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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时候，人们可以把节目及其表象符号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就电视或其他事物发表零星的评论；另外，有的人可能会离开收看电视的房间开始其他活动，然而又再次回来重新关注电视上的内容，期望节目的内容大有改变，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清楚地发现，理解电视收视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复杂的一项任务。同样，具体说明电视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构成电视收视者同节目的心灵与情感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任务。人们在收看电视时其注意力是不断变化的，但分析人员必须能够确定，是电视还是收视者本身应该对这种注意力的维持负责。一般而言，人们注意力出现的重大变化必须在与我已讨论的不同符号形式的关系中来认识，而话语符号并不是人们收视体验意义的惟一决定因素。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抽身电视及其使之适应日常生活
在人们投身电视及其与节目的互动之外，还存在着在使用电视这种媒体过程中他怎么想、怎么体验以及怎么做的问题。首先，必须考虑收视的行为效应。分析人员需要说明我们在际遇电视以后那些看起来微小和无意义的行为改变方面。人物及名人的刻画如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这些刻画如何改变人们行动的意义？这种行为和行为改变的世界并不能被轻易地加以考察，因为它们有时太过私人性了，太封闭了，讨论的问题是人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所以分析人员很难揭示这样的问题。另外，由电视驱动的行为世界能够轻而易举地逐渐转变为想象，事物的真实现实会变得具有想象性，而区分这两个领域有时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当人们不再收看电视时就电视上看到的内容所进行的交谈，是可以较为容易地把握的。交谈有时也使人们重新诠释他们的所见所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谈可能会改变人们收看电视的方式——不仅仅单指他们收看什么，更重要的是，也指他们认为可信的或值得批判的东西。因此，分析人员必须能够确定人们是否有规律地与同一人就他们在电视上所看见的内容进行交谈。他们交谈的是同一个节目吗？对他们来说有规律地讨论他们所喜欢的节目或剧中人物很重要吗？哪种故事线索或剧中人物的行动一般能引起他们的评论，引发最为热烈的交谈？“批判性交谈”由什么构成？如果关于电视的交谈并不规律性地发生，但它还是会发生，只是它更多地是随机的，也不那么经常发生，那么，这种交谈包括些什么？它只限于人们喜欢的节目，仅限于一些特别的节目，如体育赛事、颁奖节目、政治争论、微型连续剧等节目的评论吗？或是上述两种交谈的混合？这些提问标志着了解人们关于电视的交谈之意义的起点。
电视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考虑和处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某种特殊的剧中人物在处理虚构的情境时，如婚姻家庭问题、工作压力、与上司的关系、酗酒、滥用毒品等等问题的方式，能够影响电视收视者在处理他们生活中的类似问题时的方法吗？如果的确这样的话，具体而言，电视的刻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够产生共鸣吗？同样，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对“真实生活”的描述，能够成为他们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相同或相似问题时的明确指导，让他们知道不应该做什么吗？
抽身电视并使之适应日常生活还包括态度和观点的形成问题，这种态度和观点生成于电视使用，人们将其带入头脑之中，并在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会加以运用。人们当然会思考他们的世界，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关系，他们进行接触的人与场所，包括他们在电视及其他媒体上看到的事物。他们针对不同的事物形成态度和观点。在电视问题上，分析人员必须考察在收看电视以后，收视者的思维是如何变化的，他们以前思考的内容是如何得到支持的。当收视者接受某种特殊的表象时，如城市中心警察或刑事律师，当他们认为这些特殊的表象是合理的，这一点能否直接影响他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城市中心警察和刑事律师的方式吗？只关注人们在收看电视时所作的某种具体诠释，然后从中推知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比方说，他们关于城市中心警察或刑事律师的知识，是有问题的。摆脱这种考察策略，意味着分析人员必须直接处理这样的问题，即在收视他们喜欢的节目或当下流行的节目主题以后，人们的某种具体的诠释，甚至是那种更为稳定的一贯的诠释模式，如何适应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问题。人们所诠释的某一部分内容在实际行为中会有意义，而另一些就仅仅是空想而已。但如果态度和观点的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暗示，我们就会假设，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领域，在这里，人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内容会呈现另一种更为扩散的自由流动的意义形式，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直接贮藏在他们的前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或人们与电视的际遇能够唤起人们已经贮藏起来的“电视知识”，并运用这种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进一步阐释与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和电视际遇相关的那些意义的话，被贮藏的那些观念就会浮现起来。具备了对节目符号形式的了解，以及对人们收视习惯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偏爱的节目和剧中人物，分析人员就能够确定最能与特殊的人们产生共鸣的刻画种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建构这些更为扩散的、自由流动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
