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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
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53、454—455页。）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王敏清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正在办公桌旁看文件，看见我来，亲切地问：
“王敏清！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由于我长期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以及父辈的关系，很多老领导经常见到我，也比较了解我。此时胡耀邦所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其实才相隔一个月。
我答：“回老家了。”
“回去干什么？”
“我叔父病故了，我去安葬他老人家。我叔父没有孩子。我小时候，他照顾过我，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村里老百姓生活怎样？”胡耀邦很注意了解民情。
我未加思索地答道：“现在老百姓吃饱了，但吃得还不好，还不如解放前。”
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解释说：“我们老家晋南洪洞一带，历来就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常年风调雨顺，主要生产小麦和棉花。因此老百姓不缺吃穿，主食都是吃白面，粗粮是喂牲口的。老人们曾说，过去讨饭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谁家还专为讨饭的蒸窝窝头？前些年‘文革’时期，不抓生产，老百姓连玉米面也吃不饱。现在抓生产了，老百姓家里有了粮，可以吃饱了。但是政府每年只配给三分之一的白面，大部分还是吃的粗粮呀！”
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接着又问道：“老百姓反映干部怎么样？”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胡耀邦关注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我仍然实话实说：“老百姓反映有些干部很坏，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
胡耀邦再次抬起头看着我。
我继续解释说：“老百姓当然不是讲国民党保长好。但保长再坏，我总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不受你的气。而现在，一切大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派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死受，不敢怒，更不敢言。”
听了我这番话，胡耀邦什么也没说，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胡耀邦住地后，心里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太直率、分量太重了，我有点自责。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所见所闻，总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比作“红太阳”、“大救星”；工作上报喜不报忧；任何场合都不得议论领导干部的失误与过错；即便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倘若有哪个“胆大妄为”者敢说实话，提出批评意见，不论是官、是民，都将引火烧身，遭到批斗、撤职、劳改，甚至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逼得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学得圆滑些，讲话只说领导顺耳之言。
而我今天竟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讲“现在老百姓吃得还不如解放前”、“有的干部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这在许多领导眼里就是“反动”！有些甚至可以马上把我押送公安局。因为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标准，这是名副其实的“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可我的讲话，胡耀邦在认真冷静地听。我确信，他听进去了，而且没有把我看成反动分子。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我，蒙冤十三年后，1983年初第五次又调回中共中央领导身边做保健工作。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我连续几年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并较长时间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家大型会议与活动时医疗抢救工作的组织领导。
值此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纪念这位深受全国人民敬仰的伟人。
（责任编辑 李晨）
谁来监督监督者·冯兰瑞
一
我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的文章，从宪政建设的角度谈到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问题。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若干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反腐败。年终盘点，成绩可观。2005年吴官正报告说，仅2003年12月到2004年11月，受到党纪、政纪、司法查处的党政官员就有16万4千余人。据2007年1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元月8日——10日，中纪委举行第七次全会，开了两天半。会议《公报》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这次全会被认为是2006年所查处的要案办案经验及纪委自身制度建设的总结。“特别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深挖腐败分子、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第1196期）
继以前查处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河北程维高、安徽王怀忠和贵州刘方仁等案件之后，2006年反腐又取得不小成绩，揭露处理了几个贪腐大案，“包括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高官纷纷落马。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亦被宣布“双规”。（同上）
这些案子还不包括全部商业贿赂案件。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资料，2006年1月到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有8593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但是，这还不过是已查处的，未发现、漏网的还不知有多少。
二
