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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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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立刻发动“马日事变”,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又如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湖南省委机关刊物公开发文认为这与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相抵触。结果,胡耀邦发火了,派中央工作组下来解决省委认识问题。接着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中的联产承包,湖南又比全国晚了好几年,后来华国锋专门给省委打招呼才搞起来。    
    前不久,我去省直某厅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讲座,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好的,听众中有一个退休前担任过某重要媒体总编辑的副省级干部不同意,结果我们之间有了一场争论。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现在则是“礼崩乐坏”,社会问题严重,如腐败、犯罪、社会风气不好等等。我说,你说是“黄金时代”,我说是情况恶劣,形势严重,我们家乡情况就是如此。所谓“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在家乡农民称之为“打跃进”,为了做表面文章,要高指标,什么人都打,一级一级往下打,县打公社干部,公社打大队干部,大队打生产队干部,层层揪右倾分子或所谓“小彭德怀”,搞得当时湖南农业一塌糊涂,饿死很多人,又有许多人回流或移民江西,如奉新、靖安等县就去了很多湖南人。当时湖南省委对极左政策有不同看法,如周小舟、李锐、周惠等,后也被打成“湖南帮”。我说经济上的腐败确实没有现在严重,但当时大搞一言堂、长官意志瞎指挥、重用自己人等难道不是腐败吗?最大的腐败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必定草菅人命。    
    那老干部也不同意我说的那时候用人方面也存在腐败,我说当时不少干部子女当官的捷径就是“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上副处长”。比如林立果小小年纪,一下子就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居然空军司令也要让他三分,这正常吗?又如王海容,是毛泽东亲老表的孙女,本是长沙二中学生,成绩平平,居然没多久就当上外交部副部长。毛远新不也是这样吗?要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王稼祥解放后也不过是做到外交部副部长,她王海容的能力、贡献、资历能与张、王相比吗?    
    那老干部又说这是毛主席的事,不应该举这个例,也就是不合适。我说不能为尊者讳,大跃进那几年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刘少奇几次劝毛要慎重一些,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要上史书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但毛听不进去,仍一意孤行,还继续搞左的一套,大反右倾,直至发动“文革”,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对他的晚年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做了分析、总结,我为什么不能说呢?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表现在宁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条,崇尚权力,轻视经济,或者从政治层面去思考经济问题,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说一个过去的笑话吧,20世纪80年代末物价腾涨时,湖南市场还是比较稳定,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广东有个代表团来湖南采购粮食,省里做了个决定,对该代表团要热情接待,让他们吃好玩好,但粮食一粒也不卖给广东,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后来湖南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了,派了个代表团去广东推销,广东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吃好玩好,但一粒粮食也不要。两省关系闹得有些僵,至今广东在湖南没什么投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这看来是中部地区开启现代化之途的共同课题。记得是1993年或1994 年吧,《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长江中游涛声依旧》,说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在新一轮改革中没有什么动作。我看了心里很不好受,虽然几个省彼此彼此,但毕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发展才好。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王茂林同志是1993年来湖南的,他有新观念,新思路,给湖南带来了一些新变化。过去湖南是“不给不要,不请不到”,这是胡耀邦所批评的,意思是过去湖南总是坐等中央颁发的政策、路线或者下拨的财物。王书记来后,要有关部门经常去中央各部委对口跑,要项目,要资金,要帮助。这一届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来岁的新干部,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担当的魄力。在经济工作中大抓了基础建设,尤其是交通。1995年昌九高速、京九铁路一搞,江西抢了先手,争了风光,不少湖南人觉得湖南有危机了,那时湖南还没动哩,都是旧式公路。可时过境迁,现在湖南不但有 107 国道,而且从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质量标准都比较高,用进口柏油、沿途绿化,两小时之内就能从长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阳到湛江的铁路已经开修,它从湘中穿过。重庆到长沙的铁路、长沙到张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阳到昆明的铁路,以及重庆到上海的铁路等,都正在建设之中。车轮如风的三湘大地,正在成为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    