第三部分：电视使用的再概念化结论
电视使用包括了意义创造的复杂过程，它以不同方式在心灵和情感方面进行构造，涉及我提到的三种组成要素——投身电视、与节目图像本身的互动和抽身电视并使之适应日常生活三个方面。理解电视如何置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必须在其复杂性的所有维度上分析性地重新建构电视使用。在考虑投身电视问题上，分析人员需要首先了解个人的责任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并且创造投身电视的机会。一般而言，这些责任包括工作、学校、照看儿童和家务。分析人员必须了解情境背景，这种情境背景一般会成为电视使用的出发点。这包括考察人们在这种情境中的体验，他们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时的思维自觉性程度，活动本身和意识潜能。在分析第二种组成要素，即电视互动时，分析人员应该知道节目的内容比话语丰富得多。符号的表象性和商品形式与话语符号一起发挥作用，为人们不断地进出不同的收视关系运动提供客观基础。分析人员必须了解这些收视关系是什么，什么能够区分人们的不同进出关系的运动，电视何时以什么方式构造这些收视关系的意义。另外，分析人员还必须区分收视关系的权力和人们的认同与自我在赋予其收视活动以意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最后，在第三种组成要素，即抽身电视及其使之与日常生活相适应方面，分析人员要了解电视图像是如何置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他们应该重新建构关于收看电视的行动，以便更好地理解人们赋予电视的情感的复杂性。他们不仅应该了解人们在收看电视之后在什么方面做得不同了，也应该了解他们的这种变化，如果说这种变化与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并无很大不同的话，在看电视之后是如何得到巩固的。另外，分析人员必须理解人们关于电视的讨论，不管他们是否发现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否有助于处理个人的问题。同时要理解人们收看电视之后所形成的关于“真实世界”的观念，以及受电视使用刺激所形成的人们的种种白日梦和幻想。
我把这种发展于人们日常电视使用过程中的意义的复杂性称为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在讨论这种社会性的时候，分析人员通过确定电视权力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来说明电视权力，对分析人员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它可以作为消费对象、诱导话语、叙事传统、视觉符号、节目流、片断或节目结构和人造图像的重复等方式发生作用。电视正是以所有的这些方式才可能形成收视文化和社会性。当然，话语是强有力的，但是对收视文化社会性的理解所包含的内容，却远远超过对权力和抵抗的说明。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社会关系与电视权力
理解电视使用的社会性，要求分析人员提供某种系统的方法，以探索人们投身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而这些活动构成了他们在家中每天、每周、每月的惯例化的休闲与娱乐活动。我对电视使用的经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要重新建构在相互联系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电视的社会体验，这些不同阶段的体验构成了我所谓的收视文化，使这种研究能够尽可能地接近人们所投身的生活。电视使用的阶段有：（1）投身电视，（2）与电视图像的互动，（3）抽身电视并使之适应日常生活。十年之后的现在，这种方法似乎依然是理解电视给人们所带来的意义的重要方法。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看待电视收视问题，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审视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对媒体权力的作用方面所作的许多判断。本章试图即解释为什么必须在这样的情形中看待电视的影响力，而且还要真正地考察其中的某几种影响。在对几个主要的方法论问题经过先期讨论之后，我将致力于经验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只考察电视使用的最初阶段，即投身电视，然后详细讨论在我研究中形成的几个重要模式。在讨论投身电视之前，本章中有两个部分先期讨论我对经验研究的把握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在这一部分，即“社会关系与电视权力”中，我认为，对电视权力效应的理论概括而言，对电视使用的经验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在第二部分，即“对作为社会体验的电视的说明”中，我解释了我的总体把握，包括如何看待电视文化，以及〖HT5H〗仪式和注意力的性质 在理解投身电视活动中的重要性问题。
在本章的第三部分，即“投身电视的模式”中，我提出了我对电视文化考察的结果，这一结果形成于我与职业群体一同收看电视（参与性观察），和对我在访谈中获得的职业群体收视体验的再建构。必须再次说明的是，这种考察仅限于收视文化的第一阶段的内容——投身电视。正是在这个部分里，我详细讨论了人们如何把电视带入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把电视融入生活所带来的意义，特别是权力效应问题。
本章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即“权力关系和同时收视的社会性”部分，进一步阐述了第三部分讨论的群体，我所访谈的这一群体以一种特殊的方法——被证明为一种重要的方法——收看电视，这种方法也是我所讲的“收视并同时从事其他活动”，或简称“同时收视”的方法。这个群体十分重要，因此我试图更详尽地研究其收视习惯的性质与意义，因为它们与电视的权力效应相关。在本部分也是本章的结论处，我分析了同时收看电视者在工作之余的功能性电视使用问题。
