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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社团主体的“半官半民”特征
“半官半民”是《社会中间层》一书的中心概念，它既是社团分类
维度中依据的一个类别变量，又是对新兴社团的主体部分的社会政治特
征的定性和概括，并不是对社团总体“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整体特
性的概括。该书的分析主线是以“半官半民”类社团为主的，因此才有
“社会中间层”的提法和判断，也才有可能从社团这个角度涉及到“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书中的缺憾正如书评者所说，没有进一步“将
分类提升到方法的高度”，通贯至全书，因而造成分析上和结论上的一
些混乱和局限。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绝不是力图“通过‘半官半民’的
中介，消除‘官方’与‘民间’的简单对立”（景文，页6），或作为处
理复杂的社团现象时，“‘平衡’全局的手段”（景文，页7）。把“半
官半民”看作作者为解除研究上的困境而不得不采取的“分析策略”，
是不符合事实和有失偏颇的。
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强调“融合”还是“冲突”的问题
两篇评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中间层》一书的分析框架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值得思考的是二者强调的恰是两种对立的取向。景文强
调应该“将社团的‘半官半民’性，看作是国家与社会融合的一个特征”
（页9），对社团发展中官方色彩是否会逐渐减弱，而民间特征逐渐增加
提出怀疑；李文则强调组织体系“分化…整合”过程中社会冲突和利益分
化的一面（页5），指出其意义在于，如果不存在冲突的问题，社会中间
层就没有生长的基础，“半官半民”社团作为协调冲突，表达利益的功
能也就成为问题了。这确是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在进一
步的讨论中，我们仍然需要从可以观察的事实找到分析的依据。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目前，政府与“半官半民”社团并不处于相互对立中，但
是在相互“借助”的关系中，双方都变得比以前更有权力，双方的利益
也都增加了。这是应该加以考察和分析的。正在形成中的国家与社会的
关系是否一定是两分法的，即或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或以社会为中心，
有没有兼而有之的类型出现，尚需拭目以待。
四、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书评中提出的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围绕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这的确是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变迁与
转型过程中，它们二者之间关系的演变是不能回避的。在关注这一变化
中，我个人注重更多的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可能性和方式，以及在发生
分离的层面，国家与社会在哪里相遇等问题。社团就是观察中的一个“相
遇点”，其他还有一些。其中村庄就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相遇点”，
特别是那些经过再组织后以新集体体制或村政体制运作的村庄整体，它
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人亦称之
为“中介”）。如果我们能够经过艰苦的有质量的案例工作，从经验层
面上将国家与社会在诸多个可能的“相遇点”上发生的关系搞清楚，能
够从中发现共同的规律，也许才有条件归纳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
会”关系理论来。
此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本上是一个描述西方
社会的理论框架。使用这一框架审视中国社会时，我认为也不能忽视政
党的作用。
《社会中间层》讨论会纪要①
胡宗泽（整理）
1995 年12 月7 日，《中国书评》学术编辑委员会与“当代中国社会
转型”研究组共同召开了《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王
颖、折晓叶、孙炳耀合著，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年版）书评讨论会。
学术编辑委员会部分成员、研究组成员、人大、北大和社科院部分教员
和学生以及本书三位著者参加了讨论。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与《中国书评》的主编邓正来先生主持。讨论会在坦率真诚而又友好热
烈的气氛中进行，并最终达成了令与会者满意的结果。
邓正来：我们今天在此就《社会中间层》一书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进
行学术讨论。此前，为使这次活动更有成效，我们已约请李路路先生写
了一篇主题评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组也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
由景跃进先生执笔写成了一篇评论，这两篇评论均在两周前交给了本书
的三位作者，并提请先行阅读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性文字，现在王颖、
折晓叶、孙炳耀三位先生亦带来了已成文字的回应。因此，今天将首先
由五位已有文字作品的参加者梗概介绍自己的主要观点，着重澄清自己
在文章中未阐明或易引起误解的论点，然后进行自由讨论。②
李路路：在我看来，对社团的分析与研究至少应有两个角度，即功
能的角度与冲突的角度，而冲突角度可能更能反映社团的实际运作方
式；作者似乎只关注了功能角度，强调的更多的是体系的协调，却忽略
了冲突的角度，这表现在对利益表达、利益调适的分析上。另外，即使
是运用功能的分析范式，作者也未对“分化”作更细致的分析。
景跃进：此本著作的关注点在于“国家—社会”关系。而在当今中
