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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启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是根据比较优势，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还是套用国家发展战略，不去创新发展思路？中部地区长期发展滞后与缺乏地区自身发展定位有很大关系，长期在“农”字上和“资源”上做文章，脱离了现代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江西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定位，不仅注意发挥了自身优势，而且，该定位具有时代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意识到了中国发展已开始步入新的需求拉动阶段。
第三个启示：发展的机遇对于各地区应当是无差异的，为什么发展的结果却差异很大？从江西近年发展看，关键有三点：一要有机遇意识，要善于发现即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机遇。对于全国新一轮增长周期，江西的意识比较早，房地产、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在这一轮增长中呈现出超常的增长；二要抢抓机遇，机遇稍纵即逝。过去，江西曾错失不少发展良机，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频于争论，如主攻工业的思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过；三是要善于抓机遇。江西要做沿海产业转移的基地和沿海地区旅游休闲的“后花园”，正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才得出的对未来发展的结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不仅仅是“江西现象”（3）
胡平：江西人却不能沉醉其中，更没有丝毫理由自足。这其中的种种道理，省委书记、省长们大会小会上肯定是讲过很多次。我只讲不久前得到的两个深刻印象——
一是江苏全省境内现在正被一轮浙江的太阳给热烤，上至政府下至群众，从苏南到苏北，都在寻找与浙江的差距，用省委书记李源潮最近一番严峻的话来说便是：江苏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浙江。
按照民间公认的说法，江苏是有名的“富省穷民”，意即江苏的经济总量国内排名第二、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税收和对全国所作的贡献亦相当巨大，可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却远逊于浙江、广东等地。“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02年，浙江人均GDP比江苏高1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江苏高43。3％，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江苏高23。6％。”李源潮在学习浙江经验报告会上的发言毫不避讳江苏与浙江的差距。此外，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之首，年销售额超百亿的商品市场是江苏的3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所占数量是江苏的几倍。另外，浙江各级政府放手富民，敢于体制创新，适时进行经济调整，以及十分宽松的创业环境，也对江苏触动很大。李源潮举例说，2003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就超过了4；600亿元，占全省GDP的51％，高出江苏21个百分点。
这位省委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学习浙江经验，推动江苏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要用国际眼光和现代理念指导实践。
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江苏正在试图用浙江的钥匙打开自己的锁。江苏人放下架子，俯首称徒，是因为他们敏锐地看到，浙江的经验完全适用于江苏，若能真正地把浙江经验学到手，那将是江苏一次最低成本、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
二是以吃苦耐劳的小手工作坊著称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已走向衰败。但在该省，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前浙江的民间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军汽车制造业，浙江民企已经支撑着整个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一汽、东风、上汽每年有5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浙江。而吉利的始作俑者李书福，在1998年就用先斩后奏的方式闯入了整车制造业。现在“你造车了吗？”成了浙江私营企业主见面时流行的问候语。可以说，当今的浙江以创新、扩张升级“温州模式”，民本经济正在巨鲸般吞食汽车业，以及昔日被视为禁区的基础设施行业。
其实，这也是两种现象。它们与“江西现象”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现象比起来，分别呈现出当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路径。不过这两种现象还分明反映出吴越文化的显著特色——内敛与坚韧。江苏人、浙江人一向在外面低调行事，仿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关起门来却拼着命干，追星逐月地干，精雕细刻地干。你在浩大的西湖西进工程竣工之后去过杭州吗？有诗云——
我听见西湖是怎样一路
唱着吴歌流过你的身体杭州！
在一切水清澈流过之所我都听见
孩子的欢唱情人的吻声
杭州！你的人民
是天堂的居住者头戴桂花的金冠……
而我在黄龙饭店的顶层如入仙境
用酒鬼的眼睛一动不动看你……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
——走进明朝之一
胡平：这两年多次走马湘、鄂、皖、豫、晋五省，与各地学者、专家谈下来，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他们都指出官本位意识的严重是本省过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足以说明官本位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了。
倘若不是从政做官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人们自身也深深地满足着，那么，在好莱坞的片酬达上千万美元的施瓦辛格，就不必去竞选他任职后表示将不取薪酬的加州州长；普京也不会额头上多长了一只眼睛，百倍警惕已掌握巨大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寡头们。
但是，从政做官与官本位不能混为一谈。有着担当意识同时也抱有利己动机的人，与对做官趋之若骛、而且以此为人生目标者，也不是一回事。官本位更多地带有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色彩。我一直对明朝怀有强烈的兴趣，对明史的长期考察，也使我逐渐意识到，官本位在赣地有其长久的历史源头。
首先得感谢方志远先生，他是学界著名的明史专家。未曾谋面前，写作《千年沉重》时，我就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获益不少。此次访谈，更让我眼界大开。我愈加相信——零碎、片断的历史常常令人们沉醉、疑惑或是迷茫；惟有站在主峰之上，纵眼山势层层迭迭，人们才能走出历史，在如洗的蓝天下抒写我们自己的时代。
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
