不同的节目中被反复重复，因此在不同的频道上可以每天播出（辛迪加节目）、每周播出（网络连续剧）和以季节为单位播出。结果使节目的符号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人为的性质，收视者能够把它与叙事传统对真实生活的描述本身区分开来。与节目流与节目片断一样，这种重要符号同样缘自市场逻辑，这意味着它并不必然地能够以规范的方式指导社会体验。当人们有意识地投入符号的这些商品形式中时，他们通过使自己摆脱电视声称要展现的真实世界，依靠他们的由于不断地面对电视和其他媒体而获得的实践知识而创造意义，这样的节目是人造的、被操纵和可以操纵的世界。
因此，电视节目是一种复杂的符号体系，它对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内具有不同的意义。的确，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它由各种不同的诱导信息和叙事传统构成。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话语成为各种收视关系的出发点。在不同的频道上，人们遇到不同的场景和人物塑造，并从不同角度诠释它们，对人们来说是普通的事情，这取决于电视所刻画的内容本身，也取决于它们带给人们的社会知识。总之，尽管这些话语代表着主流倾向，收视活动是一种在符号上极为复杂而且模糊的活动。但这些话语，即便已经十分复杂了，但并不是电视符号的全部。还有节目的表象性符号，其本身也是多层次的，也能成为人们建构一个丰富、复杂的想象性世界的出发点。同时还有一种符号的商品形式，它给节目带来一种人造的性质，并在符号领域中产生不连贯和脱节现象，这些内容分离于话语甚至是表象符号。每一种符号形式都可以被当作节目模式进行考察，而且能不同地但却同时地构造收视关系的复杂性。电视分析人员在试图考察电视收视的意义时，必须说明这种符号的复杂性。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收视关系
一旦我们理解了节目的符号复杂性，分析人员面临的困难是要考察收视者如何真正地置身电视并利用这种符号。我发现人们对图像的范围广泛的思维与情感关系的存在事实上是可能的。收视可以发生在单独或群体情境之中。在单独收视情境中，人们可以，也可能不会有意识地参与节目的全部或任何一种符号形式。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可以把电视当作一种客体来对待，把它当作他们做其他事情时的背景音乐或某种陪衬来使用。或者，他们会断断续续地关注电视上正演着什么，只注意节目中最令人兴奋的场景，然后迅速地投身到其他与电视无关的活动中去。人们可以收看电视上的节目，但他们可能不是真正地进行深入思考，也不会过多地关注他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内容。他们只是看看屏幕上事物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可能集中在表象符号上，并以种种方式创造与视觉图像相关的意义——某些与正在收看的刻画相关，某些则不。他们可以用这样方式来收视一个节目中的精彩部分内容，选择性的退出，然后再重新返回到屏幕上发展着的视觉图像和行动。这种收视活动中没有一种可以被认为是注意力集中的收视活动。人们也可以更为关注参与叙事传统的某种具体细节，他们可能对情节、行动的场景或剧中人物感兴趣。他们可以充分关注于这些内容是如何整合的；或者，他们会连续关注场景的变化，关注角色的行为，并且关心为什么事情会以剧情的方式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为一贯地关注节目的话语。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人们会如此地投入到故事、行动或角色中去，以致于节目的刻画对他们来说似乎是真的，让他们感觉到它们就在那儿，就在他们的周围，构成正在发生着的事物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会很集中，把他们正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与过去曾经在电视或电影上看到的内容联系起来，甚至与同那些发生在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有时这会导致他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并因此而感受更多，并更多地理解其自身和他们的世界。当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即人们不会简单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物，即使当他们以一种注意力集中的方式收看节目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注意电视上的内容。有时他们只是认识到节目的不合理性并且在内心里记录下来，而有的时候，如果某种他们感觉强烈的事物是荒谬的，他们就会在语言和行为上作出反应，更为明确地表达他们对这种刻画的所保持的距离。
收视活动同样也能在群体情境中发生，并存在我们在单独收视情境中所发现的所有收视关系。只是它们的发生更为复杂，因为在这种情境中，人们之间的互动是电视使用中的一个持久性特征。在极端情况下，每一个人同电视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收视意义的发现，就要求分析单独的每个人同电视的符号形成的意识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叙事传统与他们的注意力投入关系最密切，尽管他们可能发现表象符号，甚至是节目的重复对他们来说更有意思。在另外一种极端情况下，人们之间的互动与他们对节目的注意力被高度整合起来，收视就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活动，人们就可以玩一种被某位收视者贴切的命名的“电视游戏”。这种情况起始于人们习惯于收看他们所偏爱的节目，或他们喜欢规律性地收看的节目。节目成为他们注意力的中心，不同的收视者可以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引发其他人的评论并开始讨论。因此，围绕某种具体场景或角色的行动——通常包括叙事传统和“真实世界”——的谈论（有的是十分批判性的）能够形成一致的意义。但绝大多数时间内群体收视意义的性质，处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聚集在同一房间内收看电视，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或是由于其他思想而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或不断地参与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他们对电视内容的注意力就不那么集中。另外，人们可能为了看某个特别节目而聚集在一起，但结果是节目并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类情况下，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主要取决于人们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他们各自的情绪和他们决定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有时候，在交谈间歇期，或当他们想从社会互动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人们可以把节目及其表象符号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就电视或其他事物发表零星的评论；另外，有的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