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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性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向前运动。相反，他们往复于社会行动的不同脉络之间；往复于不同的社会行动刻画与图像流之间；往复于他们所收视的节目和他们所从事的其他活动之间，如阅读、写信和与人交谈，等等。当他们在家，电视机开着的时候，这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况。当然，他们有时的确能够在收看电视或从事其他活动中直线式向前运动，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是持续性使用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实践的角度上说，这些人已经作出一种选择，不把工作和家庭生活混为一谈，而且决定在家的时候，不全神贯注于任何单一的事物。因此，他们摆脱了意义创造活动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强置于其电视使用社会性之上的种种限制。非常有趣的是，人们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如“非生产效率式的时间利用”，对所参与活动的持续性关注的不足，其意义创造活动中一致性的缺乏——在所有这一切中，人们似乎已经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人们把电视的图像世界当作其家庭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我并不认为持续性使用中生产效率、一致性或发展过程的缺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实践的统一形式。相反，我企图证明这种多维的非整合性质的有效性，并且否认我们需要一种高层次的规范原则去解释这种非连续性。从这一视角上看，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体现了自我形成和文化实践的后现代模式。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1）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描绘了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情景，这种情景是我在电视收视者的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本书的主题（中心论点）是，这种普遍的电视使用方式在文化研究中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那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最初的关于持续性电视使用的描述是我所分析的整个收视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识别电视节目的程式性、同时收视活动、转换频道以及图像游戏等——这种实践大部分都不在分析的框架之内，而这种分析框架，指导着当今对电视使用的种种论述。通过回到我最初对文化研究的局限性认称那儿，我开始这个结论部分的内容。
我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它们集中在大众传媒的规范建构和认同/抵制上），既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这些普遍、复杂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实践，也没有解释它们，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充分地理解电视使用的社会学意义。我的研究表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要比话语和自我身份重要得多，不管它们的作用有多么复杂。
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引申。我前面对分离性使用的讨论说明，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电视使用方式中，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如此重要的电视的规范化权力得到了突出的展现。同时，这种规范化权力以文化研究所没有预见、也不能把握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即使在其解释力的中心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被触及。
在分离性使用中，人们把自己构造成为具有生产效率的个体，在此过程中，他们同时把自己构造在美国的个人主义话语框架之中。在收看他们偏爱的节目或收看某些特殊的节目时，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将剧中人物发生的事情，以及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社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联结起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新闻以及各种非虚构的节目所刻画的真实的人们及其事件。
当他们收看电视并接触其他媒体的时候，他们会认同这些图像世界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和事件；这些人参与图像世界的方式，是我所指称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方式。通过这种叙事化认同，他们使自己置身于统治性话语所偏爱的意义之中，并使他们自己置身于美国社会的宏观脉络之中。人们也会批判他们的所见、所闻和所读，因此也会与他们惯例地收看到的剧中人物以及故事和事件发生分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人们能够“抵抗”或“反对”为他们展现的东西。这种抵抗通常可以归结为“自我身份”，这种自我身份被带入诠释过程本身之中，它以阶级、种族、性别等等为基础。我的研究表现了一种不同的诠释。人们对他们在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认同上，要比对它们的批判多，因为在电视（以及其他媒体上的，如报纸、杂志、神秘故事或爱情小说上的）存在着不断重复的统治性话语。当然，在所有这些媒体上有多样化的话语在发生作用，但可以说这些同样的话语会被规律性重复，特别是在商业电视中会被重复。而商业电视，我的研究发现，是人们收看得最多的。能使人们抵抗或反对统治性话语的分化现象的情况略有不同。我并没有发现那种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认同或分化的一致性，这种东西是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在人们收视电视时会发生的现象。必须承认，我并不想只是考察这种诠释活动。当我在访谈中询问人们偏爱的节目和剧中人物，询问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并没有强调去探索统治性或抵抗性的解读，从而排斥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性投入的其他方面的内容。我的兴趣在于超越权力和抵抗的诠释动力机制，这使我并不过多地强调电视使用的这方面内容。但是，我仍然发现，人们在惯例性地参与电视或其他媒体的叙事传统时所作的诠释，特别是在收视电视时所作的诠释，真是太多了、太有变化性了、太短暂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太过肤浅了，以致于很难说展现了人们自我身份的一致性——不管是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其他任何的自我身份。