    现在的省委书记是杨正午,省长张云川(注:现已调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先是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其政绩主要在旧城区改造,城市面貌为之一新。如火车站前的五一路拓宽,搞绿化带;又如老城的黄兴南路步行街的建设,这里居民密集,老字号名店林立,房屋产权复杂,关系也多,但长沙市决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标准也高,建设好后就是比起上海、大连等发达城市也毫不逊色。环城高速公路现在已通车两环,将要搞三环、四环,这是张云川当长沙市委书记时就下决心搞的。    
    长沙、湘潭、株洲间的高速公路已成体系,这三个城市彼此相距40~50公里,以后电话可直拨。湖南现在把长株潭作为一个城市来规划,长沙市区非农业户口146万,湘潭是52万,株州是54万,全部加起来是250万人口。到2020年,准备把人口规模达到500万,占地面积为长90公里、宽50公里。等到快速新干线开通以后,北边通岳阳,南边通衡阳,形成一个城市带,叫做湘江中下游工业长廊。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湖南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产权改制力度很大,基本都改成股份制,或私人承包。如常德市只剩下常德卷烟厂,它是大户,有70多亿销售额,30多亿利税,这国家是要抓住的,其他企业国家都放手了。长沙的阿波罗大超市名义上是国营,实际上是股份制,也已经改制。长沙因为国企更多,加上是省会城市,怕震动太大,只能分阶段进行,但原则只有一个,国企搞不好,就遣散、破产,由人家兼并、承包等。民营企业也要务求做强做大,湖南民营企业有名的是远大公司,是兄弟俩创办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商业、服装、食品之类,搞制造业、高科技的还很少,主要有创智软件等。湖南以后将在计算机产业化、市场化方面加大动作,力争有个较大的发展。湘计算机是上市公司,就是以国防科大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    
    这些年来,省委对青年干部素质的提高一直都很重视,每年从省直单位及地市抽调一百多青年干部去国防科大学习,每期半年,一年两次,主要学计算机、系统工程、英语,目的是适应新时期的工作。总起来说,湖南这些年比过去更重视经济工作,但比广东、上海、江浙还是要差,可能搞政治、理论、文化方面的建设要强一点,或者更在行。历史上湖南人重文尚武,书读得好,猪养得好,兵当得好,但经商经得不大好。湖南人过去搞政治、现在玩文化确实有一套,如电视文化就成了湖南的一个品牌:“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投巨资参拍《还珠格格》《雍正王朝》,又举办“金鹰电视节”,还在岳麓书院请黄永玉、余光中、余秋雨等名家开讲,在全国搞得影响很大。但文化活动该如何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值得认真研究。在湖南,也在全国,社会各界对《雍正王朝》的看法就迥然有别。金鹰电视节影响是大,但赔钱不止,每年要赔进几千万,而且买断了10年。今年本来搞不下去,据说省里下令卷烟厂资助,长沙、常德两烟厂共拿出几千万元……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6)

    胡平:在长沙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当了20年省政协委员、两届政协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告诉我他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看法。他以为,雍正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海洋实行封锁,当时沿海的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但他下令“不许片木下海”,把很多厂矿封掉或内迁50里。(此说有些不确,下令“不许片木下海”的是康熙,但禁海如禁火的国策,由康熙起,经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光绪,都是照此办理的。)二是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对任何不同的意见进行残酷打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繁荣的最高峰,明朝之后中国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统治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满清所代表的仍然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会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唯我独尊,压制民主,扼杀明朝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将满清200多年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段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文艺复兴,现代化的工业革命精血饱满地上路,并带动起无数灿若星河的发明创造。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涌现了很多思想家、科学家,像牛顿、达尔文、卢梭、伏尔泰。黑格尔的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在掀起一场心智风暴,而纽约、伦敦的股票交易市场里人头攒动,活跃的资本在作无形地游弋……两相一对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满清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谓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以及总有人渲染不休的“康乾盛世”,总体上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负作用,更与世界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李先生颇有些气愤地说:“《雍正王朝》之后,荧屏上到处是清宫戏、帝王戏泛滥,群起而竞相仿效,这真不是湖南人的什么功德,相反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湖南人的落后和保守的思想动态。”    
    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存在很大的梯度差,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湖南、江西两省正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瑞士……    
