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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
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自己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他喜欢上党梆子，太旧高速公路修通剪彩的时候，他亲自粉墨登场上台唱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好官，一些吃了饭却不愿做事的官员却讨厌他，在他们的眼里，他和吕日周一样也是一个异数。或许这也是一个中西部省份很值得琢磨的独特的官场现象。
吕日周的情况也有些复杂，1998年竞选副省长的时候，省委圈定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但他一度进入了第九名，可见在干部群众中还是有些基础的。后来他去了长治，长治处于太行山腹地，自然条件不好，他去了以后办了一些实事，也搞了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比如在西沟上党课，所有的干部要在广场上宣誓……不过他的一些独特思维和让官场某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与现在提倡的亲民倾向、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吻合。应该说他向往民主，提倡舆论监督，也是用民情民意压官僚，使现存的体制、机制对他没有办法，但他骨子里又有封建的“青天”意识。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而且他刚传说要走，所谓的舆论监督就推不下去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真正的法治是不管什么人在位退位，推行的那套理论与机制都还能执行下去。如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但他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若有谁敢去否定，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山西的文化人对他还是认可和理解的，虽然我们看出他有点作秀，然而毕竟有这个人比没有要强，在一潭平静的水中，能溅起几点水花，搅起一点生气，不是很好看吗？如果能多几个吕日周，山西的民主政治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问题是他现在孤军奋战，充满人治色彩，不能说你自己一走，所有的东西就昙花一现，烟消云散，这算成功了吗？在山西没有人宣传他，一些官员对他是视若不见，政敌们更是芒刺在背。他调省里来当省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在九个政协副主席中他得票数最少，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操作能力已经结束了，至少是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些像唐·吉诃德。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7）
赵瑜： 山西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当今面临的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的确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些干部整体的价值判断大抵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他们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还是穿中山装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可能是一种坚守。他们能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群众的口语、俚语也能信口拈来，让百姓觉得亲切。推动工作总是通过运动式的各种做法，对这一套轻车熟路，如工作队下乡，骑自行车下基层蹲点，春节期间加三天班，过革命化春节……他们当年就是搞这种运动式做法的典型因而获得提拔。因为爱当典型，他们避免不了弄虚作假，最著名的是被《焦点访谈》给曝光的运城“滴灌”事件，为了争来滴灌工作的现场会，一些地方纷纷做假：地里通水的管子看起来四通八达，其实就是一段一段地浅埋在土下。在公路上看，建有一个个用于储水放水的水池，进到地里看不过就是外观作成圆孤状的土墩子。还有一搞拥军爱民活动，就报出成百上千个拥军模范，为了从中推举出更高规格的模范，军队派人下去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的材料不是假的，就是掺了许多水……
这些官员对市场经济很陌生，不懂数字化管理，在当今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政绩。如果碰到朱基、徐匡迪这样专家、学者型领导来视察，就像油落在水里，他们没有办法对话，进入不了同一种文化氛围，他们自感坐在了冷板凳上而惴惴不安。虽然时代的大风向变了，他们可能走麦城，但也可能不走麦城，只要上面有人，这位首长认可他忠厚、听话，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就有可能被再提拔，或者动一动。他们调离之时，决听不到本地有识之士们的评价，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万众欢送、挥泪如雨的场面，如果真有这样的场面出现，那也只是他们所赏识的人给安排的……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这不是山西省委的意图，我认为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我这不是对吕日周本人进行评价，而是对这种做法有异议。我曾对记者这样说，长治是一个矛盾纠葛几十年、现实发展又很艰难的老区，他才去了两年半的时间，你说能有多大变化？能做一些像修小水利工程、治理小流域环境等基础性的工作就不错了。我是在长治长大的，去年又在长治所属的平舜县住了整整5个月，我感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有的方面可能还更落后了。他走任时表面看起来告状的事件比较少了，其实是谁把人放出去告状谁负责的长官责任制限制了群众外出告状的渠道，并不是社会上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媒体上那种连篇累牍的炒作与呼应，不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对吕日周本人也没有多大好处，他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发展经济上。