我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简单事实，是人们能够建立连续性，而不是对规范权力作出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争执。当分离性使用者收看电视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同或批判展现的内容，但不管是认同还是批判，他们进入了一个连续地判断、监测和评价事物的过程之中。当电视的分离性使用者阅读神秘故事、爱情小说、传记小说、非小说书籍以及杂志上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当他们从事爱好活动、家居小工程、家庭集体外出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时，相似的注意力集中的判断、监测和评价过程也会发生。因此，这种思维自觉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我在非指导性和持续性电视使用中也有发现。即使人们的思维自觉性常常以使他们置身于，或对立于统治性话语的文本诠释的形式出现，我的观点依然是，这些行动将持续发生，内在于表达自我能动性的能力之中。
这种连续性，以及自我的能力，或能动性，当然可以采用诠释行动这种形式，不管这种诠释行动发生在权力的内部，还是与这种权力相对立；但这种连续性以及这种能力并不是特殊的诠释行动的同义词，或是诠释行动本身的同义词。这种自我的社会性不是话语；它不是自我身份；它不是一种特殊的诠释。在发展心理学理论中，它是这样的一种连续性，即甚至在自我统一性形成之前，在人们学会去解释他们在事物体系中的地位之前，它就首先定义了一种自我的意识。这种社会性是行动的能力，包括诠释的及认同的行动。我想，在文化研究那里，这种社会性或者被忽略了，或者被认为太传统了而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它。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2）
在分离性使用中，这种自我的连续性来源于长期的收看节目，或阅读书籍以及与家人共度时光。这种连续性建立在它自身基础之上，并随时间的推移，它能创造一种一致性和稳定性，这种一致性和稳定性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的有效组成部分。
以分离性方式使用电视的人把自己视为具有生产效率的人。他们在工作上的生产效率——根据其满足要求、完成任务、接受新任务等情况——可以在增加工资、增建房子、折价购进新房子、买车、家庭休假、大学学费以及购买任何一种商品等方面得到“回报”。人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而获得回报，如在工作上得到更大的信任和职权，在工友和同事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或一种更有利的退休金一揽子计划。总之，生产效率意味着更大的权力，而有生产效率的个体是有权利的个体。
具备生产效率的欲望——因此也是有权力的欲望——来自于工作世界，也成为人们在自由时间里如何看待自己的有效组成部分。展现在电视使用和其他媒体使用，以及人们对其他活动的参与中的连续性的发展性质，在分离性电视使用是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因为人们决心把他们自己视为具有生产效率性的个体。他们在实践中指导和组织他们的活动，以便从中“得到些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从事业余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从不会离开工作世界太远。他们在工作上的生产效率能够，并且需要暂时地被某种东西所替代，但分离性使用者知道，工作世界是一个他们将要重返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他们总是对他们如何使用业余时间小心谨慎，工作世界也是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离开的世界。
对分离性电视使用者而言，生产效率的个人主义话语影响了人们构成自我以及他们在宏观社会中发现自己的位置的方式。正如福柯（1986，1985）在讨论古希腊时期自我的形成时所说的那样，把自己构造成为生产效率性的人，对分离性使用者来说，是与美国文化的话语规则分不开的，这种文化首先规定了生产效率的含义以及个体的含义。福柯所说的自我统一性是一种十分个人的以及私有的东西，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在分离性使用者那里，人们自我感觉的统一性，同时又是在宏观社会中发现自己的位置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自由和保守的美国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把衰落的后果归因于大众文化。电视使用，最起码在分离性使用者中，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一种非常具有指导性的自我，上述的批判家们把这样的自我视为大众文化之外的一种选择。同时，我认为电视使用者的抵抗形象——对生产效率性个人主义的抵抗——十足地寓于工作和闲暇时间的规范和阶级文化之中。
最后，我讨论在文化研究中不能轻易界定，也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的那些人的收视实践问题：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以及持续性使用和非指导性使用的一般模式。正如我在本书的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所表达的那样。从总体上说，这些实践表明了生成于收视文化之中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呈现我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之中，或更宽泛地说，在分离性使用中所发现的那种思维自觉性的指导和组织形式。当然，即使以这种方式规律性地使用电视的人，在其他时间上也会以更为关注的、规范上一致的方式参与电视、其他媒体以及其他活动。他们常常形成一种分离性的自我意识，他们能体验到通过叙事传统发挥作用的话语的规范化权力；他们甚至能够，更多地在非指导性使用中，认同生产效率性个人主义的话语。