建立了话语概念架构以后，文化研究试图理解电视如何指导和组织人们的社会体验。他们认为，对娱乐和愉悦的欲望常常能把人们带入电视世界，但电视的话语权力，从长远上看是最突出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在其日常生活中思维与行动的规范准则。电视的话语权力包含于电视图像的全部语言之中，它有时能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发挥作用并指导实践活动。
尽管这种方式极具洞察力，但在日常电视使用问题上，电视话语权力（及其抵抗）的观念依然是抽象的，与人们收视电视时的实际行为内容还有一步之遥。结果，话语概念架构不能充分地把握电视使用的社会复杂性。
考察电视使用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承认电视的话语权（或许可以对其客观结构进行详细、先期的分析），随后必须把这类观念搁置起来，把人们的电视使用作为构成其日常生活的例常的放松和娱乐活动的一部分，重新进行建构。用这种方法，分析的注意力可以集中于讨论电视如何影响这些惯例活动，而同时又不忽视这些例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社会学意义。
在进行我的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时，从一开始，我的意图就是要说明作为电视使用一部分内容的社会关系。事实上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承认（即使他们并不集中讨论）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动能极大地影响电视权力，在某种情况下能使权力放大，而在其他情况下则能使之发生转向，并使之受到限制。在我与电视收视者的访谈过程，人们一开始并且不断地重复提到其他人——家庭成员、同住者及其朋友——这些人都是与收视者一同分享闲暇时光的人。当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家庭生活这一社会事实在所有人那里却是不变的常数。其中重要的要素包括：访谈对象是与人同住还是独处；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一般是单独收看电视还是与人一同收看；当他们谈论电视或电视机开着时，他们交谈的类型；他们的爱好，包括俱乐部、所属俱乐部、所属阶层、团队体育活动以及他们经常参加的小组聚会，等等。正如我预期的那样，许多人的个人体验事实上是社会性的，而且我感到，把握其全部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将极大地影响对他们的电视使用的分析，特别是事关电视权力问题的时候。
我不仅考察了常常影响家庭生活的社会互动和群体生活，而且同样关注个人的思想和体验，这种体验既来自在于个体与他人的共处情境，也来自于他们的单处情境。人们内在的思想与体验，并不比人们与他人相互之间的所作所为少一些社会性。人们在世界中与大量客观事物，如与电视和与其他人的所发生的难以忘怀的际遇，都是社会地构造的，而不必具有外部的表达，如通过语言或者行动。换言之，他们的思想、体验和行动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电视使用一般被构造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使用电视的人具有一定的分离性与独特性，这是就客观事物，如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而言的。但在此同时，人们又是与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保持联系的，正是这种同时存在的分离和联系，人们的电视使用才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也由于这一点，构成社会生活的任何一种活动中才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
讨论电视使用的社会性，就是承认人们投身于媒体时所具有的内部思维过程，与传统上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外在指标在为人们的体验提供文化形式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当我们面对像电视这样的以私下的方式发生作用的技术问题时，情况就尤其如此。一般而言，正是这种内在的思维过程，这种情感体验的内部世界，在关于收视文化的学术探讨中被忽略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从这个研究一开始的时候，就试图保证我能考察这个内部世界，并在我对人们与电视关系的分析中为其保留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本章中，我对人们在其投身电视过程中所具有的思维性过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作为社会体验的电视的说明
在投身电视过程中，人们为媒体所具有的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们进入他们家庭，成为他们创造、生活并维持的社会世界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最初的电视研究中，事实上似乎每个收看电视的人都能意识到他们投身于媒体的规律性（或非规律性）。因此我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电视收视者真的可以对把电视有规律地带入其生活进行再建构。人们投身电视的这种一般性，成为我重新构造人们与电视关系的出发点。
当问题涉及到职业成员的时候，电视使用社会性的重构很明显必须扎根于电视收视者生活的特殊性中。一般地，白天工作的上班族投身电视的第一种机会是在工作之后，在这期间他们完成了进入家庭生活的转变。严格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这段时间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去看电视或从事其他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他们在闲暇时所作的，包括各种放松和娱乐活动。工作世界对职业成员来说具有种种不同的意义，但一个共同的意义是，工作代表了家庭生活的一个对照，而家庭生活又反过来影响工作生活。不管人们在家庭做什么，我们有把握说家庭生活总是会被上班下班所打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开始与我访谈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