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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视者对某种具体刻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或当他们形成了一种对合理性更为普遍的批判时，那么不论从心灵还是情感上讲他们都真正地使自己与那种通过叙事传统传递的意义保持距离。然而，当他们认识到了程式，他们就会对电视社会现实的刻画的合理性或是不合理性进行思考。并且他们是通过把节目符号化为一种商品形式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程式、可预见性，等等。在这种收视关系中，无论电视对现实的展现被认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电视节目都意味着比叙事传统套路本身所传达的内容更多。收视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接受节目所刻画的现实，通过在交谈中对它们进行批判，通过把节目与其自身的真实经历相比较，或将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报纸或杂志中描绘的事实作比较这种狭小的范围内来创造意义了。当观众认识到了程式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节目所描绘的现实中摆脱出来，而代之以另外一种参照点，那就是：商品化——一种重要的干预节目制作并能拥有或携带意义的过程。
这种识别程式的思维自觉的特征，包括对文本的摆脱，被一位自称是“终生电视收视者”的女士很好地再建构了起来。她是这样说的：
自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收看电视，电视节目中始终都存在一种程式。在程式中，英雄是不会被杀死的，因为下个星期他还得出来。某些事情必须根据这种程式来解决，而且，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因此他们自己设定了问题，之后人们把问题给解决了，节目也就完了。这种节目没有深度。节目老是在原班角色解决老一套的问题中落下帷幕。你能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你能认识到这种程式，你能看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也就不会再去投入了。
有趣的是，这种对程式的认识并没有使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产生“抵制”或“对立”的情况，至少没有像文化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明显地出现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与之交谈的收视者在谈论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电视节目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说明一种观点。有时，可能更多地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收视者自身深层持有的一些东西，即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能够进入到人们对合理性的批判中去，不管是对具体刻画的批判，还是一般化的批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批判性收视活动就真正的和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说的与人们的自我统一性作用相联系的抵制性或对立性的解读策略有些相似了。一位妇女道出了她对于《迈阿密的罪恶》的女性主义的批评，这个节目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经常观看的：
《迈阿密的罪恶》使我很不安。克罗凯特（Crockett）和托布斯（Tubbs）每一集都换一个性感的女孩。我认为这一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人们为何收看它的原因……一遍遍地观看性爱镜头。但我不相信他们和本周的一个姑娘打的火热的时候还会在乎上周那一个。我对这一点感到愤恨。
同样的，另一位收视者利用他的工人阶级的背景对在“考思比秀”以及《家庭纽带》中有关家庭生活的描述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考思比秀”和《家庭纽带》中的家庭都很富裕。但对我来说，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医生还有个律师……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这对我而言都显得不真实。我没有成为他们那样子的奢望。
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批判被另一个人以稍微有些不同的方法表达了出来，在论及《我的孩子们》这部他最喜欢的肥皂剧时他说：“你永远不会过上那种日子，但我想每个美国人都想拥有一些那样的东西。但既然你永远不可能拥有它，自然当你收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它对你只是一种幻想。”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3）
通过比较，人们在认识程式时，开始卷入一种明显不同的文化实践形式。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他们毫无疑问已摆脱了文本，并且以这种方式偏离了叙事传统套路中那种为人所偏好的意义。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会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他们自身的话语——与统治性话语发生抵制和对立，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把文本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展现，而再去“解读”它了。在这种思维自觉地参与电视的特定时刻，对于人们来说，对阶级、性别、种族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刻画的方式，和其它时候相比，都已是次要的了。他们感到不再需要利用他们的阶级、性别、种族（或其他的）身份来评价或评估他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内容了。这种自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收视文化之外被建构。他们利用他们先前的对于电视的投入，符号化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参照体，去面对他们所际遇的话语，即节目的商品形式。
