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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般化的批评同时也是人们收看其他节目的方式。例如一位女士说她是《王朝》的经常收视者，但是几年过去了，片中人物的不断增长的不合理性，他们之间那种互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故事线索的不可信最终让她放弃了收看这个节目。
我放弃收看这部片子，因为他们（剧中人物）从真实渐渐变为干瘪和令人生厌。原本一个有自己事业、友善、敏感、有爱心的人渐渐变成了一个讨厌鬼。“他现在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垃圾筒里。他不再是人，他不再友好，也不再关心人。他也不会再哭（他指的是剧中的一个刻板的男人），从另一方面讲他必须强壮同时又很像慈父般。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人。
另一位收视者长期以来一直是《诺特的着陆》迷，但剧中的不合理使他突然变得现实起来。他说：《诺特的着陆》具有所有肥皂剧的全部糟粕。其中的人物本身就不合理，他们所做的事我们常人都不会去做。他进一步将《诺特的着陆》和《王朝》做了比较。他说当这个剧目刚上映时他是和妻子一同看的，但不久他们就对它感到厌烦了。
他们（创作人员）的确把该片设计的很令人激动和有趣。他们的主题……就是使该片表现一种逃避，但我转而对吉思（Jeez）说：“如果我拥有一家大石油公司的话，我不会那样生活，我也不会以那种方法来经营这家公司。”真正的生意人不会像这些人那样蠢笨，简直是白痴。因此，当我看过后说：“的确，我想从电视中有所收获，当我看电视时我也想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但我要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对我来说是卡通世界。”《王朝》就给了我们一个卡通世界。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概括（2）
当他们从对合理性的质疑中进行概括的时候，观众的批评是建立在叙事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但却和我前面讨论过的更为基本的批判性收视发生的情况不同，他们的意义创制活动摆脱了对节目具体刻画的关注。人们仍是在叙事传统的话语中寻找着意义；但是，由于他们形成了一种他们认为故事应该或能够如何的一般批判模式，这就意味着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刻画上的批判相比，他们对节目话语的心灵与情感的投入，更有距离感。尽管如此，一个重要的而且对于这两种批判性收视关系都有效的假定就是，节目制作者的意图（这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应以一种现实的手法来刻画社会生活，从而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传播过程中吸引观众。站在观众的立场上，这种情况可以在表象层面、“真实”层面或在两个层面上都能够发生。
这两种批判性收视活动通常同时发生，并且也会和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纠缠在一起。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人们独立收看电视或与他人一同收看时，情况都是如此，但它更表现为一种与他人一同收视的特征。
据我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引出他们对合理性问题的一些质疑和评论，而这在单独收视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典型的，由一个收视者对于在屏幕上出现的某一具体的场景或行为所作出的评论，将会引起在场的其他收视者的进一步评说。这种互动起先集中于对合理性的质疑，而后它就有可能跳出这一点进一步讨论所看电视的情节发展，比较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或比较不同节目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等等。这种交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我前面提到的那种一般化概括。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性收视关系的思维自觉性投入，就会让位于一种脉络取向的收视实践，在这种收视实践中人们相互交换他们先前参与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和批判式收视关系中的所得所见。这样，当他们把刚看到的和储存在头脑中的大量电视及电影图像联系起来时，他们的这种收视活动就更呈现出了明显的文本间比较的特点。但以我的观察，当人们一同收视时，他们要等到插播商业广告休息时才会充分地展开这种讨论，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收看电视，而不是讨论电视。
有时，我在研究中发现，在一致性批判及其人们在这些批判之间所作的联系中，会形成一种收视者贴切地概括为“电视游戏”的情形。在这种游戏中，收视者还会相互竞争，看谁能在观看时首先发现不合理的地方。这种批评的声音往往成为人们在收视过程中形成一致性观点的基础。毫无疑问，因为这种游戏重点就是要找出那些不合理的东西，所以也就往往成了人们的一种乐趣的来源。但同时，这种乐趣是从对电视节目的游戏中得来的，这种游戏也有助于他们不断再生一种意识，表明他们没有被不真实的电视节目所哄骗。
不论人们是否在批判性的电视收视中进行这种游戏，由于他们在电视节目中找不到足够合理性，这的确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寻找合理节目的欲望，从而也使之成为让他们继续收看的基础，在我和一位女士座谈时，她对电视持续投入的标准的转移是很明显的，她说：
隔一会我们就收看一些很难说清好坏的东西……那是《花边》（Lace）吗？……不，不，它是《米斯特拉尔的女儿》。我们看它是因为它是有关一个艺术家的。太不幸了，我们居然会喜欢这样的电视。
这种情感在我访谈的其他人们中也会产生共鸣，在他们当中，一位收视者就描述了为什么不合理的节目反而能让人们乐于观看：