这些揭露查处的案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方上的腐败已不是个人作案，往往形成团伙犯罪即所谓“窝案”。黑龙江以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湖南郴州腐败案以及上海社保基金案都属典型的案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检察监督别人的纪检、司法部门本身也发生腐败。1991年《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前检察长黎某，用办案追回的赃款贷给企业，获利18万元补助工作人员；1992年7月27日出版的《瞭望》报道，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某贪污受贿6000多元。那时候还是个别人员违纪、犯罪，且数目不大。
但是，已经提出了如何防止监督者本身腐败这个深刻的问题。
到了新世纪，纪检、司法部门的腐败很快蔓延，近几年愈发严重。从已查处的案子可以证明。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中，有个叫徐发的，就曾经是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涉嫌犯罪。更恶劣的是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腐败，他利用党给予的纪委书记的权力，“创造”给一些企业“挂牌保护”的办法，每年收取30万至50万“保护费”，“保护”这些企业不受郴州各级公、检、法等司法、执法机关的“干扰”。郴州有35家企业获得了这种“保护”（《财经》2007年第1期118页），曾锦春由此聚敛了大量钱财。
司法部门腐败也由个人作案发展到“窝案”。2004年3月，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窝案，涉及法官13人、律师44人，到2006年中院院长周文轩落马；2004年5月，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和10多名法院负责人、法官严重违法违纪，有30多人涉案，1人被“双规”，至少10人被逮捕；2005年安徽阜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经二庭庭长、经一庭庭长和执行庭工作人员先后被“双规”，大部分被定罪判刑。
我们至今对司法、纪检部门的腐败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予以遏制。
司法、纪检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检察党政官员和干部的腐败、违法犯罪等问题。这个系统的工作人员，从最高领导到基层所有成员都应该是廉洁清白的。而现实是，有些司法、纪检人员本身就不清白，就有腐败行为，有的已被查处。“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腐败的官员，怎么能够防止、遏制并查处腐败呢？
而且，司法、纪检部门官员的腐败，危害性较一般官员干部腐败更严重。特别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腐败的监督者可以利用自己执掌的权力，或者通过与高层官员的关系来压制、迫害反腐败者。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利用手中特权将检举他反对他的人“双规”，上海经济大案罪犯周正毅与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勾结，将控诉他的律师郑恩宠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三年徒刑。所以说，检察监督部门的腐败更为可怕、对廉政的威胁更大、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更加严重。
纪检、司法部门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不是偶然的，也绝非个别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我们现行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三
制度缺陷最主要的是，缺乏对党政官员的有效监督。
说到对官员的监督，全国解放初期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可以说明领导上是重视的。历次党代会和人代大会均无不强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握有对国家官员行使监督的权力。
制度安排上，全国人大有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有监察部、公安部；共产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套监督检查机构分布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区、地、市、县直到基层都有相应的系统，拥有庞大的监督检查队伍。我们不否认，这支队伍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它的监督制约作用是微乎其微、极其软弱的。
不仅如此，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上面列举的纪检司法部门严重腐败的事实，已经暴露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无法回避的严肃的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艰苦探索，寻找答案。之所以说这是个十分困难、艰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现行体制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预防、遏制官员腐败的主要（当然不是唯一的）的制度力量，还在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这可不是瞎说，而是我经过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有着活生生的事例。2007年1月18日的《南方周末》的b9版上，有篇题为《两百名人大代表五年监督，数亿元国有资产失而复得》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四川成纺（成都纺织品公司）国有资产、土地被鲸吞，经省人大代表坚持不懈地视察、调研，弄清事实，在省人大常委会上发起询问，又由成都市审计局审计……等等过程，历时五年终于解决的故事。
我认为，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病，最根本的还是邓小平二十五年前批评的“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等。对此顽症，大家都不满意。但是，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你想一个早晨就将它改变，是不可能的，必须慢慢来。就像下象棋，你想将军就得先拱卒，要一步一步走，急不得的。
我之所以考虑第一步先从人大改起，是因为人大作为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人大来监督党政官员，是合理合法的。问题是前面谈到的，它的制度不完善，需要改革。我们主张、建议根据宪法来改革完善人大，使之真正能够代表民意，充分发挥监督党政官员的作用，是无懈可击的。
改革完善人大的具体建议，我在本刊第四期的文章已从三个方面阐明：一是改进代表选举办法。建立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即由选民自主提名，自由竞选，建立选民对代表的“委托问责”制。二是改善人大的结构，减少代表数量，做到少而精。特别需要规定：官员不当代表、代表不当官，做到官员是官员，代表是代表。各司其职，分权制衡，发挥代表的监督作用。三是设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若干人，并为他们行使权力创造条件。
代表如不称职、不作为或犯了错误，选民有权批评、弹劾直至罢免、改选。
为什么人大要作这样的改革、完善？前文已说过，不赘。
四
有人问：按此意见，你将党的领导置于何地？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