国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由于实现利益的手段、策略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巧妙，因此要想透彻地解析“国家—社会”关系，就必须不忽略掉此
视野——本著作恰恰遗漏掉。此外，作者分析的核心概念既然是“分化”，
但却对此概念的“基础”——改革开放亦或当代转型以前的社会结构—
—缺乏充分且恰当的估价。
黄平：由于时间安排之故，当然也由于我是三位作者的同事、始
终关心着他们的研究工作及成果，我先插进来讲一些个人意见。
我以为此本著作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作者亲自动手去收集资料，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并得出结论。相对于过去那种“坐而论道”的
研究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着眼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有必要
指出此书的不足之处。
在此我想从此书的分析方法及所运用的范式之角度提出一些不同的
①
本纪要由胡宗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记录并整理；其间王颖、折晓叶、孙炳耀三位先生的发言由他们
自己整理，他们的文稿及景跃进、李路路两位先生的专论稿已在同刊发表，故本纪要中的发言从简或略去。
② 因自由讨论大家竞相发言，因而在整理中尽量概要地反映出原发言者的观点，而不再按次序列出自由讨
论中的发言。
意见。（一）分析方法上，作者尽管区分出几种不同性质的社团，但欠
分析的是：各种性质社团间的彼此勾连及差别；除政府有意扶持以达社
会控制目标之外，下层的利益表达同基层政权间的冲突与紧张；是否真
正具有“民间”的可称为“中间层”的社团。（二）范式的运用上，在
我看来，尽管存在着新旧范式（paradigm）并用的局面，但至少在晚近
的社会学界，功能主义范式（源自结构功能分析）占据着主流，但此种
范式，存在着如下一些缺欠——而这正是作者在行文中所忽略的。（1）
功能主义范式想解答的是“作用”（function），即“用进废退”的问
题，因而它不能回答“为什么”此一问题，回到社团上，即“为何中国
在此阶段下产生了社团，而且为何社团是这种样式，而非另一种样式”；
（2）即使功能主义范式致力于回答“是什么”此一问题，但这也未必能
达到。因为其一，社会的“演进”过程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处处受
到人的主观行动之“干预”；其二，任何人都不可能“客观”且“完全”
描绘出既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导致功能主义范
式用简单的概念来解释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及问题，归到中国社会转型乃
至社团问题上，则会遗漏掉许多“客观事实”以至将活生生的社会历史
事实化约为静态的分类。换言之，即既忽视了利益冲突，又导致了同义
反复。基于此，我建议应着重于对社团产生的根源、对社团发展的内在
机制作出分析；应把冲突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引入“分化”与“整
合”这两个概念之中。
孙炳耀：（略）
王颖：（略）
折晓叶：（略）
邓正来：我主要想借此机会指出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我承认
可能在解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施加了自己的视野。（1）作者忽略了对既
有文献及范式的批判性分析，即作者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架构下（谈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暗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寻求解释社团问题，但
却对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并未给出分析；（2）作者
非但没能就社团“如何”达到此状态即“为什么这样”以及社团内部的
运行机制（特别表现在“目的”与“策略”的差异及勾连上）做出透彻
的分析，而且对功能的概括也是非常笼统的（如“半官半民”此概念）；
（3）作者偏偏选择了萧山这个原有国家力量异常薄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
研究场域，这也表明该书在研究对象的建构上存在着一些问题；（4）基
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模糊不清的事实的真切描述只能是模糊不清
的，我认为由于作者忽视了社会史的研究而致使活生生的社团变成“平
面的”和“清晰的”社团，同时也对一些相关性不大的问题给予了过多
的分析。基于此，我以为在研究社团中应注意下述几项策略：（1）应把
社团的具体“利益”与改革、转型紧密勾连起来；（2）应对政党及意识
形态这两个变量作充分的探究；（3）应侧重“关系”（rela…tion）角
度来阐明社团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多重关系。
针对王颖先生所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我想在此有必要指出：
晚近在把西方概念（比如，“市民社会”）引入中国讨论时，很快就会
使之附带上“具化”和“实体化”的倾向；对于“市民社会”，我们也
切不可把它只当作一种实体建构来看待，而忽略其另一重要面向，即“市
民社会”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及分析框架被引进的。换言之，“市民
社会”既有实体建构的一面，又有思维框架的一面。
王铭铭：我主要谈一些有关本书的不足之处。它没有把社会理论拉
进来而是依对象来分析，这就导致了以分类学来代替社会学；书中前面
所提出的概念与后面的论述间很少关联，即书的前后部分很少“对话”，
因而也就显得缺乏洞察力。基于此，我以为在社团的研究中应关注于官
方与不同的社团间的多样的关系（社团获取官方的认可recognition 是
动机亦或策略）。
当然，上述不足可以说成是作者的“处理技巧”不够，也可说成是
受彼时客观局势的限制使然。但我想在此强调的是：缺乏对既有知识的
追溯与检视，进而缺乏对既有理论的挑战与质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明