我喜欢看那些荒唐可笑的电视节目……也喜欢看这样的电视；其中的事情因为本来就是荒唐的反而会不再有其他做作的成份，而和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戏剧并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肥皂剧不同。这就是我为何过去经常收看（白天）肥皂剧的原因——我过去经常取笑他们。它们很适于观看，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可笑太荒唐了。我不能想像人们会真正地认为这样的事情也会真的发生过。我也无法设想那些创造这种节目的人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些东西。但那不关我们的事，我说的是制造了这种节目的人——同是又使人们收看这种东西的人。如果他们诚实地试图告诉我哪些节目是精彩的，哪些节目是荒唐的，我就不会收看；但往往当他们写下某个作品时，他们看到人们好像在笑，于是他们就继续写道“这是我在生命中最白痴的一部作品”，我反而会去看。《王朝》、《达拉斯》、《猎鹰羽》（Fal Crest）及其他的晚间肥皂剧……我喜欢嘲笑这类事物。直到他们知道它是一种可笑的东西为止。如果他们试图告诉我它是严肃的，那么，坐着收看这种人们强迫你相信的东西将是一种侮辱。
通过质疑节目的合理性以及对这种合理性的质疑进行概括，电视收视者能够与叙事传统所刻画的现实保持距离。这一点反过来也使他们自己同叙事传统中传播的话语的意义和权力保持距离。为了获得这种与呈现给他们的社会现实之间在心灵和情感上的距离，我与之交谈的一些收视者经常用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体验，或他们自己的关于真实生活的概念，作为判断节目的合理性的标准。然而，事情对于人们并非就这么简单。如我前面所提及的，我也考察了在作出这种合理性判断时标准的一种转移——从真实生活的参照点向电视或电影参照点转移。很多在参照点方面呈现出这种转变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参照点，在他们对节目作出任何一种判断的过程中，实际已经发生变化了。另外，收视者首先会搜索节目的不合理性，他们会从电视所展现的现实出发尽力发现这种不合理性，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叙事传统中意义的发展过程应该构成他们持续关注电视的基础。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1）
以我看来，第三种批判式收视活动是最复杂的，我称之为程式识别。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视收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试图找出合理的节目，并参与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这种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所见所闻的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判断，其中包括我说过的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的质疑，以及对人们所发现的更普遍的不合理性模式的批判。
然而，在我访谈过并与之一起看过电视的某些人中产生了另外一种批评。他们在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时，经常运用诸如“程式”、“可预测性”之类的术语；他们有时会认定一个并非是某个特定节目创造者的“他们”，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他们”的利益更为广泛地影响了节目。或者他们会用“事物”这一词来指称电视的内容，不是用来详细地描述他们在电视中看到或听到的具体内容，而是用来指称在不同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内容。通过这些方法，人们形成了一种比先前提到的在作出其他种类的批判时典型被使用的语言，更抽象并具包容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使用，不仅在他们自己头脑中，而且也在与别人的交谈中，构成了一种看待电视节目不合理性的独特的方法。这一点在许多访谈陈述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一位收视者说，他过去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收看《60分钟》这个节目，但现在“节目太相似了”，一个接一个都是相同的东西。几乎同样的，一位收视者说出的下面这段话也代表了其他收视者的心声：“大多数时候，当你还有一英里远时，基本上你就能知道将有何事会发生了，因为它太容易预言了。”接下来的仍然是其他收视者关于在收视文化中对程式认识的评论样本：
大多数节目是围绕程式制造出来的，我们很清楚，不久，当我们对程式很熟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产生厌倦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表演型节目的原因，因为你不会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
在电视里有些被操纵的东西，但我对此并无厌恶的意思，像搞笑的把戏。如果有些有趣的事情，他们告诉你，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以别的方式你根本就认识不到这种可笑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可令人笑的。我不喜欢被人以这种方法侮辱。在节目中几乎没有智慧可言，或者几乎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还有些戏剧中合理的成份少得可怜，程式像是一直在盯着你的脸。
大多数电视剧都太程式僵化了。我曾看过几次《艾尔斯威尔大街》及《山街警察》之类的东西，它就像是那种你能预料到的戏剧，一个情节发生之后，接下来的四个情节……是完全能被料知的。
我看过《西蒙和西蒙》和《玛格那姆》，它们如果没有那些演员的话，它们简直就是太普通的节目了。如果他们换两个别的人扮演西蒙和西蒙，或者把汤姆·塞尔莱科（Tom Selleck）从《玛格那姆》中撤走，它就只是一种程式性节目了，还是让我们收看《神探亨特》并先个吃三明治吧。