方志远（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人大常委）：官本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只要有国家政权存在，只要人们通过官位能够获得经济财富、社会名誉和地位，官本位现象就永远不会消除。但是从总体来讲，西方国家的官本位意识比中国淡薄一些，中国东部地区比中部又要淡薄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对官本位最大的冲击就是资本竞争、经济多元化，与此相反，历史上只要是经济、政治一统化，则必然导致官本位现象，而且是严重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只要哪个地方的官本位现象严重，这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一定是一统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夫子开始就推出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就是为用我的人而死。还有“学得文武术，货予帝王家”，这都是往政治上靠的典型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从近几百年开始，而是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成方式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样，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最初都是一些公国，后来逐渐通过一些协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像美国一开始是13个州，后来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拥有50个州的国家。中国则从来都是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而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官本位与个人权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
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为师。我以为可用“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来概括这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种风气，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风气之下，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之后才起来闹革命。洪秀全没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只不过有的走上了官场，有的走不上，走上了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书《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其中谈到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对官员都是实行低薪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体系，国家税收少，发给官员的薪水自然也少。为解决低薪制问题，俄罗斯是赐给官员大片的庄园，因为该国地广人稀。中国在两宋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到了宋明清以后，人多田少，没办法再这么干。此后的中国和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默认官员的受贿和贪污，他指出，国民党时代有实权的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公开收入的4至19倍，甚至最高的可能达到36倍。那些权力不大、不太会弄钱的，或者不忍心吸取民脂民膏的可能在4倍左右，而那些昧着良心干的厉害角色可能达到36倍。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明朝和清朝都是实行官员低俸制，以知县为例，明朝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两白银，清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40两白银。而且这些年薪还不一定能发给现金，也难按时得到，中央政府往往通过折算成稻米的办法来支付，有时甚至把其他国家进贡的苏木、香料、胡椒折合为年薪，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官员只好拿去卖掉，换钱养家糊口。像永丰县有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叫罗伦，他中了状元以后，上书抨击大学士，结果被贬到福建当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明朝只有三个海关，一在浙江宁波，只接待日本客商，而且限制进出口的数量；二在广州，所有南洋和西洋的客商都到这里缴税，这里的市舶司自然有钱。三在福建泉州，只接待琉球客商，就是现在的台湾，此地的海关很少有人来。所以罗伦只好上街卖字画以养家糊口，可见当时官员的工资低到了何种程度。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个知县的年薪达到600～1200两白银，比过去多了15～20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间，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钱银子一斤，600两白银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年薪是10万块钱。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养廉银里面包括对皇帝的进贡和官场来往的接待费用。我在省政协会议上也建议对官员实行经费包干制，把交通、接待费等费用全部打进工资里。譬如我到香港去讲学，接待我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月薪16万港币，内含接待费6万港币，学校根本不管派车、请客一类的事情，也无需发票报销，所有的接待事项都是他自己负责，由他发给我车马费、劳务费。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
金庸在《鹿鼎记》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千里做官只为财”。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写道：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当了知县以后，他就问手下的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没想到这个家伙听到这种回答以后很失望，认为这个速度太慢了，于是第一年就开始伸手，结果被抓住革了职，借的钱也无法偿还，被老婆骂得要命。
我读《王阳明全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一个书生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仆人，千里迢迢远赴贵州做一个小官，到任以后心情非常愁苦。结果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过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还不如金庸一语中的，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但他没有想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必然与发财无缘。
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是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也有三万。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即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三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人曾问我江西怎么样，我说江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自然条件还可以，物产还过得去，一般饿不死人，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愿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淮河两岸一有战事发生，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亦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
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进门前才穿上……
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就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坡篇》，他写到有朋友请他到北京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