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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英雄传》是整个悲壮的抗战事迹中让历史、让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山西吕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吕梁英雄传》的剧本在九十年代初，剧本由山西话剧院的编剧编写。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想，尤其是故事的结构，在情节设置上依照的还是抗战题材的老套路。第二次看到剧本，相隔了几乎十年，换了编剧，剧本所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是不好，不精彩，人物的“深入创作”又增添了九十年代的特征：女性角色。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看着有些别扭，就像《林海雪原》给杨子荣加了一个情意切切的妻子。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马烽自己参与了创作、由山西作家张石山和马烽的女儿梦妮合作编剧完成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故事的编织不流畅，形势的展开描述也不严酷，剧本的第一集竟然将日本鬼子写成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好人，这样的一种“怀柔政策”，怎么可能是这样？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农民也不是这样。我并不想诋毁农民，但是农民的实际不在于“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被逼迫得没法活，活不下去了，家园被毁，被侵占，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杀光，抢光，烧光。一九七○年我在山西原平上院村插队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没到，种种可怕的传闻都有了，都是关于杀光、抢光、烧光的，因此日本鬼子第一次进“上院村”的时候虽然才三个人，全村人都躲了起来，那三个鬼子兵将三支步枪架在场院上，然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是无人之境了，走家串户肆无忌惮见好的东西就拿，抢鸡抢粮。这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恐怖心理，然后，是什么将“躲藏”的恐怖逼迫为打日本鬼子的勇敢？只有是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现实。怕和躲在现实面前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成为了可耻——中国人的血性被煽动了，人的捍卫自己家园与尊严的血性被煽动了。抗日战争不是“和平战争”，是不得不打、即便是用种田的农具也要杀死鬼子兵的义无反顾。
我想要拍摄的是中国国土曾经被无辜侵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这样大背景之下的抗战故事。我觉得编剧仅仅依照小说原文，坐在电脑前编写是不行的。这次的编剧必须到吕梁地区去走访经历了抗战时期、至今还能将那段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老人，来补充、丰富我们要拍摄的《吕梁英雄传》。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我们“娱乐工作”的职业和良心。
第三部分想想昨天的旧事（1）
二○○三年十二月底的最后几天。浙江横店。《永乐英雄》的拍摄已经进入扫尾。这部三十六集、九月一日开拍、原计划二○○四年一月十日完成拍摄的明代轻喜剧，比原计划提早了十五天拍摄完毕。我坐在横店现场“望归楼”的导演椅中，看着导演于敏在移动轨上“驾驶”着他的摄像机，拍摄最后一场众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戏，内心满意舒畅，很有一点“望向战场，胜利旗帜迎风飘扬，只等军歌嘹亮……”的喜悦。
又一部戏收尾了，恰逢二○○三年的岁末。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彻头彻尾”的计划，二○○二年年底此时我们还在云南奋战《天龙八部》，直至春节前的两天；二○○一年年底是在无锡着急《射雕英雄传》；二○○○年的年末在沈阳《激情燃烧……》，一直“燃烧”到春节过后一个月；再往前……
我坐在横店的拍摄现场怀揣沉甸甸的舒坦。这是劳作之后收成在望的喜乐。我想农民在秋日望向田野的隐约喜悦也该是大致如此。辛劳耕作了一季啊，犁田（策划剧目），归置农具（说服、组织剧组成员），播种（开机拍摄，一粒种子一个镜头），施肥（增加可喜因素，调整有利环节），除草（将不适当的人从不适合的场景换走），护田（维持主创的创作意图、创作观念），等待收成（坐在横店现场看最后一场戏的拍摄）。一种澎湃的情怀就是这样看啊想的油然而生的！