如果你看看许多节目，就会发现所有的都是一个东西，特别是那些警察类节目。他们只不过把别的片子换成了《休斯顿的晚上》（Houston Nights）而已。我只看看电视指南中的广告就想，又是一种《迈阿密的罪恶》，而《迈阿密的罪恶》又是另一部《山街警察》。其中充斥的只不过是大量的噪音和枪杀……。它只不过是同一种东西的重复而已。其中的情节没有改变，噪音的水平也没有改变。他们都是可以预言的——你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现在演的东西都是些垃圾。我不再看一般的电视——电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其中都是些荒唐的可预言的东西。看着《干杯》我就能在演员说话之前告诉你他们想说什么。电视太无聊了，我已对它失去兴趣。
我们一眨不眨地看着它（《花边》这一短剧）。它是那样的可以预见。我的意思是……它太不恰当了。没有能长那么个小点点（笑声）……它是可预见的，刻板的，并且是程式化的。我们都知道将会有某种致命的缺陷，像暴躁的脾气之类的，我们也会知道她会和一个对她不好的男人堕入爱河。这就是程式。
总的说来，在我已经讨论的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和两种批判性的收视活动中，收视者都假设，故事和对话、视觉形象的展示或创作人员在创作电视节目时所采取的其他方式，都是传达意义的。至于这种意义是否出于自觉的目的，和它的确得以传递的事实相比，就已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观众是把节目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表现的，当他们认识到程式时，观众实际上就能认识到由作家、演员、导演、编剧等人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是如何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的，因此，流行的节目也就是有利可图的节目。换言之，他们认为在组织节目时，对商业效益的关注所导致的结果是缺乏合理性的。一些认识到了程式的人比其它人更明确地把合理性的缺乏与作为商品而进行的节目制作联系起来。有时，他们的语言传达了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商业化的电视经常远离对于现实性、真实性、审美甚至政治的关注，为了维持扩大的市场份额而在大量的节目中呈现一种可预知性。对于观众而言，说电视的大多节目都是“无聊的娱乐项目”，这些节目“没有价值”因为“它们都太有预知性了”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一位收视者就指出她不再“有耐心观看日常电视了”，因为“电视节目毫无新义”，都“荒唐的并可被预知的”并且目标都是“低水准的”。另一观众简洁地陈述了他对于程式化节目与商业网络电视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我发现大多数电视上的东西都缺乏创造……它仅有的目的就是出售产品——它是一个能使商界通过它卖掉产品的资本集中的媒体。那些节目本身完全不是为了娱乐而制作，而首先是出售产品的工具，当然了，它们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吸引人，以便于人们都来收看。最终，相对于游说观众收看广告片而言，他们不再关注内容以及内容或节目的价值。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2）
我偶尔会看一些网络节目……＇但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毒品贩子——低目标，可预见，所以我不会花费两三个小时收看电视上播放的电影的。其倾向就是播放时别出乱子；即使是一个有关社会问题的节目，它们也总是趋向于回避评述。
像这样的观点在其他收视者的头脑中也有。例如一位妇女就认为，“大多数电视节目太小心谨慎了，因为它们是在出卖自己的产品，它们不愿意冒被遗弃的风险。但如果他们真敢冒险，那会给我更多刺激，而我也会因之而对节目感兴趣得多。”另一位收视者评论说，他在70到80年代的网络电视中看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电视连续剧并不想名垂青史——如果你不喜欢可以马上关掉。因此在电视剧系列中，你就不会投入太多的思考和关注。它只是一种可以随手处置的商品而已。”这种电视的生产和分配的商业要求在过去的至少10年中已侵蚀了节目的质量，这一观点也成为贯穿其他收视者的一个主题。一位收视者这样清楚地陈述道：
在最近10年中，我对电视的收看急剧下降……那是因为……我憎恶市场化运作的泛滥。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事，正如在孩子们喜欢的《夜行猫》（Night Rider）、《堕落男孩》（Fall Guy）这些动作片中描写的都是这样的事。它们说的太匪夷所思了，以至于孩子们根本无法看到一个好的剧中人物。他们也看不到故事和其中的问题——情节都被处理掉了，问题也都已被一一解决了。他们看到的是转来转去的大货车，是正在燃烧的房屋。这的确很有趣，但问题是整个市场上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整个电视产业中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尽管这样，人们需要这样的节目，这种节目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我讨厌这些种动不动就花大钱的作法。用这些钱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实际上，很多收视者认为，讨论收视活动细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喜爱的节目，相对于糟糕节目的好节目等等——如果不首先把注意力引向整体节目的程式性质的话。
当收视者对某种具体刻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或当他们形成了一种对合理性更为普遍的批判时，那么不论从心灵还是情感上讲他们都真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