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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形成的现代性困境的另一个循环。相反，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状况。图像世界的繁殖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是一种分裂性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在这种时空中，正如我在前面无数次地说过的那样，并不会发生连续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什么，人们不会再建构一种事物的发展的顺序，而统一的体验也不再是既定的了。它同样在社会层次上产生欲望流、欲望爆发和欲望障碍，这些现象类似于心理分析中无意识过程的个体体验。结果，建立自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有问题，正如稳定的一致的自我——及其不同的自我身份——形成为以规范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的参照点的情况一样。由于无意识过程的社会领域是由企业生产的，自我和文化的形成——不管我们把它们想像为整合的非整合的——就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庆祝的理由。有些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试图通过确定自我身份的形成和独特的文化实践的方法，探讨这种后现代状况，比如，福柯（1986）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三卷中讨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所际遇的自我形象作出判断的能力问题。这种反思性为摆脱主体性的话语建构提供了途径。德勒兹（1983）概括了“恶化”问题和从秩序话语中逃离的“飞行线路”问题——作为一种说明在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新事物的方式。罗萨尔多（Rosaldo 1989）使用“边缘”概念架构说明主体如何创造和应对话语权力，而且强调了其过程性，因此也强调了其可变性。安扎尔朵（Anzaldua 1987）使用“混血儿”概念，说明在不同的话语决定之间的移动和转变观念，以解释自我身份形成的一种灵活过程，这种理论认识并证明了同时性和文化差异。巴特勒（1990，1995）认为，话语的重复导致权力作用的不稳定性、脱节和距离，为权力侵犯的形成提供了空间。韦尔曼（Wellman；1993）提到洛杉矶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开始创造一种新的混合型的自我身份，这是由于他们的邻近边缘的脱节造成的。
与这些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一样，我试图探讨来源于企业文化的图像世界中的社会预演和实践知识问题。我对收视文化的考察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在能识别节目程式、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和持续性使用中，人们形成了一种对被认为是规范上适合他们的叙事传统的中立态度。他们总是对寓于节目话语中的规范参照点保持距离，同样也对他们的自我身份保持距离。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社会性是一种脱离的社会性，我在收视文化中考察了这种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越来越成为人们在以图像为基础的文化中生活的特征。所谓脱离，就是置身于在图像中刻画的社会行动的逻辑之外，但并不置身于图像自身的逻辑之外。就是说，人们在思维自觉性上可以把自己置于“他人”的视角之外，这种“他人”对他们具有反射性反应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他们依然能够审视图像中刻画的社会行动中的人或剧中人物，并保持一定距离地观察他们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把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扮演悬置起来，他们就不会把他人视为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者，而是把他们视为图像。这种以图像为基础的社会性因此就可以超越对图像世界本身的参与，扩大到任何一个人们经常从中相互际遇的环境中。只有这样，他们的关系是通过图像的投射，而不是通过扮演传统意义上的以互动为基础的自我身份而被建构起来。人们把他人视为他们所投射的图像，反过来，他们也希望被他人视为他们自己的一种图像。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就成为了图像客体，对其自身而言也是图像客体。正如T·J·克拉克（T。 J。 Clark； 1984）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某种被分离看待的东西”。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电视政治学的再认识（4）
结果，人们不必再建构一个“宾我”作为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一种关于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角色期待，即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思维的角色期待的知识，也不再是必需的了，因为现在，人们是根据他们所投射的图像而进入彼此的关系之中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性更多地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因为不必为了使关系具有意义而展现主体间性。
这并不是说在后现代状况下，那些传统的阅读、收听、收视、购物以及互动就不会出现或不再重要了；正如我在前面对分离性使用中展现的那样，它们依然存在并且十分重要。这也不是说，在人们面对试图使用自我、意义和文化等传统标签，以一种规范一致的方式构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有严重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然而，社会性的脱离形式也存在着。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企业控制的图像世界的横行及其日益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脱离的社会性或许还在上升。