对程式的识别是从收视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实践知识。毕竟人们是在收视文化中反复遇到商业化节目及其标准化的商品形式的。在其他领域，如看电影、阅读杂志和报纸，或听收音机、磁带、CD唱片时，人们也会遇到标准化的表象，这对于他们形成有关商品化意义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对于那些在高中或大学校园中年纪更大些的收视者更有可能参与亚文化的年轻人来说，情况更是这样。这些亚文化通过节目收听活动以及对音乐的一致性评论来维持自己。把“最好的40首”音乐看作高度商品化的东西，这样的认识经常会使听众脱离主流品味，而转向容易让人接受的少商业气息的音乐的起点。电视仍然是大多数人——包括年轻人——一生中主要的大众媒体，我们因此可以推论，人们对商品化的认识的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对这种媒体的重复性参与。
作为实践知识的一种形式，这种对程式的认识并非以收视者从其他社会位置带到电视中的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这种自我身份是指诸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等。事实上，这种与程式识别相伴随的知识和洞察似乎跨越了这种社会位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这种特定的收视关系具有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文化参照点的潜力，在这些人的生活中，他们不断地际遇到客体、观念，特别是经常际遇到被贴上商品化标签的各种图像。我已讨论过的这三种批判性的收视活动在收视文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说明，实际上电视收视者有多种方法，能够并且的确可以与电视的话语权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从最大程度上讲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一个细节的刻画会被批评；如果能够形成普遍的批评，它们也只会在更广阔的收视关系的运动和流动中占据很短一段时间；并且，即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他们所观看的东西是程式化的，这种脱离节目的时刻也仅仅是短暂的，人们随后会再次投入到节目中来，开始相互交谈，或找一些别的什么事来做。然而，这样的时刻是被一次次一天天地重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了每一种批判性收视活动的独特的社会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特征，这不仅是收视文化的特征，而且是人们所具有的反思性行动能力的特征。在短暂的拒绝及其随后的接受电视所推荐的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安排之间有一种不间断的连续。这一点在人们对合理性质疑的一般化概括或对程式识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种批判建立在对不合理性模式的界定基础之上。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的批判性收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程度和他们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思维自觉性程度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对节目的批判，客观上讲，不像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那样，能受到叙事传统的发展的支持。但这种情况还由于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和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相比，批判性收视活动并不总是需要一个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解读策略。因为正如我说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然而，跟随某个故事的发展就不是暂时的了。因此人们从来没有把批判性收视活动的连续性真正地转化为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正是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特征。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识别程式（4）
总体而言，我发现，人们一般是在我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和批判性收视关系之间前后摇摆的。除了电视提供的所有规则以外（根据人物和故事的刻画以及内在的话语），它同时也为人们展现了一系列社会行动的不同部分。各部分之间在规范上并不总是连贯的，也并不形成一致的话语整体。商业广告时段以及网络促销的活动，在任何节目中都能够干扰叙事传统的发展，并且在节目中它们是齐头并进的，而节目本身也经常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改变其规范的基础。而且，电视节目的重组性，加上电视节目是被设计用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要求这一事实，意味着被认为是合理的东西可以时常不断地、迅速地得到转换。像节目流和节目片断的作用一样，这些因素也能使人们从一种或另一种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转到一种或另一种以批判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去，然后从头再来一遍。所有这些特点，在人们找到了合理性节目开始收看时，当他们最终全身心投入到了其所收视的节目上时，上述特征都会出现。即使如此，当人们期望他们的收视活动是连贯的一致的，他们的思维也会在参与和批判性地保持距离之间前后往返重复。
在批判性收视时刻，以及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较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阶段，人们能够诠释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他们思维集中在他们所创造的意义上。当他们收看他们偏爱的节目以及其他的“高质量”节目时，或当他们更加深切地投入于节目中时，人们就会维持其对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意义创造活动比其他时候发展得更加充分，展现了更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我在前面谈到过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即把人们所具有的对节目的思维自觉的投入集中在叙事手法上，并以一种看似自然的方式，把电视话语权的作用扩展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然而与此同时，收视者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和批判性收视之间的往返重复，会削弱这种集中化倾向。在外人看来，思维自觉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那些必须在不同的时间段落上建构意义的收视者的角度上看，却是一种多变的不确定的过程。他们的思维自觉性是可以发生转化的。