确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认识的欠缺，可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通
病。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以求“补偏救弊”。我也相
信，本书作者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有所突破，而从今天作者的发言
看来，作者在某些方面确有比较深入的拓展。
张小劲：此书刚出版时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此次又仔细地再
三通读。无论如何，这是三位作者为之付出巨大劳动和心血的作品，许
多见解颇有新意且具启发性。但也不能不指出，在我将书中所有大小标
题以及组成某一论题或观点的要点全部开列出来时，却发现有这样几个
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部分关键概念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定，或者未
对其在何种意义上加以使用给出说明，例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
等等。二是有些概念虽给出了说明，却可以发现书中前后在使用时有语
义的变异，当然，作为一部集体合作、分工撰写的著作，这种跳跃性可
说成是在所难免的。三是在许多分层（或分类）描述或归纳中，许多并
列要点之间显然并非是同等关系，例如“导言”中所给出的改革以来的
五大变化即如是。第四个问题与此相关，即任何具有分类解剖的要素分
析理应再次给出整体上的说明；因为“整体大于其内部各个部分的组
合”。如果停留在分解，而未对各组成部分、各分解部分之间的相互关
系进一步作出解释和整体上的说明，那么可以说整个逻辑推论并未完
结。
由于前几位发言者着重谈论了此书的方法论问题，因此，我在此只
关注于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
存在，损害了此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完美性和应当具有的主要价值。
王颖：我代表我们三位作者对诸位的评论意见表示感谢。诸位花
费了如此之大的力气和精力研读我们这部当初囿于局势未能求得完善而
今天看来愈显不成熟的著作，多少使我们有点“不敢当”的感觉。尤其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诸位的严肃态度和求是求真的精神是我们愿意并且
实际上坐在一起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我们也
聆听到不少新的观点，这将加深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最后，我代表
三位作者感谢《中国书评》的这次活动安排。
邓正来：真正意义上的严肃认真、讲究规范与科学的“学术（讨论
和批评）空间”是靠严肃的学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也正是基于对三位作
者学术关怀的高度信任，我们才安排了这样一次活动，采取了今天这样
一种在外人看来也许是过于唐突的讨论形式。在此，我感谢三位作者的
贡献，无论是当初撰写此书时的努力，还是今天的发言和积极回应态度。
当然，也应当感谢其他几位先生的参与。
此外，着眼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总
结出下述一些共识之处，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结构——功能”与“冲突”范式一直是
社会学的两大范式，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与阐释过程中，我们不能因强
调一种范式而忽略掉另一种范式。就前者而言，其优点在于极充分而全
面地考察各变量间的勾连，以结构和功能分析替代了简单的因果分析，
同时它也因很难解释变迁的“静态”特点而遭批判；至于后者，其优越
之处在于能阐明社会现象的发生学原因及内在理路，但同时它也会因关
注某几个变量而忽略掉另一些“似乎不重要”的因子。因而正象一枚硬
币有它的正反两面，这两种范式均有“优点”及“不足”，这就要求我
们在社会学的分析中设法整合好这两种范式，而如何能整合它们以达到
恰当而又有效的分析，这既是社会学中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也可能是中
国论者在具体的研究中所应加以考量的问题。
（2）研究策略上，是纯粹的经验归纳（从原始材料直接归纳出概念、
命题乃至范式）、纯粹的逻辑演绎（以范式、命题推导出结论），还是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都不一定重要，重要的可能是：研究为一个“滚动向
前”的过程，要想使研究具有充分的学术意义，研究者必须认清自己的
研究于“科学环”和学术共同体中的定位点。
（3）研究方法上，研究与分析的单位可能须与作出推论的单位相一
致，研究者在搜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能藉偷换分析单位以达到自
己“理想”的结果。此外，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且区分出自己的预
设与欲待分析的结果。
（4）研究取向上，对于相对动态的社会现象和事实，必须运用历史
的、比较的社会学分析才能获致妥切的图景。此外，社会现象、事实及
过程是具有主体间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行动者在互动中建构
的结果，因此必需充分地关注到行动者的知识储存（ storage of
knowledge）、惯习（habitus）动机（motivation）及策略（strategy）、
不同场域（field）所表现的不同关系（rela…tion），舞台（arena）前
后行为的差异与勾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再现社会历史过程之“真实”
图式。
（5）知识类型上，要想使社会科学凸显“本土化”的品格，对中国
既有社会历史事实之真切描述与阐释是—对象本土化的路径，而当代中
国社会之转型更可谓为研究者提供以一极佳的“研究场域”（双重含义：
研究对象、研究者居于其中）。此时此地，一方面，“传统”的（“大
传统”与“小传统”，以及“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