所有这一切使我稍稍地偏离了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活动和持续性使用的社会性，现在我想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试图建立某种联系。当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收视实践采取一种批判的视角，他们就能够认识到，电视确实拥有权力，使他们的意义创造活动发生分离，并破坏任何他们试图建立的整合一致性。他们也能够明白，电视如何阻碍他们与宏观社会建立意义上一致的联系，如何从一开始就阻碍他们形成整合一致的自我理解的形式。而且，用以图像为基础的方式使用电视的人表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要远远多于只是收看电视。如果说人们就电视发表的这些陈述，不如那些其他的许多批判性陈述更具强烈的情感和急迫性的话，那么，他们的确带有情绪地作出这种陈述了，而且反复多次地这么陈述。人们在生活中要求的比收看电视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做点什么，去改变事情，而且他们承认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确承认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去收看电视。但是，即使电视总是开着，电视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会参与各种活动，包括重要的家庭仪式和家庭生活。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人们依然能对电视的以及非电视的世界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时候是批判性思想——即使难以划清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事实上，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企业文化中占据着相对无权的地位。但他们同样认识到，从实践意义上说，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要求他们继续生活在企业文化之中，而不是在这种文化之外。
最后说一下有关权力和政治学问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电视、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权力，已经成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问题。有关权力的一个问题，是要质询大众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特别是大众文化在促进或阻挠公共生活的民主作用方面的影响。文化政治学的理论概括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出现，随后又受到这个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批评家提出的理论的影响。有关权力的第二个问题，建立在受葛兰西影响的文化政治学理论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文化研究理论，也是对在文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出现的对话语的接受及竞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经验考察的基础。在这种理论中，问题并不是“文化”对“政治”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尽管这种作用依然值得关注），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文化领域本身的内部，精英权力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生。这种理论假设，权力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最世俗的领域之中，并且，与法兰克福学派和保守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文化批评家的观点不同，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在企业文化的图像世界中发生的诠释动力如何能够维持一种对立性的政治，而不必超越文化领域，通过集体的公开的行动形成一种明确的竞争策略。
在我的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试图把他们日常的对媒体图像的参与，同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的参与联结起来。同样，以自我身份为基础的文化领域自身内部的权力竞争——对立性诠释——也并不始终如一地得到展现。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权力和政治问题并不重要。它们是重要的，十分重要；但由于缺乏公开的文化参与的政治形式，我所考察的脱离的社会性——特别是对程式的识别、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和持续性收视——值到我们把它视为政治作进一步的思考。毕竟，在我的论述中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收视实践并不是权力的再生产。它们与出现在话语和自我身份之间的自我形成的微妙过程相关，而在话语和自我身份的界限之外，这种收视实践依然是收视文化的长久的社会形式。我认为这种社会性十分重要，因为它促使电视或其他媒体的批判研究人员认真地对待思维自觉性问题。人们对企业控制的图像世界，包括对企业控制的当代政治生活的电视世界的参与，这种参与本身就是社会地建构的，而人们的思维自觉性就在这种参与的社会建构性中得到展现和维持。如果思维自觉性能被认真地加以对待，那么，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更有希望和更有解释力的方式提出有关政治的问题。
我在结束本书的写作时，电视一直开着，我不断地在弹劾听证会和轰炸巴格达的画面之间做频道冲浪运动。识别节目程式和脱离节目，并审视“美国人民”激烈的质疑的能力，在这一刻是批判的政治的资源吗？它们是我们在面对并挑战这个奇怪并且危险的后现代政治生活的不连贯和无序的时空时，我们能够依靠的资源吗？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致谢