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扶持的政策。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王进：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山西是一个穷省，一方面对新兴产业如旅游、电视、报业支持不够，没有钱投入；另一方面重复建设又非常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100米之内不能重复出现大型连锁超市，但在太原平均50米就有一个大超市。国家规定40公里之内不允许有煤矿重复出现，但在山西40公里之内至少有十几个大小煤矿企业，这说明政府对投资引导不够，监管力度也不够。山西能赚钱的行业主要是煤炭业和冶金业，这些行业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往往要投入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凡能投得起者都要有相当的原始积累。在这之中，一部分人是正当的原始积累，一部分人玩的都是银行的贷款，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获得了贷款，看起来是阳光作业，实际上是暗箱操作，我想人们有理由对山西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产生怀疑……
煤炭虽然是利润很高的产业，但风险也很大，山西去年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几次煤矿安全事故，每次都有人员死亡，有的地方还瞒报，繁峙义兴寨金矿发生事故后，把民工的尸体摞在汽车轮胎上烧，轮胎烧完了，尸体也没了，在21世纪竟然还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情，举国震惊，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
陈建祖：山西最大的企业是太原钢铁公司，主要产品之一是不锈钢，现在还没能完全改制。还有一个特大企业是大同矿务局，有十几万工人，前两年濒临破产，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山西现在最麻烦的是很多矿脉已经枯竭，如太原的西山矿务局，已经挖过汾河了。而且现在内蒙有一个东胜煤田，煤质相当好，开采很方便，通过神木铁路往外运，国家组建了一个华能集团来开采，这都对山西的煤业构成一定的威胁。山西现在虽然在旅游业方面初见成效，却还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将来这些煤矿企业煤挖完了，这么多工人怎么安排？煤矿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什么文化，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采空区地下的那些大窟窿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的地壳运动，那是很麻烦的。辽宁的煤矿企业转型比较快，本溪、抚顺都上去了，国家对辽宁的煤矿比较重视，对山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媒体上感觉没有像对辽宁那样重视。
山西这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太理想，招商引资也不是很好，现在进来的企业规模不大。除了煤和电，山西没有什么知名品牌，原来有一个海棠洗衣机，早就破产了。原来汾酒很有名，经过1997年假酒案的影响，现在已由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变成地方性的品牌。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是山西的名酒，尤其是竹叶青，上世纪初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人家茅台酒、五粮液、酒鬼酒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不太注意这些。山西还有一个古城奶粉，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现在用的是荷兰进口的一流设备。内蒙古的伊利乳业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古城的产品本来比伊利奶粉好得多，但不善于广告策划，不注意产品的包装，消费者很少知道有这个产品。现在伊利把古城的奶粉调过去，深加工后做成酸奶、奶油冰糕等等，增加了附加值再推向市场。内蒙又出了一个蒙牛乳业，加上原有的鄂尔多斯羊绒衫、仕奇西服等几个品牌，短短几年的时间，几个品牌一抓住，内蒙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力就凸现了。现在仅鄂尔多斯年销售额有十几个亿，人家用的绒线比金子都贵。可喜的是山西近年出了一个恒康乳业集团，今年投入了4；000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这个民营企业的实力很强，可以说山西近年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手笔。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但山西更多的是注意数字的变化。比方说人均GDP值和人均存款数，虽然这些指数也很重要，却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太原的城市规模很大，在中西部地区不算落后，消费很旺，你在太原多待几天就会看到，很多饭店都是灯红酒绿，价格远远超过郑州、石家庄、西安。娱乐业和色情业比较发达，号称“十万歌女下并州”（太原在古代又称并州），很多北京人周末来这里消费，常常上午到五台山烧香拜佛，晚上去温泉宾馆享乐。一些本地人消费也一掷千金，他们中开煤矿的人特别多。有了外来游客和这样一批暴发户，再加上畸形的消费，也使当地老百姓沾了一点光，至少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山西人均存款的储蓄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并不多，存钱多的是老板。山西的产业比较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老板们钱不是吃喝玩乐了，就是存在了银行……
应该说，山西包括太原在内都没有摆脱困境，太原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多个亿，全省一年的收入也就是200多个亿，只能说在中西部各省中还不算太落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没有真正地激活。至今一方面讲山西要留住人才，一方面却是大批人才闲置，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怎么可能引进人才，而且出去的人都是不错的。《深圳特区报》至少有四五十个山西人在那里，都是个顶个的人才。《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很多山西的文化人。。。。。。留下来的人虽不甘于山西的现实，内心却都有一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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