这天要咬咬牙坚持一下的事情是，有一组镜头要将三个群众演员扔到水塘里去。这可是在寒冬十二月天啊！可喜的是“暖冬”迹象明显，十二月底的天气竟然无雪无冻也无霜，加上天气晴好，我们备好了饱满的情绪，热腾的姜茶，以及装着微薄稿酬的信封，这件事情竟一起呵成。这天比较扫兴的是，头天夜里导演于敏明确告诉我今天有一场“重戏”要我来客串一下，就是八个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时候，有一个拉二胡的民间白胡子艺术家也摇头晃脑陶醉期间。于敏吐字清楚地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有表现力的“重要的角色”，非我莫属，但是现在，这场明代戏还在拍着，我却是二○○三年的衣衫装束坐在一边，并没有拉着二胡“陶醉期间”。追究缘由居然“责任在我”，上午来了云南大理“天龙八部城”景地的建设者朋友，来看看横店的“发展情况”，我带领他们看了我们拍摄的景点，又看横店其他的地方，看的我们双方激情澎湃，我因为横店如此的拍摄条件，云南的朋友因为如此的旅游拉动力，就这工夫导演于敏换了人。我是一个对表演有着执著热情的人，而且我基本不计较角色的大、小，戏多戏少，但是……
我多少有些怨恨地再次看向移动轨上“驾驶”着摄像机的于敏导演，我的心竟然重重地仿佛被磕碰了一下：这个在我眼里一直是那么桀骜不羁的年轻人，竟然不知不觉中有了中年的影子……
人行浸在光阴中，就像竹枝植入在泥土里，渐行渐深，再要回首，岁月已经“浓密成林”。
十年前我还是四十几岁，我身边的很多人还是三十几岁，比如现在一直跟我拍片的动作导演赵箭，比如康红雷，比如于敏。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水浒传》在北京开拍在即。剧组分文戏和武戏两个组，武戏邀请的是香港导演袁和平兄弟，出于经费的考虑，没有同时邀请他们惯以合作的摄影。这时就有朋友向我们推荐南京人于敏。开始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因为听说于敏是话剧演员出身，干电视摄影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一行的无限热爱。尤其是看见于敏的时候，高高个子戴一副眼镜，一束长发乱乱地绑在脑后，斯文中流露出形同美国演员“彼特”的狂傲不羁。这应该还是一个演员，我心想。然而时间的紧迫和朋友推介的肯定，我还让他和袁家兄弟见面了。人家的担忧和我是一样的，袁和平与我强调“武戏的摄影是很艰难的，身体会很艰难（掌控摄像机的幅度、角度），技术更加艰难！”我说“先试试吧”，心里也在做着二手准备：再找人替换。
同年十一月十日，《水浒传》在北京角门开拍。不仅仅是出于对于敏的担忧，还有我们与香港名导演的首次合作，我一整天都在武戏现场。开拍的第一场戏是白云客栈，燕青打完擂台之后被官兵追杀，与李逵一起出逃。于敏没有经历过武戏的拍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只有大名鼎鼎的袁和平胸中有数。我看着他们现场的交流合作，指指点点。晚上看样片，于敏手中镜头的移动非常准确到位，构图既不呆板也不花哨，画面及其“顺眼”，舒服。袁导说，“这个摄影感觉很好，所有的要求都能达到，一点不比我们原来的摄影差！”
可以说是最多让我疑虑的于敏最先奠定了我的信心，让我看到通过合作我们可以驾驭这样的创作，我们与另一种工作方式是可以融合的，我们具备大合作的能力。
于敏真正给我留下不同凡响印象的，是《水浒传》王英与扈三娘战死的一场戏。这是一个连贯运动的长镜头，于敏背着斯坦尼康站在吊车平台上，吊车将他从城楼徐徐放下到地面，然后于敏背着斯坦尼康一直进入小巷。在这个长镜头中任何一贞的画面都没有构图、镜头描述（表达）的不妥，一场恶战之后尸身遍布的凄惨，王英扈三娘战死的壮烈，镜头的语言丰富饱满，流畅。很可惜的是在最后的成片里面这个镜头被剪碎用了。一九九八年于敏荣获电视飞天奖《水浒传》最佳摄影。
于敏从二○○○年开始在我们的合作中担任导演工作。《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中几场关键的戏是于敏为我们补拍的。然后就是今年完整的《永乐英雄》。岁月的点点滴滴灌注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对某件事、某个人的热爱，从愿望融合为事实的现象，也是人从激昂的青年到沉稳中年不知不觉的转度。
新年聚会，赵箭偕夫人同来，几日前在浙江横店拍摄《永乐英雄》，赵箭还是风风火火，喝三吆四，满脸的飞尘和疲惫，家中两日改头换面，衣裳光鲜，见面寒暄竟然面露腼腆，像个初入电视行希望找份活儿干找个未来的年轻人。
赵箭是个厚道人。十年前与他初识，他英气勃发，项子上系着暗红的丝巾，一身牛仔打扮，用眼角打量人，说话果断决然，没有半点的含糊意思听着常常像是在威胁人，那个时候他的激进前卫怀才不太遇，悄悄掩盖了他一个西北汉子的憨厚。岁月流逝，遇事诸多，赵箭经常激奋的情感内敛了，“激情”虽然在拍戏的时候经常被他豪爽得像是“家私”一般翻弄出来随便使用，在平时，又小心而吝啬得不知道被他藏到了哪里。他沉稳了。暗红丝巾偶尔用用，说不清是对过去的一种黯然怀忆呢，还是那天北京的风果然有点大。人的年龄就像一列往返故乡的火车，到过异地的繁花似锦，惊异过异地的言行做派，见过种种可亲不可亲面孔，在归途的时候，离故乡渐行渐近的时候，心性已经悄悄与久远的故乡暗合。
第三部分想想昨天的旧事（2）