比如说，从对刻画的现实的参与，转化为对这种现实保持距离，转化为对刻画行动的疏离，然后再一次参与，但这时的参与是在表象层次上的参与；或从对刻画现实的表象层次的参与，转化为保持距离，然后再重新返回对刻画现实的参与；或是，从对某一场景和互动的现实参与，转化为对场景中互动的批判；然后，在重新返回注意故事线索的发展和场景描述的参与之前，转化为对节目模式的一般化批判。我还可以继续列举这样的事实，或许还可以提一下人们在追随并且理解叙事传统时经常发生的脱节现象。但即使我这样做了，我也不可能把握人们收视电视时其思维自觉性的所有复杂情况。在我建构的时候，同样，在旁人替我建构的时候，电视收视这一平常的方式太复杂，太不可预测了，因此不能仅仅以意义创造活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来加以理解，也不能用人们的思维自觉性集中于电视的叙事传统这样一个较为笼统的观念来理解。的确，这些都发生在收视文化中，但不是在收视文化中所发生的全部内容。与这种现象同时起作用的，与集中化倾向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离心的倾向——人们在不同收视方式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往返重复、脱节等现象，这些现象并不能总是使电视收视“总计”起来，从而对人们而言具有某种统一的意义。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1）
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的任何与收视关系相关的东西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基础上，即当人们收视电视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跟随他们所选节目所展开的社会行动的发展进程。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说明的是人们能够思维自觉地投入于叙事传统话语的内部，而批判性收视活动说明，收视者有时能够与这些话语保持距离，甚至摆脱这些话语。即使在人们取向电视时，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所收视的节目，是否独自收看或与他人一起收看，和谁一起收看，收视时感到放松还是疲劳——但整体上来说，电视的叙事传统所刻画的社会行动的发展进程，是人们对节目的思维自觉参与的中心焦点。当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占据主导地位时，情况是这样。而且，当电视游戏中的批判性收视更为频繁的时候，即当他们试图发现不合理的节目时，或者，当他们以不同方式不断地来回于叙事收视和批判性收视之间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但人们在收看电视时，他们的头脑中并不总是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即跟随社会行动的发展进程。他们可能不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于置于叙事传统的逻辑上，而是相反，他们经常把注意力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即电视毕竟只是一系列的图像，因此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的投入同样可以发生在这个层次上。这种收视可以说是对节目的社会生活刻画的持续关注这种收视方式的一种补充。我把这种替代性电视收视定义为“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活动。
图像收视最起码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个是电视本身的客观结构特征，另一个是规律性的电视收视者培养起来的心理倾向。客观上讲，电视的商品形式，尤其是节目的持续流和片断式结构，能够互相配合，并与叙事传统共同发生作用，从而为收视者产生一种事实上永无止境的对社会生活的连续刻画。这种事情在所有频道上都能发生。如果考虑一下人们能够收看到的所有节目，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些连续的刻画，在规范上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它也并不必然地能够合计起来，形成这种或那种话语的惟一一致的表象。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节目在同时一般都要满足不同的观众而推向市场，任何一个具体的节目，在场景、故事、人物方面，是否能够在不同的观众那里取得最好的反响，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应该牢记的还有，这种策略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像有线和电视网络公司，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不断改变节目的播出阵容。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一个特定的频道上，规范上没有联系的对社会行动的刻画经常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播出，而在不同的频道上，这些节目是同时并存的。另外的一个事实是，节目可以被视为视觉图像的运动，这些视觉图像在意义上不同于叙事传统所携带的意义。因此，客观地说，电视向收视者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他们在社会行动的刻画之间，在视觉图像的不同时刻之间自由地行动，同样也让他们往返重复于节目的不同层次之间——所有的这一切可以在超过40个频道之间发生。
在事物的“主观”方面，电视收视者都是批判性收视的行家里手。毕竟，他们已经收看了多年电视了。他们对电视上的所见所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并形成对叙事传统的一般化批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识别节目的程式性方面的内容。事实上，人们在识别程式时所发生的对节目的思维自觉的脱离，比其他任何与电视相关的事物，都要更多有助于形成图像收视活动。由于他们能反复地完全摆脱叙事传统，而且由于他们在不同的节目中这么做，人们对电视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能使收视者在取向电视时，在头脑中形成这样的认识，即节目并不总是要求他们全神贯注——起码是在他们试图跟随叙事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把握其电视使用，即任何一种特殊的图像（电视毕竟只是图像流而已），任何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的刻画——不管这种刻画是场景的、场面的、故事线索的、人物的、人物互动的，或其他任何东西——在商业意义上都与其他任何东西并无两样。从这种观念中可以得出的是，任何一种特殊的图像、刻画，甚至是节目，在他们的头脑中都是可以互换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与对程式的识别非常类似，它们都使人们的思维活动具有理所当然的性质，这种理所当然的性质是针对叙事传统而言的。
由于这两种因素——一种客观的，一种主观的——的作用，结果，在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