    朱翔:中部这几个省要发展经济,首先一定要把工业化搞上去。现在说工业化,很多人可能认为已经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是说要“退二进三”,现在许多人已经明白,没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搞不起来的。湖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清楚了,现在不但要“进三”,还要“进二”。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产业结构应该是第一产业占10%,第二产业占40%~50%,第三产业占50%。也就是说“五四一”的结构才比较合理。湖南和江西现在可能都是“三三制”,一、二、三产业各占30%,这个结构还需要调整,但各个省千万不能搞“一刀切”。    
    全国城市化的水平是35%~36%,湖南现在是29%。我们国家将来肯定是要让大量的农民进城,即使每年放100万人进城,20年才放2千万人进城,这个数字不多。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50%~60%也不多,西方国家已达到90%多。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5%。现在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将来农民大量进城后,不能搞虚假城市化。进城的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进入中心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中小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小城镇。但小城镇千万不能遍地开花,如果到处搞小城镇那是错误的。我认为小城镇如果没有8千人左右就不会有什么效应,重点城镇如果没有3万人左右同样不会有什么效应,一个城市达不到30万人口,也不会有规模效应。    
    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存在很大的梯度差,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湖南、江西两省正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瑞士,处于南欧、北欧之间,东欧、西欧之中,自己也不靠海,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它们旅游资源丰富,钟表制造业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很高。所以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把国内外的例子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我们还是要立足于本省的资源优势,北靠南连,承东启西,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1)

    胡平:2003年3月中旬间,匆匆跑了一趟河南、山西。此前,中部六省中,惟有这两个省我未走过。    
    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她的文明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十万年前,最早的有“南召猿人”、“裴李岗文化”,晚期的“仰韶文化”,距今也有6000年,是当时中国境内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对龙的图腾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华夏民族的意识之中。河南曾多次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七大古都,河南有其三——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都城安阳。占尽了天时地利之便的中原大地,英贤风云际会,俊杰火播薪传,老子、墨子、列子、韩非子、张衡、蔡邕、蔡琰、“竹林七贤”、谢灵运、庚信、崔颢、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岳飞、史可法……真是数不胜数,浩如星海。    
    河南,又是饱经苦难与忧患的中华民族的一方突出写照。不是烽火连天,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以致“逐鹿中原”终成一个成语,就是水旱蝗汤,饿殍塞路,十室九空,流民遍野。灾难耗去无数钱粮的河南,直到洋务运动接近尾声的1899年,才有了第一家近代企业——官办的开封机器局,其资本仅区区2万元,致使河南的近代工业比起沿海地区晚启动30年。    
    当战乱不休、洪荒不绝的河南走进新中国的门楣时,它不是“狼狈”两个字可以形容,河南人自己比喻他们是“光着屁股”见了共产党!    
    在50岁以上的当代国人眼里,河南又是一个多出典型的地方——人民公社最早成立于河南,吃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河南的“卫星”放得最猛、最高,人家说一亩地产几千斤小麦,河南人就敢说自家的亩产有几万斤、十几万斤……河南作家张宇说:“从古到今河南人的思想觉悟特别的高。如果换一句当代通俗的话说,那就是河南人跟上头一直跟得很紧。”(《守望中原》)其实,对历来地里刨食、鸡鸣看天的老百姓来说,无所谓跟得紧不紧,要跟上头紧的只是领导。在这方面,河南也出了一个典型——吴芝圃,而与他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惨祸深重、人神共愤、震怒了中共中央的“信阳事件”。    
    河南便带着这样复杂的历史记忆:厚重,苍凉,坚忍,桎梏,荒诞……走进我的视野里。    
    在一片绵绵的春雨里,走进现实的这片皇天厚土,我的感受同样复杂——    
    郑州,新楼争耸,华灯流彩,天际线浑然而深远,路幅密切却又坦荡。大型商场、超市鳞次栉比,红男绿女们搅动着满街浓厚的商业气息。郑州显然拉开了一个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框架,由东城打车去西城,如果不堵车也要约一个小时。高速公路一小时车程外的开封,除了城市中有两片清粼粼的湖水,以及人造景观——清明上河园里的曲桥边刚爆出嫩芽的行行垂柳,让人觉得扑面而来的春意外,多是灰蒙蒙的,似乎冬日的一床沉沉厚絮尚未撤去。城市局促、破败,不见什么新建筑,商店虽林林总总却门面小且暗,缺乏现代商业的通透与流动感。昏暝的雨色与水气中,看着那些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铁塔、箭楼与城门垛子,我感觉开封真像一个被苍茫岁月压得走不动了的老者……    
    我还执意去了兰考。公路两边都是不见果叶却拾掇得清清秀秀的林子,司机告诉我这是枣园。快到县城了,才见到一片高高直直、尚未吐青的泡桐树。焦裕禄,不但是中共建政以后一个经得住历史叩问的名字,也是和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名字。走在县城的街上,我的目光渗进了某种圣洁,进到雨中无人的焦裕禄烈士陵园,我的脚步不由得缓缓轻轻……    
    但与心弦的被拨动相反,除了凡有墙必涂满的“牛皮癣”和陵园门口的一家叫“巴黎春天”的发廊,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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