倒述赵箭十年之前的经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度过。那里成全了他现在事业的根基——他是豫剧团的武生演员，也成全了他与宝利的婚姻。孩子出生之后，他才开始踏向外乡的路。之间的经历，坎坷，波折，困顿，以及柳暗花明，留待他日后自己去写回忆录。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几经波折杀打出一条活路。香港人开始在大陆拍摄武打片的时候，因为大陆人才济济，不仅仅各省各市都有武术队，各种戏曲剧团也有的是武生演员，而且人员价格比香港便宜，于是纷纷与大陆的武生们合作。他们有的直接扮演角色，有的就成为武师。赵箭偶尔客串角色，大部分时候是武师。他逐渐在同行中出类拔萃。1994年我们拍摄《水浒传》，需要不少有经验、有创意的武师，赵箭是被推荐者之一。在一个无月亮，有轻度风的夜晚，我在北影厂内一盏路灯下看见被孤灯独照的赵箭，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一副暗红丝巾、眼角看人的挑衅模样。我想他一定见过不少坏人。他话不多，“行”，“好”，“就这样吧”，倒是字字掷地有声地干脆。低眉思索之间也乍然流露出掩藏不尽的诚恳……
我喜欢赵箭，可能就有当初一见面时候他的那副“狰狞”模样。这远远好过另外一种假扮真诚、一直面露感人笑容的人。赵箭不是。他跟我扮恶，仿佛随时准备翻脸。
《水浒传》中开始他是武戏的武术指导，具体工作是根据动作导演的要求，将人物的武打动作、行为途径设计出来，行话叫做“套招”，是动作导演的主要助手。赵箭干得尽心尽职。脑子好，体力好，动作设计得体漂亮。《水浒传》拍摄十个月后，因为拍摄进度缓慢，依靠一个文戏组、一个武戏组的拍摄很难完成预期的计划，我们决定再增两组拍摄人员，文戏由当时的副导演陆涛另分出一摊，武戏就交给了表现卓然的赵箭。这是赵箭第一次的动作导演出场。尽管赵箭勇于担当，胸有成竹，我还是不敢放心，一连几天跟在他的现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胸有成竹，像高俅踢球、武松飞云浦等等完全经由赵箭导演出来的武戏，非常精彩。
从此，赵箭与我的合作日积月累，到二○○四年已经十年。之间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永乐英雄》，他都是动作导演。对比观看这几部戏，明显看出无论武打的设计还是人物的塑造都在进步。这实际上就是赵箭努力奋进的证明。我觉得我们拍摄的武侠故事，就武打设计而言，已经超越了从前，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赵箭对于人物武打动作的设计已经摈弃了单一的模仿，低劣的噱头——惯有的惊险噱头或者滑稽噱头，他能够从人物的性格、思维逻辑出发，引申到不同的动作设计。像《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动作，既茁实厚重，又充满原作小说中江湖大哥的豪迈之气。
十年的时光飘逝若流云，又片片刻刻都在眼前。合作只是一种工作的关系，而透过这种人人都有面临的工作关系，能够清楚看到的，再不是初见面时的“和善”或者“戒备”，人人本性流露。我感激赵箭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十年交往，剧组遇到的困难无数无数，有过前程有望的希冀，更多时候是突破困境的艰难，赵箭无论身陷其中还是与他无关，他都没有旁观过。他解急解患，从来都是发自肺腑，没有过任何的表白作态。他不邀功，也不喧哗，十年过去，在他的神态、行径之中，一九九四年的表情早已经荡然无存，更多的是厚道与宽容，交于他身边的一切人与事。
人到中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岁月的流逝来说，当然不大好，但是有十年的时间认识一个朋友，揭发一个真人，当然是好。岁月留金哪，矿产是那样酝酿的，人埋在岁月之中，也是被这样酝酿的。
小时候的许多理想没有成为现实，比如我也想当宇航员，但是代表中国人飞上天的是杨利伟；想成为一名在舞台上飞旋的舞蹈家，但是现在的身体胖得像质量最好的面包；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面向我宣读一本杂志的新闻报道开篇：“日前美军在……地区抓获一名长得像张纪中的人，美军士兵说他就是萨达姆！”只有一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成为了现实，那就是我的小学老师说的“日月如梭”，“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
何止“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一眨眼五十年过去了，一眨眼又一年过去了！这是我少年时代眨了无数下眼也没有成为的现实，今日兑现！
这一年是“终于过去了”，波澜起伏尘埃落定，应该还是欢喜的：忧扰多少人的“非典”终于过去了，中国人终于圆满而顺利地上天、落地了，女排终于大获全胜、让冠军重回怀抱了！
这真是“一眨眼”的魔术啊！回想起来，事事都还历历在目。作为辞旧迎新，回顾一年既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铭记！
“非典”在北京风波乍起的时候，正是《天龙八部》开始后期剪辑之时。参与后期工作的人从最初的十多个，逐渐减少为五六个。可以不来的都不让他们来了，留下的都是无法缺减的精兵，我，动作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