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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蛳铝朔浅Ｔ档幕。虾Ｖ饕羌际鹾途庸ぃ轿髦饕悄茉春统跫庸ぁ８＝ā⒐愣鞘焙蚨际乔把卣蟮兀荒芪揖米鞒鍪裁垂毕住Ｔ诩苹檬贝嗣前焉轿鞒莆爸泄闹卸保�70％的煤从这里出口，还有京津唐地区的电力供应，上海、江浙一带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应。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曾亲自率领上海歌舞团来山西，为煤矿工人进行慰问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从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晋城等煤矿都是国家统配的煤矿；太原钢铁厂、太原电厂也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属于中央直管。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地从山西索取，发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输出一度电都要赔钱。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省的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几次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觉得国家对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给一定的返补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时曾排到第14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却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两年摆脱了倒数第一，上升到倒数第四。虽然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此外，环境污染相当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邹家华副委员长在一次全国人大环资委会议上明确指出，太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货真价实的倒数第一。太原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晚上能看见星星简直是一种奢侈，1999年一级空气环境根本没有，二级空气环境只有45天，所谓二级空气环境就是污染物颗粒含量指数在100以下。后来通过大量地建公园、搞绿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达到180天。大同、介休这些城市都是烧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还要严重，只是没有列入全国46个环境监控城市。
赵瑜：山西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乃至军队的煤炭企业，大大小小的煤矿密密麻麻分布全省。也许是作为补偿，现在国家提高了一点煤价，但等到煤炭提价了，国家又得反过来限制开挖，因为国内依靠能源生产的企业如化肥厂日趋饱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对地方而言，尤其是县、乡两级，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晋城有一个叫巴公镇的地方，最兴旺时一个镇有私人煤窑300多家，私人铁厂也有近300家，这里的千万元户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积累，又容易造成生态极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普遍监督不力，为什么监督不力？如果把这些支柱企业关掉，县里的财政收入就少了，县委、县政府包括环保局都得喝西北风。我曾到介休县去调查研究环保问题，县环保局给我派了车。司机告诉我，这辆车就是污染大户给局里买的。你说执法部门的车都是人家买的，还能去查人家吗？我说县里连一辆车都买不起吗？司机说咱们县里不靠人家能靠谁呀。县委书记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这个污染大户，连开县党代会、人代会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见，因为需要人家赞助经费，否则连会都开不成。地方政权得靠这种企业来养活，你说还怎么关掉这些企业……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4）
王进：山西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却沦落为中西部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般从经济学来讲，在世界范围内，如沙特、科威特等国家，还有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德国的鲁尔等地区，都是因为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则是资源丰富反而贫穷，这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贫困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富有；在计划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贫困。长期几乎是掠夺性地开发，牺牲了山西的经济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热，留下了烟和渣，污染了自己的蓝天碧水。现在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完全放开，对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半以上放开了，对资源产品的价格却牢牢地控制着，害怕发生经济紊乱，倘若资源涨一分钱，工业产品就可能涨一块钱，服务产品就可能涨十块钱。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资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资源价格一放开，根据市场规则来定价，山西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在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山西继续打资源牌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山西与云南的经济结构惊人地相似，云南在5年前是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云南的烟草和山西的煤炭一样，山西有80％的县份依靠煤炭，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自于煤炭，云南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云南这几年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做得很好，把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成双轨并进，一条轨是延袭过去的老传统，继续发展烟草业；另一条轨是大力推进新的绿色旅游经济。山西的经济却还没有转过来，一些人老是认为煤炭是一棵摇钱树，每年哗啦啦一摇就有几百个亿落到口袋里。同时，山西还有一个文化产业没有开发出来。现在的山西一是要延续自己的传统产业，提高煤炭深加工的水平，提高煤炭业的效益；二是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山西文化产业的几个板块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可以做强做大。
陈建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山西的旅游资源可分为三大块：晋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为代表。晋中主要是晋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对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现在也在研究，为什么他们可以“富可敌国”？晋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晋南是根祖文化，现在全国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掀起了寻根热，像尧舜禹的发祥地，还有洪洞县都是人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间有句话说“要问祖宗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山西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资源开发成文化资本，把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资本，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经过新世纪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初见成效，山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大省。这几年过节尤其是“五一”、“十一”长假，有很多人到山西来玩。但也还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环节，一是污染太严重，你在飞机上往下看，简直是没法儿看。山西现在正在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很难彻底根治污染；二是前几年的交通不便，据说娘子关曾有过堵车7天7夜的纪录，到石家庄要走三四天，但1995年以后山西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进步，投入了几百个亿搞基础建设，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现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内蒙，往南分别通往运城和晋城，往运城是通往陕西，往晋城是通往河南，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条晋焦高速公路，把整个太行山打通了，来往非常快，现在开车到北京只要5个小时。