值得我感谢的对我的著作有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向我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批判之作。在电视问题上，斯坦利阐述了普通人的知识和见解如何，更为重要地，为什么与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理论不同，但却同样有效。在学术上我欠已故的埃德·斯旺森（Ed Swanson）很多，不仅因为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使我的社会学“分枝”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他向我证明了在致力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过程中，同样可以醉心于复杂的、理论性的问题。埃德·斯旺森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从而使我对文化观念的考察成为可能。同样地，戴维·韦尔曼（David Wellman）的学术贡献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纠正了我试图对电视使用进行定量研究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引导我理解人们意义确立的过程，并解释当人们面对由他人建构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如何以微妙的方式维系他们的整合、尊严和体面。我同样感谢他对我的不断的支持和鼓励，在我努力完成本书的过程中使我能够专注最重要的问题。他的作品为我的写作树立了榜样，使我明白，清晰明了地表达观念不见得会损害思想的深度和文体的优雅。
我在阿姆赫斯特时的朋友和同事玛格丽特·塞鲁洛（Margaret Cerullo）对我的帮助，使本书的写作大为方便。我对她在编辑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有段时间我厌透了书稿），更为重要的是，我很幸运能分享她关于什么是批判社会学的思想。玛格丽特为我拓展了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后结构主义，使我能够以一种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探索理论、政治和现实领域之间的关系。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总是就电视及一般大众传媒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提出严峻的、政治取向的问题。在我做论文研究的早期，正是他的影响才使我致力于批判的文化研究。我要感谢他把我带入伯克利的研究生圈子，并向我提供教书的机会以维系在那儿的几年生活。当我还在圣巴巴拉读研究生时，迪克·福莱克斯（Dick Flakes）就以种种方式帮助我，他还和托德一起帮助我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敏感性，用以思考电视。我同样要感谢吉姆·布莱克威尔（Jim Blackwell）对我的支持，正是他帮助我发现了社会学，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第一个使我相信我有能力完成我的社会学研究生学业。
我要感谢鲍勃·邓恩（Bob Dunn）多年来对我的友谊。这些年来鲍勃的学术支持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正是在与他的交谈中，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才能最初闪现并得到批判，最终得以充分的表达。肯·塔克尔（Ken Tucker）同样使我获益匪浅，他总是就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事情提出具有洞察力的问题，促使我重新思考、修改我的观点。我还要感谢克雷格·赖纳曼（Craig Reinarman）的支持，他愿意与我分享他关于电视政治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关于电视的表象世界，以及电视收视中的文化矛盾方面的见解。我要真诚地感谢保罗·洛佩斯（Paul Lopes）、乔伦·菲希尔凯勒（Joellen Fisherkeller）和里克·范塔西亚（Rick Fantasia），他们鼓励了我，并使我意识到我的研究项目的社会学意义。他们总是乐于赔上他们的时间，提供支持，对我的作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感谢丹尼尔·贝塞特（Danielle Bessett），她仔细、详尽地搜索了有关电视使用的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文献。我也要感谢她在书稿第三部分的草稿上所提供的编辑方面的帮助。
感谢我的研究生同仁们，特别是伯克利的同仁，在我形成本书观点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供帮助、建议，并与我交换学术观点。在此我必须提到安德烈亚·普雷斯（Andrea Press）、乔恩·克鲁兹（Jon Cruz）、保罗·利希特曼（Paul Lichterman）、特里·斯特拉思曼（Terry Strathman）和汤姆·安德烈亚（Tom Andrea）。还要深深地向我在阿姆赫斯特学院人类和社会学系的同事表示谢意，他们在过去的8年中对我和我的工作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简·迪扎德（Jan Dizard）、德博拉·格韦茨（Deborah Gewertz）和杰里·希梅尔斯坦（Jerry Himmelstein），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本书的草稿，并提出深刻的、建设性的批评。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变得更好了。我还要感谢弗雷德·埃林顿（Fred Errington）、巴里·奥康奈尔（Barry O’Connell）、弗兰克·科瓦尔（Frank Couvares）和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对书稿所提供的帮助。
最值得我感谢的是菲利斯·拉里莫尔（Phyllis Larimore），没有她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她为我的学术发展所做的事情难以诉诸笔端。她倾听了我所有的那些不成熟的构想，通过她的帮助，这些构想最终成为本书的篇章。她阅读、编辑了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同阶段上那么多的段落，多得我数不胜数。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做了我的学术同仁所不能的事：她对我的研究提出了问题，电视收视者本身会问的问题。这样，菲利斯向我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通过学术程式进行思考，以便尽可能忠实地重现电视使用的日常世界，通过我的各种信息提供者，这个日常世界是可以得到认识的。简言之，她对我的支持绵绵不绝，正因如此，我对她的感激非文字所能言表。谢谢你，菲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