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尚有一些不能那么明确界定的收视者与电视际遇的实践领域。在这种领域中，节目的话语和人们在其他生活领域中建立起来的自我身份，都不能向他们提供那种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已经被证明是以一种较为分离性的方式使用电视的生产效率性个体的标签。
与我在分离性使用中发现的情况不同，也就是说与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理解的权力和抵抗的动力机制不同，在这种收视实践中，人们常常利用电视促成的自我能力，而不是前期的自我身份，使他们自己摆脱节目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即使他们不认同于各种话语，或不认同于种种社会建构的自我使命，他们依然能够在其文化世界的时空中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但由于这些社会主张来源于重复地与图像世界的际遇，并且这种图像世界从话语统一性上来说是碎片化的，这种主张并不总是一致或整合的。事实上，在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中，特别是在持续性使用中，人们并不必然地在他们的行动中努力保持连贯性或一致性，最起码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即他们在电视使用或文化实践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问题上，与现代性的理解不同，并由于这个原因，在什么是人性的本质问题上，与现代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由于缺乏一致性、整合性，或传统意义上的方向性，人们与节目之间的稍纵即逝、不断变化，而且貌似琐碎的关系，这种能以相似方式影响其对其他活动的参与的关系，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在人们面对工作、家庭和家庭责任，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之间不断转换时开始慢慢拥有。比如，当人们认识到节目的程式性质，这种社会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洞察力，使我们更多地理解收视文化中法人权力和大众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并且理解它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生作用。另外，我发现这种知识和洞察力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不能被归结在话语、文本、自我身份或权力和抵抗的诠释动力机制的标签之下。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3）
这种社会性的脱离方式——对程式的识别，复杂的、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关系，持续性使用和非指导性使用的一般模式——体现了一种生成的文化形式，它能使人们避免被置于电视话语权力的阴影之下。它们同样也体现出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被越来越多地被贴上标签，即商品、观念以及种种图像的企业生产——并不仅仅是电视图像。与传统的、地方的，或明确地按照阶级、种族、性别或其他社会类别划分的文化中发生的情况不同，在企业控制的文化中，大众市场或许是最有权力的，而且有时候能成为品味的最终仲裁者。这意味着，在商品、观念和图像的企业生产、分配、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对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规范和价值的某种中立现象。而且，由于大众传媒统治了企业控制文化的主要传播形式，观念，甚至是商品的流通，越来越以图像为基础了。
从商人的角度看，市场并不是由构成市场的那些人的规范和价值来定义的，而是由销售、收入并最终由来自于消费行为的利润来定义的。当然，能在市场上传播的事物和图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与政治斗争和文化压力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受国家的管理。有影响力的公司拥有权力，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必须经常因霸权利益和满足它们的话语要求而竞争。即使如此，大众市场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所，在这里，有许多事物的刻画和图像在传播着，无论是个性、剧中人物、故事、场景、事件，还是商品的图像，等等。而且，由于这种图像或刻画一般指称某种可以识别的社会现实，或可以识别的社会现实的某个方面，这些图像或刻画的大规模传播成倍地扩大了规范戒律或原则的效果，而这些规范戒律或原则，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生活于这种图像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大地令人振奋的——甚至具有解放作用——体现了我在概论中讨论的大众媒体的民主化趋势。这种媒体图像世界向人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看见听见并且读到新事物，购买新东西；这些事物并不一定是他们寓于其中的其他文化世界的部分内容，因此，也并不那么深深地着床于在这些其他文化世界中发现的规范戒律之中。在约翰·休伊特（1989）的眼中，这种图像的大众传播，由于它对任何特殊的规范和价值的中立立场，是现在社会日益明显的碎片化和分化状况的构成要素之一。他认为，由于它的作用，社会中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存在的，以社会为基础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可以轻易得到认同的与社会相关的规范和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这种企业生产和分配的图像世界的繁殖，不仅应该为增长的碎片化和社会重要性意义下降的现象负责。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真正创造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关于主体间性的意义、自我和自我身份的形成等倍受推崇的假设不再适用了，人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生活在一种并不总是，或仅仅是以规范为基础的文化之中。
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形成的现代性困境的另一个循环。相反，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状况。图像世界的繁殖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