胡平：在赵瑜、陈建祖以下的谈话里，他们比较多地涉及到制约山西发展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同时又较多地注意到晋文化的负面因素，尤以弥漫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的为害剧烈。在湖南、安徽、河南，也在江西，关于官本位意识的滥觞，总是我和访谈者的一个难以避免的话题。在赵、陈两位一番分析后，我愈发觉得——对权力的崇拜及权力对金钱的租借，是中部诸省有识之士们的忧患所在。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山西——
3月22日，我离开山西的第三天，吕梁地区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截止24日18时记者发稿时为止，死53人，还有19名矿工下落不明。经过调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对记者说，孟南庄煤矿是个人控股的股份煤矿，法人代表是孟兆康，该矿持有的生产许可证早已过期，而且吕梁地区一个半月内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煤矿事故，全地区的煤矿正处在停产整顿期，该矿却还在顶风开采。王显政指出：业主孟兆康显然很有“背景”，他当过乡长、孝义市煤炭局局长和吕梁地区能源公司经理，又到这里当矿长。于是，一个只有3万吨生产能力的小矿，竟然无偿地划拨了12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是谁给他划拨的？划拨的依据是什么？
赵、陈两位还谈到了某些百姓眼里的好干部和近年来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热点人物吕日周。前者往往被人们忽视，后者则常常被人们、乃至新闻界所推崇。作家的目光却有几分独到，独到的目光虽可能偏颇，但也可能发现当今隐形的另一种官本位意识……
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5）
赵瑜：在中国的不发达省份，官本位特色都比较鲜明，山西尤为突出。人们曾这样调侃，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从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讲，经过早期的井冈山、洪湖、鄂豫皖等苏区革命根据地，到陕北以后才开始壮大的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到山西，与阎锡山拼抢地盘，创建了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后来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土改经验诞生于此，最早的农村劳动模范也诞生于此。这里更培育了大批领导干部，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大量地撒落于长江南北，为中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山西籍干部遍布中央各部委，而且所占比例相当高，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可视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在各省市的山西籍干部更是多如牛毛……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一些山西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至今仍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一些山西人的官本位意识，你要想出人地，你就得去从戎从政。我们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从戎难成，要从政的意识便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
山西的大中型企业非常多，像大同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钢铁厂、太原化工厂，它们都归中央直管，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化工基地。建国以来这些大企业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各方面都老化了，像大同矿务局连家属带职工将近20万人，现在全部下岗。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向上伸手、等上面指挥的观念，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强。这些企业也出了很多干部，像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过党委书记，山西前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曾在潞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当过技术员，后来任煤炭部部长，又回来当省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也是从大同矿务局出来的……这种隶属关系和干部们的升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政治意识。
在山西还有一个现象，农民也能当大官，陈永贵官至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比陈永贵还早的是李顺达，一个农民当过几届中央委员。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老太太申纪兰，当过一至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惟一的一位。本届她还当选为人大常委，现在成了国宝。郭凤莲、申纪兰所在的太行山区过去也是穴居生活。陈永贵曾对李顺达说，我得叫你李老师，你在太行山头，我在太行山尾，咱们都是艰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团结。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地区，石头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以粮为纲，而搞多种经营，特别重视种树，改善小流域气候及整个山区的资源。陈永贵这边是土比石头多一点，所以他们要开垦平地种粮，对外号称“虎头山下是粮仓”，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现在大寨有毛纺厂、煤矿、衬衫厂、水泥厂、运输队，但总体上效益不太好。西沟利用山里的果子办过饮料厂，还曾经办过非常费电的硅铁厂，也基本上失败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尽人意，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这些劳模一生的资本主要还是政治资本，比起人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大丘庄差得太远，今后也很难赶上。这两个地方正是因为艰苦才出经验，而且又迎合了当时领袖的心态和思想，所以像陈永贵这样的典型就容易出来，一开始生产搞得好，后来政治味越来越浓，赋予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色彩，慢慢地由乡村集团演变成了政治团体，大寨一度变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农村很长时间里有两大派系，一边是陈永贵、郭凤莲为首的大寨，一边是李顺达、申纪兰为首的西沟，两边都获得过很高的荣誉。郭凤莲、申纪兰都曾当过省厅级干部，前者当过省妇联主席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者被传说得最多的事迹，是省委让她当省妇联主席，她却在城里不习惯，要回家种田。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一个不愿当官的典型，申纪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荣誉，这或许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
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
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最优秀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最优秀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最优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
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